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婷，姜秀花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北京 100730)

·妇女史研究·

唐群英妇女参政思想及其实践探析

倪 婷，姜秀花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北京 100730)

辛亥革命时期，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和妇女运动的兴起，中国发生了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唐群英是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的中坚人物，其关于妇女参政的思想为妇女参政运动提供了理论前提，其宣传倡导活动为妇女参政创造了舆论空间，其参政诉求及其实践直接推动了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唐群英的妇女参政思想及其领导的妇女参政运动，在理论上已具备现代政治主张的雏形，在实践上采用了现代民主运动方式，在妇女参政诉求上，初步奠定了妇女参政的基本框架。

妇女参政；妇女运动；唐群英

辛亥革命时期，伴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妇女运动掀起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妇女运动以争取男女平等、谋求女性各项平等权利为目标，而其中争取妇女政治权利、平等参与政治构成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核心，进而在民国建立初期掀起了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开启了中国妇女争取政治参与的历史进程。唐群英是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的中坚人物,是近代早期女权主义思想家、实践家，是中国近代女权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为妇女参政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妇女参政思想及其实践颇具特色，产生了重大影响。唐群英的妇女参政思想探讨了实现妇女参政的途径和方法，其发起的妇女参政宣传倡导活动为妇女参与政治创造了必要的社会舆论，其组建的妇女参政团体为妇女参政运动提供了组织保障，并直接领导推动了中国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

一、民国初年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1]

(一)国际妇女参政运动的启迪

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国际妇女运动出现了第一次浪潮，其主要目标是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就业权和受教育的权利，国际妇女参政运动取得快速、激进的进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席卷美国，其组织性强，斗争方式日趋多样化和激进化，“国会争取妇女选举同盟”“妇女党”“平等联盟”等一批富有战斗性的妇女参政团体成立，开始号召妇女以举行游行示威、纠察、诘难候选人、绝食等更为激进的方式争取选举权。在英国，1903年，克里斯塔伯尔·潘克赫斯特夫人(Christabel Pankhurst)成立了激进派妇女参政组织“妇女社会政治同盟”。自1905年干预自由党政治会议起，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就开始采取激烈手段争取参政权，如扰乱演说、不服从法律、拒绝纳税、闯入内阁、捣毁会场、包围大臣、阻塞交通、焚烧车站、毁坏商店橱窗等，被称为“战斗的参政派”。1912年《东方杂志》刊发了《英国女子参政党之分裂》《英国女子参政案之顿挫》等文章介绍英美国际妇女参政进展，同年，美国妇女参政运动领导人、国际女权运动联盟创始人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时译“嘉德夫人”)率代表团先后到上海、北京访问，向中国妇女界传播了世界各国妇女的参政现状和有益经验，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妇女的参政热情，中国妇女的参政运动在行为方式上一定程度上效仿了英美国家妇女参政运动。

(二)妇女参政思想在国内开始萌芽

辛亥革命时期，民主思潮纷至沓来，西方女权思想通过译介方式传入中国，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之一，其中关于妇女平等政治参与的思想得到大力传播。1900年《清议报》刊载译作《论女权之渐盛》，向国人传播西方各国女子争取参政权的信息。1903年，《新民丛报》刊发《弥勒约翰之学说》，介绍了西方自由女权主义理论奠基人、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参政促进会的创办人约翰·穆勒关于妇女政治地位和政治参与的论述，文章指出“女人之有政治权也乃终必不可免之事也”[2]，呼吁妇女应拥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参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撰写文章、书籍，系统探讨妇女参与革命和政权的问题，其建议和主张为妇女参政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具体借鉴。1903年，在资产阶级革命家金天翮所著的中国第一部提倡女权的专著《女界钟》中，从理论和事实两个方面，系统驳斥了反对女子参政的各种言论，指出“女子议政之问题在今日世界已不可得而避矣”[3]，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妇女参政是妇女运动的主要问题，将参与政治权列为妇女7项人权之一，指出妇女参政的内容为监督和组织政府，并对妇女参政的各种形式提出了具体设想。孙中山则态度鲜明地支持男女平权和妇女参政，指出妇女同样在建设国家方面承担责任。

