龚菁琦

今年42岁的何春光，35岁之前从未想过多生一个小孩。他的家乡在赣湘交界之地，镶在山海之中，人情世故圈囿一处。

2011年，这位不喜“假模假式”报道的乡镇干部，看到了《凤凰周刊》的一张图片，一位失独母亲，趴在孩子的墓地上嚎啕恸哭。

当时，正值大批的独生子女已成年，同时父母年过50难以再生育，关于失独家庭的报道处在一波高峰。

何春光彻底改变了想法，进而改变了人生——他决定再要个孩子。

一切从“超生”那一刻起开始改变。中年干部，离开“安逸、受尊重”的体制内工作，不得已去另觅他处，一方面警惕自己掉入底层，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失去的尊严自证。

开除

决定要二胎时，何春光的女儿已有7岁，作为乡镇财政所的职工，多生一个的代价他很清楚，有同事被降级、降工资，有朋友与老婆被迫离婚，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看守所所长被免掉官职。气氛很紧张，干部对超生的弦都绷得紧。

可看到失独母亲的照片后，他悲哀，又感到不确定。“你能保证你的小孩健康顺利成长吗？”疾病、灾难、食品不安全，还有一个小女孩会遇到的种种欺凌统统涌入脑海，“我哥同学的一个女儿，14岁，暑假下河玩，不小心掉水里，完蛋了。”

出生于70年代的农村，何春光从小环绕在7位兄弟姐妹之中，模模糊糊的经验给他的感觉是，“你能说他们哪一个是多余的吗？”

县城里平安“超生”的小孩也有，有拿到准生证的，前提是头胎有缺陷的，有大领导愿意帮忙担责的，或者是夫妻假离婚的，再不然去外地躲生。

在他看来，“交了罚款，开除还是很少的。”毕竟无官可免，何春光认为最坏不过是降工资、交罚款。

趁着只有35岁，在乡镇开诊所的妻子30岁，何春光立即行动起来。但夫妻俩天真耿直，“不想搞假玩意”，假离婚、假证明、躲生的选项都被划去。大喇喇地，小孩生下来了。

怀孕期间，要好的计生干部还私下跟他说，“只要县里没人举报，真的怀孕了也会装作不知道，不过事后要交齐罚款。”

但县城太小，没有不透风的墙，更麻烦的是，他正撞上枪口，县里的新领导正在烧起“三把火”。

“计生属于三个一票否决，这一项没搞好，县领导的提拔，县里排名都有影响，此外直属的单位领导也要牵连。”何春光谈到，彼时县领导新上任，决定抓典型，立住威风。

果然，他和乡镇老师梁秋被抓成典型。时隔多年，何春光还在感叹自己的无畏与天真，当时要立案，写调查报告，他因太熟悉公务员系统，觉得是人之常情，“配合就配合，越配合就陷得越深。”

开除通知下来时，他被一锤击醒，但只有迷茫和无力回天。也曾努力过，他给领导发长长的短信，希望能网开一面。领导也怕被牵连，但还是体谅了何春光的难处，让他留下做临时工。

正式工作了10多年后，何春光变为一名临聘人员，被拨放到最远的乡镇。“好像是让你在这里好好反思，回避这个焦点，在别人的眼光中消失一段时间，不要引人关注。”

同被开除的乡镇老师梁秋则已经把八万块的社会抚养费都交了，这在当地算是巨额。可因有人与她当村支书的哥哥不对付，一定要举报到底，她还是被开除了，钱也退了回来。

或是因过于刺耳，何春光一般不提“开除”二字，更愿意用“下岗”代替。在他认识的“下岗”朋友里，医生、教师、公务员都有。

在人口专家梁中堂看来，因计生被开除公职的父母，一般以小城镇居多。大城市男女不愿生，认为一个小孩就够养；在农村，公职人员少，开除没什么威慑力；而在县城，既带有农村的生育观念，求个人丁兴旺，又有公职的束缚，开除在此颇为常见。

被家乡“抛弃”

边远的乡镇，生性严谨的何春光继续做着会计工作，归类、做账他是一把好手。审计局下来核查，到他所在的乡镇都说放心，“清清楚楚，没有糊涂账。”

