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裕新

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派出了32万名指战员参与 “抗美援越”战争，我是这32万人中的一员。从1966年3月出国至1969年3月归国，三年的越战生涯，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突遇空袭

1966年10月6日上午8时许，我军部队正在进行工事施工，突然数架美国飞机呼啸而来，紧接着响起一连串的炸弹爆炸声、机关炮扫射声，我军官兵们立即隐蔽到各人的防空掩体里。

援越抗美高炮战士利用战斗间隙自娱自乐。

我当时是连队文书，连长李喜元和指导员汤安想经过简短商量后，命令我向机枪阵地运送弹药。这时一名上海工人周师傅飞步向前主动请缨，我就与他各取一箱子弹往机枪阵地飞跑。刚跑了200米左右，我就被一块石头绊倒（为了防止空袭，要随时注意空中情况），膝盖和胳膊摔得很痛，子弹箱的把手也摔断了。我爬起来，把子弹箱往肩上一扛，一瘸一拐地继续往阵地跑。周师傅见我负伤了，就把我肩上的子弹箱扛了过去。到达阵地，我们立即帮机枪班装弹盒。

之后，我与通讯员黄金贵分头奔赴工地找各班排长了解情况，然后就听到机枪阵地传来炸弹爆炸声，指导员向我一招手命令道：“朱裕新，跟我上机枪阵地！”周师傅也即刻跟上。我们刚跑到阵地，就看到战友唐庆佑身负重伤、昏迷不醒了。卫生员赖显才帮唐庆佑包扎好伤口后，身材高大的周师傅上前说：“我来背他。”我们就一人背、三人扶，很快就把唐庆佑背回连队驻地。这时，连长已安排好车辆，随即把唐庆佑送到团部卫生队。

接近黄昏时，又一批敌机飞临我连阵地，我们都在防空壕里观察敌机动向，当天敌机一直轰炸到太阳下山才离开。晚上，部队回来后，连排干部一边吃饭一边研究明天的防空方案。据上级情报显示，明天敌人将会有更疯狂的轰炸。饭后，炊事班立即和面炸面饼，分发给战士们。当晚连队趁夜往大山沟对面转移，我和五个步枪手被安排留守营房。

7日早上7点多，敌机果然来了，他们批次多，间隔密，专找6日被暴露了的机枪阵地投弹。6日当天，我连重机枪阵地已暴露，谁知一营高机连三班于当夜又转移到同一个山坡上，距我连已暴露的阵地仅百米，这是7日敌机轰炸的重点目标。

敌机开始轰炸了。我们每人一个防空洞，敌机从右边俯冲，我们的身体就往右边洞壁贴；敌机从左边俯冲，我们就往左边洞壁贴。下午2点左右，洞外一声巨响，我们的耳朵几乎都被震聋了，飞扬的尘土遮天蔽日，洞里如同黑夜。我坐在两个箱子上，只觉得背部、腰部都很疼。

尘埃落定后，我们从防空洞里出来，发现营房全被炸毁，现场一片狼藉。我立即召集其他留守人员，往沟底的后山撤离。

次日，连队回来了。据统计，6日除机枪班重伤一人外，其余仅有两人被弹片擦破皮，一人在转移时摔下悬崖负伤，其他一百多人安然无恙。

探查炸弹

自从我们的营房被敌机炸毁后，连队搬到半山腰上。连部勤杂班营地旁有一个石洞，因经常遇到空袭，我把弹药及文件箱搬入石洞，并在此住下。洞内很潮湿，睡前垫的干草一觉醒来就会湿透。

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抄写连队的《战地快报》，三排长李宜川喊我：“文书，带上尺子，我们一起去山沟探查老美扔的炸弹。”我跟着李宜川出发了。走了半个小时，我们到达一处山沟，发现有一颗约两米长的炸弹横卧在沟底。李宜川精通工程爆破技术，他教我先倾听弹中声音，若其发出钟表的滴答声，必是定时炸弹，若无则属“臭弹”。我们把身上所带的铁器放于远处，以防产生磁场，然后接近炸弹，卧倒，耳贴弹体静听，确认弹中无声音后，再轻轻地拉开皮尺丈量。经估算，这颗炸弹属700磅重型炸弹。我们做好记录后，随即引爆炸弹。

自制像章

1966年至1969年，中国人都特别流行佩戴毛主席像章，但我们部队的伟人像章仅限于上级分派，每人仅有一枚。战友们便尝试用熔解后的燃烧弹弹皮自制像章。这个方法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流传开了。

大家先是利用假日休息时间去捡弹片。若能捡到二三十厘米长的弹片，就用钢锯把弹片锯开，分给众人。大家便找来软泥或略带细沙的土粉，把现有的像章压在软泥上形成像章模具，然后找一块不易引发火灾的地方，将几块石头拼起来，架上罐头盒就开始烧弹片。约一个小时后，弹片慢慢熔解，接着将熔解的铝水倒入模具，一个较粗糙的像章就铸出来了。大家再用砂纸、纱布将像章打磨光滑，成品就做好了。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能通过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制出伟人像章，大家都十分高兴，感到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