(三)妇女自身参政意识逐步觉醒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逐渐开展，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女性要求参与国家事务的呼声更加强烈，通过《女学报》《中国女报》等大众媒体向妇女群众发出了关心国家命运、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呼吁。1898年，《女学报》刊登名为《劝兴女学启》的文章，鲜明地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4]的主张，要求女性担当国家民族重任，将妇女解放的命运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了重义务轻权利的倾向。其他较具代表性的文章还有秋瑾刊发于《中国女报》的《勉女权歌》、何香凝发表于《江苏》杂志的《敬告我同胞姊妹》等。在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权利意识大大增强，在自觉地将女性纳入国民行列之时，进一步强调女国民应享有的权利，有的女性公开发表演说：“天地间既然生了我们这样一个人，我们就应享有一分自由权，这自由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5]妇女与男子平等享有权利的观念日渐萌发，成为争取政治参与权的思想基础。

(四)辛亥革命为妇女参政运动锻炼了妇女人才

辛亥革命时期，大批妇女投身反帝爱国群众运动，以各种形式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国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时期投身革命斗争的各阶层妇女和妇女积极分子，有一定知名度并可查到的有380多人[6]。她们有的暗中联络并策划起义；有的参加暗杀活动；有的组织革命军事团体；有的开展募捐，资助革命。孙中山评价道：“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7](P561)经受了辛亥革命洗礼和锻炼的资产阶级革命妇女成为发动妇女参政运动的核心力量。

二、唐群英妇女参政思想

(一)猛烈抨击男尊女卑思想

唐群英认为封建的纲常名教是妇女觉醒的最大障碍，要争取男女平等和妇女权利必须首先打破三纲五常的束缚。唐群英揭露了“三从四德”之学说如何愚弄和毒害妇女，从而使妇女沦为男子的玩物：“自三从四德之学说中于人心，于是一般男子以有德无才为女子之天职。而女子不自知其为男子愚也，亦相安于无知无识，有耳而聋，有目而聩，有口而瘩，有手而骈，有足而刖，有心而茅，起居服食仰给男子，颐指气使听诸男子，金粉胭脂以媚男子，不曰家长则曰所天，不曰阳刚则曰阴柔，男子则有万能，女子则惟一顺……我国女子，上焉者，男子之玩物耳；中焉者，男子之使仆耳；下焉者，恣睢磨折，凌虐禁锢，使之死不得。”[8](P598)她还批判了“男尊女卑”如何使中国女权丧失，在封建社会“天高地卑，乾健坤顺”教条束缚之下，宣扬“以女子无才为美德，以服役男子为天职”，从而导致“长夜漫漫，坤维不张，女权遂剥”[9]。

(二)主张男女平权是社会平等之基石，是实现妇女参政之前提

男女平等意识的产生是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重要标志。唐群英从人生而平等萌发出男女平等的思想：“人也者，对于世界动物之最高者也。故其生也，自呱呱坠地之时，至奄奄垂死之日，无男无女，皆立于平等。”[9]她还提出自由、平等皆为人类所天赋权利，提出：“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8](P580)。在此基础上，唐群英进一步提出，妇女同为人类，共享人权，提倡女权即人权，男女人权平等。在唐群英起草的《湖南女界联合会宣言书》中，认为人权由天性而来，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女子同为人类，共有天性共享生活，理当享有人权。她提出了女子应享有财产、政治、教育、职业、婚姻五种权利[10]。

唐群英将妇女享有参政权作为实现男女平权以致实现社会平等的前提：“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予女子以参政权不可。”[8](P579)在实现妇女参政权的方式上，提出要通过女权运动恢复妇女人权，并将“取得公民选举权被选举权，得参政治的创造”作为恢复妇女人权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

(三)先尽义务，再享权利的妇女参政路径

提倡女权，首先要承担义务。中国妇女运动兴起于民族危亡空前严重之际，资产阶级革命派把争取女权纳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之中。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女性，唐群英的女性政治和权利意识觉醒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斗争无法完全割裂开来。她认为女权之丧失，与女界不承担对国家的义务有关，指出：“我国女界数千年来，浑浑噩噩，以依赖为生活，以服务为义务，不知国家为何物，且不知国家与女子有何关系，故对于国家放弃权利，对于男子毫无自由。今日恢复女权，还我自由之声遍天下”[11](P65-68)。在民族危亡之际，唐群英形成了“共担义务，同尽天职”的思想，认为妇女要同男子一样，共担救国义务，同尽爱国天职，提出“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迫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则不失天职，即能得自由之先声”[11](P65-68)。

