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贻辰

陈杰70岁的母亲胡效敏，退休前是名小学语文老师。2017年3月，陈杰发现父母深陷投资和保健品骗局不能自拔，两位老人还被号称能带来高收入回报的“投资项目”骗去80万元。而且，患病半身不遂的母亲，和父亲一样只相信骗子推销的“神药”。

陈杰为阻止父母越陷越深，同时为了防止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毅然辞职创办了一家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开设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专门受理受骗老人及其家人的投诉。他决定，死磕那些骗子。公司运行虽然步履维艰，但为了揭露骗子的伎俩，陈杰依然愿意“永不放弃，永远尝试”。

这是一场和骗子争夺父母的“拔河赛”

陈杰觉得自己一直在输。自从2017年春发现父母深陷投资和保健品骗局后，这个43岁的成都男人就开始节节败退。他无法拦下一个接一个被父母带回家的“好项目”，也没能追回父母被骗走的80万元投资款。他甚至一度不能主导半身不遂的母亲如何进行康复治疗——比起正规医院，父母选择四处向“神医”求药。

陈杰发现自己被卷进了一场和骗子争夺父母的“拔河赛”，他用尽全力，却眼睁睁看着父母滑向骗子那边。他辞掉工作，创办了一家公司，专门“防止老年人上当受骗”。他决定，死磕那些骗子。

陈杰以公司的名义开设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专门受理受骗老人及其家人的投诉。根据老人提供的资料，陈杰免费对他们的消费或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再给出具体的维权建议。这些经验，都是他为父母的事奔走时攒下的。当地媒体报道后，公众号后台每天都能收到几十条留言和投诉。陈杰把所有心思用在上面，随时准备跳上公交车，从城西跑到城东，去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挨个反馈情况。他的手机永远挂在脖子上，“方便拍照取证和接打电话”。

陈杰加班加点地研究总结保健品诈骗、医疗诈骗等13种诈骗形式的特征，每一种都附上投诉和维权的热线及方法。他还计划拍摄一些利于传播的小视频，教会更多的人分辨骗子。他的工作节奏已经很快了，却依旧觉得“赶不上骗子进化的速度”。后来他发现，就连在以前他认为和保健品骗局没什么联系的农村，也有人从城里带“好东西”进来，把劣质的洗脚盆卖出几千元的价格。

在陈杰看来，骗子从最早的钻空子，到如今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产业”，行骗方式和套路都在不断演进。与此同时，“社会大众还把老人被骗，当成稀松平常的事，认为很轻易就可以预防。”陈杰说，自己推广防骗理念为老人服务时，感受到的最大困难其实并不是老人难以理解这些知识，而是“老年人身边的人不把这个当回事儿”。

陈杰曾经也是个不把这个当回事儿的人，直到2017年3月他发现，在父母那个被名目繁多的“投资项目”和“神药”包围的家，自己已经快没有落脚之地了。那时，父母家里的抽屉，塞满了母亲胡效敏几年来攒下的各类借条、协议和投资证书。这位70岁的老人把80万元的积蓄悉数砸了进去，只为“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和“给儿子孙子留点儿遗产”。

胡效敏瘫痪有些日子了。发现自己可能被骗后，她迈着越来越沉重的步子，把这些遍布成都市的公司反复走了几十遍。但一次次的奔波后，她等来的却只有闭门羹。后来，胡效敏得了脑梗塞，两条腿像面条一般软绵绵的，这个老人再也抬不起腿去要钱了，最终才向儿子坦白一切。

如果可以，这些被骗的事，胡效敏一个字也不想说。就像和那些受骗老人聚在一起时，他们从不谈论被骗的事儿一样，“哪个说这个哟，太伤心了。”胡效敏说，被骗的老人只会结伴坐公交车去维权，一次次无功而返后感叹一句，“这个社会为啥会有这些坏人啊，我们太造孽了，没得人救我们。”

那段日子，母亲跟儿子絮叨，“有哪个人来帮帮我们就好了。”陈杰那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整理母亲的各个投资项目，挨个儿求证、投诉、反映意见。可是，骗子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几个月下来，陈杰没能为母亲追回1分钱。陈杰反思过，是自己忽略了父母，对父母关心照料不够，这才让骗子乘虚而入。所以，“要多给父母打电话，经常关心父母，就可以预防这些骗子了”。