日子一天天的打发着，不起波澜。何春光扮演着最熟悉的乡干部角色，开除的文书未曾公布，新的同事有些并不知情，没什么芥蒂。

一切似乎照旧——如果说没有后面那件事的话。

可就是有这样的巧合：有一天，何春光被派去做計划生育的账本。两年来，这个摊子都是糊糊涂涂的，赶上要检查，乡镇没人能挑起这个担子，领导见他踏实、能干，就把账单悉数交他整理，还给了2400元补助。

账单让何春光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他最敏感和介意的事，在这里得到实锤。比如，社会抚养费的去处，甚至收费标准还分淡季和旺季。

获得一手证据后，他有被忽悠的感觉，一股抑制不住的能量蠢动，想要更多人知晓。报社记者寻证而来，2014年《新京报》等媒体先后曝光此事。

后果何春光也料到了，得彻底离开。

“被家乡抛弃了。”何春光不无苦涩地说，此事一出，不光单位，家乡全无落脚之地。

作为小城最体面的公务员工作，本是养家糊口的最佳选择，“安逸、舒适、受尊重”，但一个被开除公职的人，会永远在一切公务员系统中除名。

这条路堵死之后，道路变得狭小逼仄，县城位于水源上游，鲜有实体经济，像样的企业岗少得可怜。而且县城眼睛多，嘴巴多，何春光已经被人看成喜欢给单位捅娄子的刺头。

最让他待不下的是精神上的失落，“想不通啊，好好地上着班，一下低人一等了。”

选择去大城市闯荡，成为38岁的何春光唯一像样的选择。妻子也同意，说是保不住能发财。大城市奋斗、一夜暴富，这样的故事听上去能挽回一些尊严。

力有不逮

和何春光一样，90%被开除的父母，都选择离开伤心之地，去外地谋出路。袁大福本是安徽一乡镇中学的教导主任，被开除后千里迢迢去重庆私立学校谋生，举家搬往重庆漂泊十多年。

2014年，何春光外出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招聘网站上找到的，坐标广州，3500一个月，是一家建筑企业的会计。

刚一去工地，竟有人叫他“郭总”，原因是他生得白白净净，收拾得利索，这都是当公务员时留下的气派，在工地上显得格外神气。

会计是老本行，但他却马上感到不适应，在企业除了算账之外，还要替领导出席无聊的会议，去别家公司学建筑经验，甚至食堂里的饭菜也归他管。老板对这位白净的“干部”本是寄予厚望，但后来也发现力有不逮，比如管个仓库，调度货物时他不能变通。

何春光眼里，这些事都太杂了，以往在单位只专会计这一项，轻松可控。做了5个月后，他换到“只做会计的一个企业”。中间他也应聘过更好的工作，大医院、进出口企业的会计主管，因掌握的软件系统、知识体系跟不上作罢。

不算最优秀，但好在有一技之长，何春光中考是全县第六名，上过师范，自学会计证。但也有一些“干部”最后去做保安，进工厂的也大有人在。有一位女博士，曾在高校教书，被开除之后，所有好的教育资源都与她无关，最后在一家民办中学，“相当于民工性质。”何春光 说。

同被开除的梁秋没有何春光潇洒，两个小孩把她吸附在乡镇，做代课老师成为缓冲之举，但工资少掉一半。最尴尬的是，学校来了一批新老师后，没人再通知她来上课。铁饭碗变成了任人摆布，梁秋很不服，决定以后不再去了，如今，帮家里看着一家小手机店面。

“没尊严”

在外面工作，何春光几乎见面就问人“有几个小孩”，下到食堂的阿姨，上到他的老板，得到生了两个或更多的答案后，他会立即追问，“生两个有错吗？”“生两个不好吗？”

他试图证明自己没有错、没犯罪。一来二去地，他总能在其中获得安慰。

离开家乡之后，他时刻都在反思，也大量阅读计划生育书籍，从一个计生文盲，慢慢形成自己一套攻不可破的逻辑，用来和他人辩解，更多是自我安慰。比如小孩多了会影响培养质量吗？他的答案是数量适合为止，根据每个家庭的资源情况，但不能卡死。比如人口多了会破坏资源和环境吗？他认为得把人放在全球化分工来看，固守一国资源领地的观念过时了。反倒是人口少，没人交税，这代人养老都是问题。

常年在外，他不怕劳累艰苦，最怕的是孤独。身边已然没有他同龄人，一群90后男孩女孩，为失恋大哭大闹，为释放荷尔蒙酗酒。在他看来幼稚且无意义，“追老婆、唱KTV的日子早就过去了。”