唐群英在强调同尽义务的同时，还特别提出要与男子共享权利，认为“今日义务，即他日权利之张本”[11](P65-68)，并将其作为实现妇女参政的有效路径，认为女子承担了国家义务，即获得参与国事的权利，“夫义务者，权利之对待也。女子之义务，既不稍逊于男子，则权利何得独不能与男子同享，至谓女子程度低下，不能充当议员与闻国事者……此非程度问题，乃人权问题”[12](P55)。

三、唐群英为妇女参政进行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一)创办报刊，为妇女参政营造社会舆论

随着妇女界要求参政、实现男女平权的革命浪潮的高涨，以唐群英为代表的女性资产阶级革命家重视创办妇女报刊，既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又注重提倡女权和妇女参政。通过创办报刊，一方面向社会大众传播女权、妇女参政的一般知识，为妇女参政营造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则号召女子参政，启迪普通妇女参政议政的思想觉悟，从而为妇女参政运动争取群众基础。

1912年10月，唐群英创办《女子白话旬报》①，1913年创办《女权日报》，全力倡导妇女参政。《女子白话旬报》以“达到男女平权”为宗旨，《女权日报》则倡导“男女平权，并参国政”。在创办报刊的目的上，唐群英明确地指出，创办《女子白话旬报》就是要“使我二万万女同胞智识增进，能力扩充”“复其固有之平等自由，大同博爱之地位”[9]。因此，《女子白话旬报》有着明确的传播指向，其所有宣传基本围绕妇女参政而展开，从政治、教育、经济等方面提高妇女觉悟，增强参政能力。在政治方面，其主要宣传“女子也要过问政治”，如《男女革命是增加社会的幸福》[13]等文章通过阐述妇女与国家政治间的密切关系来树立妇女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理念；《参政权必争之原理》不仅向女界指出参政权应为妇女界首要争取的权利，而且还对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的具体措施提出建议，如“组织完全政党”，并向女性发出“平日研究政治”的呼吁[14]。在教育方面，强调“男女教育平等”的重要性，“权利平等这个事情，须得从学问平等做起，然学问平等，又不能不从教育平等做起”[15]。同时，《女子教育大二问题》提出要在女子教育内容中引入政治知识教育，“各省从小学起，添入政治法律科目，高等学堂设法政专科，或者另设法政教员养成所，或设法政传习所，刊行法政杂志，设立法政学会……为参政之预备”，“此常识亟须培养，然后始有女政治家出现”[16]。在经济方面，倡导妇女享有平等财产权，提高妇女经济地位，为提高妇女参政地位提供保障，“女子在社会上既没有财产的主权，自然就没有经济的势力，没有这个势力就没有管理社会国家的权力”[17]。唐群英在该报发表了《女子参政同盟始末记》《女子参政之先声》等一系列倡导妇女参政、提倡女子教育的文章，反映了妇女要求参与政治的主张和实现平权的要求。

《女子白话旬报》将“普及女界知识”作为该刊定位，鉴于当时妇女的文化水平一般较低，唐群英认为在“女学未发达之日，女权未伸张之时，示以高文则难达，演为白话或易懂。使听者如闻暮鼓晨钟，观者如见稗官野史”[9]。同时，唐群英还清醒地意识到在“女学未发达”“女权未伸张”的社会现实下，争取女权和妇女参政“非合全国二万万女同胞合力竞争不能成功”。因此，《女子白话旬报》确立了“以至浅之言，引伸至真之理”的办刊思想，专门以通俗的语言文字进行宣传，使稍有文化的人能阅读，没有文化的人能听懂，使妇女参政的思想主张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推广。

(二)组建妇女参政团体，为妇女参政运动提供组织保障

组建团体是妇女集聚自身力量以争取解放的有效途径，对妇女运动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自戊戌维新时起，中国社会出现“群学”思潮，20世纪初，先进女性也认识到“合群”的必要性，将组织团体视为“爱国之始基”[18]，各种妇女团体开始大量涌现，其中，以倡导妇女参政为目标的妇女团体占有了一定比例。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组建相当数量的女子军事和后援团体，在武昌起义胜利后改为妇女参政团体。各种女子参政团体的成立促进了妇女参政运动的高涨，但同时也存在各团体目标不一致，行动分散的弊端。1912年2月，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国民会、女子同盟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合并成立全国性的妇女参政团体——女子参政同盟会，唐群英任会长，争取妇女参政的各方力量得以整合和壮大。

