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鸣宇

金融行业的张小小在知乎突然收获了三万多个赞，内容关于生育方面。

他今年36岁，东北人，定居上海，在那篇名为“低生育率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的文章中，张小小提出了一个概念——养育系统的奢侈品化。

奢侈品，其存在的逻辑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为一点更好的可能而支付翻倍的价格。在张小小看来，放在养育体系上，直观表现为众多父母愿意付出超过自身经济能力的代价，给孩子提供更优质的物质条件、教育资源等。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数个成人的财富与精力都将投到这个孩子身上。

这也是计划生育下的鲜明特色，“这种奢侈品化的育儿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有非常强大的约束力。”张小小对本刊说。

进口奶粉配奥数，儿童的必经之路

张小小只有一个孩子，正在念小学。孩子刚出生时，即便有质量过硬又相对便宜的国货可供选择，他还是会购买更加昂贵的进口奶粉，身边的朋友也是如此。

與父母过分关注婴幼儿食品安全问题相对应的，是我国私家车儿童安全座椅的普及率仅有3%，而美国20年前已完全普及。

在张小小看来，父母们追崇进口奶粉，却忽视同样重要的安全座椅，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奢侈品化养育环境的约束力影响。“因为人人都买进口奶粉，你没得选”，安全座椅却不是。

在计生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过去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典型的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

张小小认为，养育精力和市场的奢侈品化是由低生育率导致的，其更适用于较高城市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短期内也将成为中国的常态。

婴幼儿阶段给娃买奶粉，长大了后父母的精英化养育往往体现在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有位开设教育辅导机构的朋友曾和张小小说起现在做这行最大的难处，“可能是孩子太忙了，课程没法排”。

如今的一家三口家庭，一到周末，多是不顾拥堵，开着车一小时来到繁华商业区，不是为了买买买，而是为送孩子上补习课。孩子上课，家长在附近闲逛。

可时下流行的奥数、英语、钢琴等补习班，皆是有目标培训的技能课程。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在强迫与半强迫状态下才能坚持。

这是发生在张小小身边真实的故事，也是抚育精力投入奢侈品化的体现，这导致了以往半看孩子半学知识的兴趣班被挤出教育市场。一些不想给孩子报名技能课程的父母会发现，他们的育儿观念并不被身处的养育环境接受，市场上也很少有这样企业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经济有计划，人的生产也要有计划

张小小的童年可没有儿子过得这么滋润，甚至，他的同龄人有的连学都没在适龄的时候在本地上成。

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家当地，有7000多的同龄人因学校招满了，无法入学。他所在的班级，人数也多达83人，快要顶现在大城市的两个半班了，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是独生子女，仅有的例外是一对双胞胎。

张小小在长春生活，直到2005年南下福建工作，“从小到大很少见到有兄弟姐妹的同龄人。”

东三省曾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最显著的地区，这与当地高度城镇化密切相关。若按传统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华东等七大地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东北地区的城镇化率一直位居七区之首，最明显的特征是东北地区体制内就业比例高，大国企，圈子小，双职工家庭多，便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

不少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口政策，都出台于张小小出生的1982年前后。

为提倡晚婚晚育，第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1980年版《婚姻法》。与1950年版相比，涉及法定婚龄部分，男女均提高两岁。新法于1981年1月正式实行，使得不少并未达到晚婚年龄的男女决定赶在法令生效前，步入婚姻殿堂。同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次年，十二大将“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1979年1月17日，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十天后，新华社以一篇名为《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稿件转述了此次会议的主旨。“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

人口学家梁中堂认为，这是我国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起点。以往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政府以“晚、稀、少”为方针的倡导性活动。一篇学术论文中，梁中堂写到：1978年以前，不要说普遍性的经济处罚，在企业和国家机关搞物质奖励，也会被冠以“物质刺激”的帽子予以批判，因为不允许对工人实施“关、卡、压”，经济处罚并不多见。

“经济有计划，物质生产有计划，人的生产无计划，这本身就是不符合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因此，搞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必然的要求。”接受本刊采访时，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以此解释国家当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逻辑。

“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很快，计划生育还是和钱挂上了钩。

作为东北三省之一的辽宁，1979年颁布了《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诺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明确将超生处罚与超生者的工资待遇、福利、医疗等挂钩。比如超计划生育的职工，产假休息期间不准发工资；超生子女不能享受直系亲属劳保医疗待遇；征收多子女费等等。