可发现母亲受骗后，陈杰还是没能赢下电话听筒的主导权。在母亲电话被占线的时刻，一个又一个年轻声音密集地轰炸病床上的母亲。有人邀请母亲去“领小礼品”，有人力邀母亲“来考察一下我们的新项目，肯定能赚钱”。“人都病了，不要打来了。”胡效敏合上手机盖。可是没多久，电话又响起来了。

身为退伍军人的陈杰父亲，也一直瞒着家人。他在一个“老战士俱乐部”做理疗、买“神药”。甚至，这个老人宣布，要把瘫痪的妻子送到俱乐部里请“专家”治疗。

陈杰的弟弟压不住火气，和父亲争吵起来。混乱中，父亲抽了弟弟一耳光。弟弟不敢还手，大吼一声，握紧拳头砸向了餐桌的大理石台面。这一砸，弟弟的手变得鲜血淋漓，骨头也折断了。然而，弟弟最终还是没有拦住父亲。到了母亲该去医院做康复训练的日子，弟弟和父亲为母亲该去哪里治疗闹得不可开交。陈杰跑到那个“老战士俱乐部”，抄起椅子就开始砸桌子，用椅子腿去戳破皮质沙发。

出完了气，陈杰发现自己又输了，“我可以砸掉那些地方，却依然挽回不了家人。”

他想让自己的公司，尽可能多地戳穿针对老人的骗局

陈杰在成立公司后，常常也能感受到其他子女劝不住父母上当受骗的无力感。有人向他诉苦，父母怎么也不听劝，证据摆到面前也不信。還有人说着说着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跟骗子更亲”。

这种万般无奈的感觉，陈杰明白。2017年夏天的一个周六，他送完孩子上辅导班，赶去父母家，只看到空无一人的屋子。母亲的电话无法接通，陈杰找遍了周边的街道，给所有亲人打电话，没人知道父母的去向。当晚，他报了警。

几天后，父亲在电话里告诉陈杰，自己开车带胡效敏去北京“治疗”了，“3个月就能重新站起来”。挂上电话，陈杰哭了。父子俩已经很久没说过话了，陈杰不知该如何开口。他唯一能确认的是，“要让自己忙起来，一停下来想这些事，心里就难受”。

陈杰拿出纸笔，开始一点点询问母亲受骗的经过。越问越是心惊，在公交车站、超市卖场，甚至是小区楼道，传单和骗子无处不在。他们从做健康检查、帮助提菜篮子开始，一步步发展到去家里打扫卫生一起做饭，再成了干儿子和干女儿。最后，老人理所当然地被骗。

“这不是提醒父母一两句就能预防的。”陈杰摇摇头，对记者说：“就像是赤身肉搏的人面对着飞机坦克，组织严密的对方研究了你的性格、心理，一点点用套路攻破。别说老年人了，骗子这样研究我们，谁能拍着胸脯保证不会受骗？”

陈杰心疼活动空间被束缚到床上的母亲。退休前曾是小学语文老师的母亲告诉陈杰，被骗都是因为自己错了，“学习不行了，笨了。”“你没错，是骗子厉害，你哪里做错了？”陈杰听着眼泪快出来了，“你只是老了。”

陈杰很清楚，这些年，老人被骗的新闻不少，自己身边也有许多老人受骗。可发生后，听到的大多都是子女对父母的埋怨。这个中年男人眼看着受骗的老人被打上了傻、笨、不看新闻的标签，“好像老人被骗就是活该，可人老了大脑退化是正常的。今天我们嘲笑讽刺老人，几十年后我们就能躲过这些骗局吗？”

自从创立了这家防止老年人上当受骗的公司以后，陈杰的口袋里永远揣着好几个小金橘，赶路时匆匆剥皮一口塞进去，一日三餐怎么简单怎么来，妻子说他“过得像个单身汉”。 有几天，因为不断和受骗老人及家属沟通，他的嗓子變得沙哑，打电话时连母亲也分辨不出他的声音了。