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十一条政治纲领第一次以团体纲领形式提出妇女参政的奋斗目标。首先，鲜明地提出了促进妇女参政的主张，即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男女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次，确立了组织的斗争目标：“坚持到底要求女子的选举权，一次争不到手，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手，三次四次，以至于无量数次，不达到目的是万万不能止的”[19]。再次，制定了争取参政权的途经方法：“本会的同志，总要个个负责任，个个尽义务，同心一致，研究进行的方法，扩张党内的势力，目前最要紧的，就是急举代表分赴各省，组织支部，以为本部的后援，并须要求各省的议会，电达参议院，将女子选举法案，速行订定”[19]。总会成立后，即派人到北京、上海、武昌、湖南、湖北、苏州、浙江、河南等地建立分会，扩大声势与影响。

女子参政同盟会作为各界妇女参政团体的联合组织，有效地将支持和推动妇女参政的有生力量团结起来，成为一股鲜明表达参政主张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团体，向全国发出《女子参政会致各省都督等电》，在民初政治生活中发出了妇女参政的呼吁，不仅促进了大众觉醒，也推动了妇女参政的进程。

四、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诉求及行动

(一)争取在宪法中确认男女平权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公民的权利义务，其基本原则体现了调整基本社会关系、确认国家权力结构时遵循的根本价值和基本精神，也是其他各项法律的立法基础。争取将男女平权写入宪法是保障妇女参政的制度基石。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唐群英等人提出了规定男女平权的条文的立法建议，要求“请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不须订明，即将本国人民一语，申明系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解释宣布，以为女子得有参政权之依据”[8](P580)。但3月11日正式公布的《临时约法》对女子参政权未作出明确规定，唐群英等人即刻上书孙中山，指出《临时约法》未将女子与男子权利一律平等作出明确规定是一种“不为积极的规定，反为消极的取消”的行为，要求修改《临时约法》，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下的“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一句删去，或在“种族、阶级、宗教”之间加上“男女”二字[8](P582)。19日至21日，唐群英与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3次到临时参议院表达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的诉求，均遭到否决。

(二)争取妇女享有平等选举与被选举权

妇女享有平等选举权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核心内容，其不仅是妇女享有完整公民权利的标志，同时在实践上也是妇女政治参与的起点。1912年4月，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国会选举法将女子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列入正式条文。8月，正式公布的《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均未有妇女选举权条款，并且《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明确规定了众议院议员选举资格仅限于男性。中华民国国会采用两院制，由参、众议院构成，而参议院议员选举资格基于众议院选举资格，众议院议员资格仅限于男性的规定意味着妇女通过国会参与政治的途经被彻底堵死。9月，唐群英上书参议院指出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是妇女的基本人权，选举法将约法中的“人民”更改为“男子”剥夺了妇女的应有权利，是违反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同时她还阐述了没有选举权会对妇女生存发展所造成的障碍，“人身为权利主体，非行为犯罪，不能为全部或一部之剥夺；一遭剥夺殆尽，虽生机尚存，法律亦认为准死。今女子此权既被剥夺，虽忝然生存，实不得谓权利主体，即不得为完全人格，简质言之，即不以为人。”请愿书还痛陈剥夺妇女选举权对妇女参政和争取自身解放的危害：“将来我女子对于刑法、民法、行政法，尚有种种之请求，不几尽被我诸公援例却下，不容再请者一概打消耶？”[8](P603)因此，要求专门制定保障妇女选举权的《女子选举法》。11月,参议院被迫开会讨论《女子选举法》，但由于多数议员反对，称该案“与法律不合”“无成立之价值”“不能提到大会讨论”[20]，该法案未经讨论即被取消。在强大的反对妇女选举权压力下，唐群英和女子参政同盟会改变了斗争目标及策略，由争取保障妇女选举权的积极性措施转向“消极的保护”，即从对妇女参政权的明确规定和承诺转向不明确反对妇女参政，具体来说，“因女界程度幼稚，事实上暂难达参政之目的，故不要求政府法律上积极的保护，而必结合我辈全体，竭全力以要求其消极的保护。积极的保护者，法律上明示我女界得有参政权之谓也。消极的保护者，不必法律上明畀我女界参政权，但使对于女子不加制限，对于男子不认专有之谓也”[8](P598)。