无独有偶，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在1979年出台了各自的“计生条例”。

1979年，山西出台的条例规定，计划生育要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各条战线评选先进集体，应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标准，未完成上级下达的人口计划指标的单位，不得评为先进。这已十分接近此后在全国推广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该制度还规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治理地区未按期改变面貌的，不履行计划生育法定职责、分工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都将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单位当年和下一年综合先进、荣誉称号的评选资格。违法超生的党员开除党籍，公职人员开除公职等。

彼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直接缘由，是担心人口过度增长带来“人口爆炸”。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6%以上。这意味着每位育龄妇女或将生育6个以上的孩子。1979年4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先念代表中央作调整工作报告。讲话中，李先念表达了类似忧虑：“必须切实控制人口的增长。如果人口增长率不进一步降下来，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将超过十二亿。”

为完成降低高生育水平的目标，计划生育工作体制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下建立、健全起来。它带有种种“计划经济”的痕迹，其中最明显的特征便是惯于依赖行政手段。

1982年，全国“计划生育宣传月”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是如何开展1983年1月全国首个“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会议指出，活动必须以农村为重点，通过大力展开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使这项基本国策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声势浩大的宣传月最终进行了50多天。

“独生子女光荣”

“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已从河南省潢川县计生工作岗位上退休的张克发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采访时，还能流利地背出这些计生宣传语。他从事计生工作二十多年，因为刷这些标语练出了一手好字。

1983年，结扎、上环和人工流产都在数量上创下新高。据统计，该年全国男性结扎人数为451万，其中农村超过370万；女性结扎1607万人，农村人数为1293万。1983年的人工流产数据此前一直保密，直到2010年才由国家卫生部披露，为1437万人。

一支为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和育龄夫妇服务的队伍也在八十年代逐步建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全国已建立县级服务站2251个，包括医疗技术人员、宣传业务人员、药具管理人员在内的职工人数超过2.5万人。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优生优育指导：负责避孕药具的管理和发放等，是服务站的主要任务。

除了提供必要的生育服务，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予以独生子女家庭奖励。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是我国各地区较早实行的计划生育奖励政策。国家按月或者一次性按照一定标准给独生子女家庭发放奖励金，直到独生子女年满14或18周岁。

各省各地的奖励金标准不一，北京、上海等16个直辖市，按每月不少于10元的标准发放；重庆每队夫妇每月各领取2.5至5元；而较高标准的海南则是每月不少于100元。此外，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将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

出生于1978年10月的李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独生子女。他家現在还保存着红色塑料外壳的《独生子女证》。

办证时，李科只几个月大，白白胖胖的。证件拿到后，家里便开始领取独生子女费。李科十岁那年，单位还给他们家奖励了一个大铝盆。每年过“六一”，单位还会发放些装着饼干、糖果的铁盒，上面印有“独生子女光荣”的大红字。

人口问题是具有惯性的

“原来提出一孩政策时，中央有明确这个政策是短期的，或者叫本世纪内（二十世纪）政策。走到下一个世纪，中国的生育政策到底是什么？得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世纪之交时，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曾询问过一位原国家计生委干部。

早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术界曾展开过关于是否该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

乔晓春介绍，“因为物质生产的计划经济取消了，但计划生育还存在，这二者是存在矛盾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顾宝昌教授也曾在论文中写到，我们比较熟悉高生育率下的计划生育工作，却不太熟悉低生育率下的计划生育工作，不太熟悉市场经济下的计划生育工作。

1993年，乔晓春联合几位青年学者，成立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与对策研究组。低生育率会产生的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人口负增长。1994年，小组牵头在北戴河举办了“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

会议结束后，由小组成员穆宗光，现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执笔，撰写了会议综述，其中提到，“中国人口发展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越少生越好，也不是生育率越低越好……低生育既是一个世界性里程碑，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基点，是从对付高生育率的问题，转向面对低生育率的挑战。”

九十年代，中国多数省市开始接近甚至低于生育更替水平——这是指同一批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恰好能够替代她们本身以及她们的伴侣。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为1.2，此后计划生育部门公布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保持在1.8左右。我们通常所说的低生育水平，是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的生育率，即总和生育率小于2.1。

依照现有数据对比，我们无疑进入了低生育水平的时代。

“我们当时提出生育率下降后果的研究，实际隐含的建议是要调整计生政策。”乔晓春认为，人口问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有惯性的。就是说一旦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再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