有一次，陈杰接到投诉，对方说想认定盖有美国某组织戳子的保健品，不会说英语的他，抓起电话就拨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父亲参加的组织号称和中央某部门有关，他就一笔一画地给这些部门写信求证。

尽管陈杰说不准自己的公司明天会不会关停，但他依然愿意“永不放弃，永远尝试”

一个人做这件事不容易，整日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心疼陈杰，她会祈求每一个来访的客人，“帮帮他嘛，帮帮他嘛”。一旁的陈杰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其实他心里知道，帮助他的人已经很多了，比如家附近的彩票店、水果店和家政店，无偿为他挂起了公司宣传海报。水果店的老板娘，甚至还会帮他主动给老人发“反诈骗的传单”。还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志愿者加入他的公司。杨皓岚是其中之一，这个姑娘在微博上看到陈杰的故事后，和同班的几个同学商量好一起加入。

杨皓岚的老家在四川农村，爷爷就曾花几千元买过劣质的洗脚盆。过年回家后，她把脚放进去，不到30秒就疼得受不了。后悔的爷爷也不跟子女说这事儿，默默地把洗脚盆放到了房子的角落。返回学校的杨皓岚决定，“我不能当没有看到这件事”。“如果谁都放任不管，骗子会更加猖狂，只会让一个又一个家庭卷入，最后没人躲过。”她说。这个不满20岁的姑娘和她的同学，因此常常需要消化很多无能为力的悲伤。他们和陈杰，曾一起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服务。这位老人给老伴治病的钱，被骗子忽悠买了保健品。他们跑了多个部门反映问题，但销售保健品的公司早已溜之大吉。看着老人絮絮叨叨抹眼泪的样子，杨皓岚觉得无力又难受。

陈杰告诉杨皓岚，“老人被骗后，会受到来自亲人的二次伤害。我们倾听他们帮助他们，哪怕只是给他们一点点的心理安慰，也是好的。”

现在，每一次走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陈杰都能感受到对方态度的变化。尽管追回被骗资金依旧困难，但填写完资料后，工作人员听完陈杰讲述公司磕磕绊绊的发展历程，最后会送上一句鼓励的话，让陈杰十分欣慰。

一个“每天都能看到老年人被骗”的年轻人说，陈杰像是为这些老人开了一个“心理康乐中心”，陪伴那些因受骗而不安的老人，“就这一点，我就特别特别敬佩他”。只是，这场“拔河”比赛，陈杰赢的可能性还是太小了。他把母亲送到正规医院，开了药，还安排了康复治疗的疗程，打算陪母亲一点点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但几天之后，当他去家里探望母亲时，却发现了一排排没有包装标签的“神药”，而他在正规医院开的药，不知道被塞到了哪儿。一问母亲，才知那些“神药”都是父亲拿回来的。

在帮助其他老人维权的另一个赛场上，绳子那头也没有松动的迹象。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后，有人问陈杰，“你这样能行吗？”更多的人会劝他，“我们都投诉过了，真没办法，任何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没错，大家早晚都会明白，没有一个部门或者个人能够应对这种挑战。想要战胜这些骗子，就必须全社会合力。”陈杰每次的回答都一样。他依旧会一次次找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对方商量该如何劝说老人。社区年轻的工作人员无奈地摇摇头，“我还能做点什么呢？”话说完了，一阵沉默后，两个人还是决定要和警察一道，再去老人家里一趟，“至少再试一次吧”。

陈杰很清楚，自己的“跑腿”不会立竿见影，可是“跑一次、再跑一次，就会让更多人看到，大家会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会明白哪些是我们的权利，会清楚我们应该如何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其实，陈杰就连自己的公司会不会明天关停，他也说不准。面对困难，这家注册金额仅10万元、员工仅1人的公司随时可能倒闭。但陈杰也想好了之后的路，“这些经验会留下，日后有类似的公司，我会第一个加入。”那个如今拥有800多个粉丝的“保护伞乌托邦”微信公众号，就是陈杰眼中的经验。他知道，公司的诞生和维系都有些乌托邦性质，但他依然愿意“永不放弃，永远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