然而，他热血奋斗的年龄其实也已过去。

孤独时常缠绕，特别是想念小孩。“打电话都会掉眼泪，老婆常说，你听你听，你爸又哭了。”生两个小孩本是有意培养，却不得不分离。到后来，大女儿行为有些异常，他回老家带去办理了休学手续。

在广州，何春光遇到不少被开除的父母，他总结他们的人生境况，大多平平淡淡，“家庭还完整，生活还得去，有一份收入”。最惨的是“把妻儿留在当地，搞得妻离子散，自己在外面去世都有”。当然也有第三种，发家致富的，只不过认识的不到一两个。可即便事业上的自信找到了，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被抛弃之感，“讲到过去都感到没尊严。”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通过后，那种被抛弃感更加强烈。“不是降薪一级，停职两年，是永远被国家抛弃，被主流抛弃。”何春光敲着桌子，他认为这个“错误”跟工作没任何关系，以前还觉得生小孩有错，在国家认可二胎后，他坚信自己没有错。

为了找回尊严和回家的路，何春光去过北京，与计生委一个处长对峙，对方给的答复是，当年开除没有错，不开除也没有错。根据属地原则，具体他得去自己省份问。回到江西，他又被告知，这是上面的意思。兜兜转转，变成无解。

他的奔波，也并不是毫无作用，县里一度很关注，曾建议他回去当一名城管临时工。他拒绝了，后来还有传闻称县里为安抚他，和他签订了一份补偿合同。可真真假假，别人无从知晓。

自我证明

出去两年，何春光终究是回来了，县城逼仄，但抵不过对家庭的向 往。

“我就想带带小孩，照顾下家里。”他让老同学介绍一份中学代课的工作，教数学和政治。

还没上课，老同学就被学校领导要求写一份保证书，这在学校招聘史上是首次，因把何春光归类为不安定分子，得保证不会捅娄子。

曾在公家做事的他，一下体味出公办教师和代课老师的区别。“你就是打工的、临时的。”按他的能力当个班主任没问题，但领导并不同 意。

最让他脆弱的是，别人对开除者的眼光，何春光有一种“犯了错没人要”的感觉。按公务员识人的逻辑，他认为别人一定是认定了他不好说话，上下级关系处理不好，做人有问题，“不然怎么会开除。”

有一次，一位年轻女教师兴冲冲跑来故意问他，“你是来代课的吗？”他赔着笑，立即接了一句，“我以前也是有编制的。”

学校的活動他能不参加就不参加，谨慎地做一个边缘人。但他往往感到憋屈，不得已陷入一种自证的境地。潜意识里，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被打趴下了。“我不靠这个公务员同样可以赚钱，可以生活，没关系。”

衣着打扮他也颇有讲究，最贵的一件900多块。老婆跟他说，“钱多钱少别人不知道，但你的形象人家看得到。”他深以为然，衣服至少表面上能看到精气神。回来不久，他还买了一辆16万的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上下班，像县城普通公务员那样。

对于县里给他补助的传闻，或是之前在广州的工资，他很少正面回应，他愿意别人知道，但不希望知道具体多少，“让他们猜去吧，越高越好。”他享受这个感觉，“人家会感到你整个精神面貌都不同了，不错呀，还能争取到钱，还是很上进的。人就是这样，要感觉你没钱，酸得要死。”

对于坚持去学校工作，何春光也有背后的考虑。不想让别人看到天天在家，找不到工作，像个废人。在学校评比里，他教的科目排在第8名，一共17个班，还在中等。“那些正式编制老师也没有比我更厉害，证明我有这个知识储备，不是没用。”

兜兜转转四五年，对于回体制内，何春光还是抱有期待。

但他感到最大的隔膜是，和别人相比，对计划生育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了。别人觉得他傻，不值得，他还是觉得多生一个没错，对家庭更好。“老了躺病床上就明白了。”更不一样的是，他开玩笑称若再回去工作，不一定会那么勤勤恳恳。他坚持认为“犯不犯错和你的业务没关系，事情做得差不多就行”。

在代课的课堂上，他也敲着黑板告诉底下的学生，“不要以为你学习好，就可以说大话，为全人类的进步，为实现这个那个，这个大话不要讲，就是为你自己，为自己有尊严有体面的生活，这是最高目 标。”

（应受访者要求，何春光、梁秋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