(三)争取在政党内建立男女平权制度

政党内男女平权的制度安排是政党政治下重塑男女平等政治制度的开端。在革命时期，因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为借助女性群体的力量，政党用妇女参政和男女平权的主张和承诺唤起妇女民众的革命参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接受民主政治理念和男女平权思想，在其革命政党的纲领文本中加以确认，改变了政党政治排斥女性的制度设置。孙中山将男女平权视为天赋女性的人权，“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7](P52)，并将男女平权纳入民权主义，“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权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都是一律平等的”[22]。因此，同盟会政纲明确提出：“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22]1912年，同盟会制定总章时，明确地将“主张男女平权”列入九大政纲，并位列第五。

但男女平权尚未成为多数政党的主要政治主张，在民初36个主要党团会社中，仅有统一国民党、中国同盟会和中华民国竞进会在其政纲中公开支持男女平权[23]。中华民国建立后，革命党人为维持共和结果，在原则和理论上虽然支持男女平权和妇女参政，但在具体行动上趋向保守并对妇女参政加以限制。1912年，在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过程中，为获得统一共和党等党派的支持，在其政纲中作出了妥协让步，删除了原纲领中的“男女平权”条款。

革命党人趋向保守，影响了对妇女参政的态度，造成“革命时，女界是患难的同志，牺牲可以平等；民国后，她们失去充当马卒的价值，权利怎样均分”[24]。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发言指出了删除此原则的原因：“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次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既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为缓图，则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从多数取决。然苟能将共和巩固完全，男女自有平权之一日。否则，国基不固，男子且将为人奴隶，况女子乎？”[7](P409)“男女平权，实属天经地义。但现在国势危急，当先设法巩固政府。盖有国家，不患无平权之一日。若有平权而无国家，虽平权将无所用。”[7](P411)革命时期用以唤起妇女民众的革命主张与对妇女参政和男女平权的承诺被抛弃,妇女的参政需求被搁置于民族国家建构之后，而非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之中。此外，妇女的参政行为还被狭隘地视为女子向男性争权的性别冲突，孙中山在答复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函中指出：“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君等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7](P438)。同时，孙中山对如何实现妇女参政提出如下建议：“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同时他还指出妇女界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争取妇女参政，“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7](P438)。

以唐群英为代表的同盟会女会员力争恢复政党政纲中的男女平权条款。8月13日，在同盟会本部召开会议选举国民党事务所干事前，唐群英等同盟会女会员到会发布宣言，称该政纲擅自由男会员同意而未经女会员认可，不承认政纲的有效性。25日，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唐群英等人再次抗议，要求国民党政纲中重新纳入男女平权条款，会议临时对此进行表决，未获通过。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召开联合大会，同盟会女会员对此进行强烈谴责：“既定名国民党，首先废弃二万万女国民，名尚符实乎？”会议表示女界要继续革命，不惜组织暗杀团、先锋队，“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以“达到男女平权、女子参政”[8](P594)。唐群英以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名义发表宣言书，号召女界以死力争参政权。但男女平权原则未得到国民党的认可，直至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后才在政纲中恢复男女平等的原则。

五、结语

唐群英的妇女参政思想及其领导的妇女参政运动，在理论上主张妇女权利平等及政治参与，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政治主张的雏形；在实践上，采取了请愿、示威、宣传、倡导、组建组织等现代民主运动方式；在妇女参政诉求上，提出了以立宪上的男女平等为前提，以争取选举权为中心，将性别平等纳入政党政治的制度安排的要求，初步奠定了妇女参政的基本框架。

唐群英的妇女参政主张与实践，为当前促进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一是推动妇女参与决策成为一项制度安排。要制定保障妇女平等参与政治的法律政策，并采取积极措施贯彻落实。二是为妇女参政创造支持性环境。一方面，通过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增强妇女群众参与政治的自觉意识，为妇女参政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为基层妇女参政提供倾斜性政策和资源支持。三是妇女参政需要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和妇女运动者的强力推动，提高领导者和公众对妇女参政问题的认知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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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Qunying’sTheoriesandPracticeaboutWomen’sParticipationinPolitics

NI Ting, JIANG Xiuhua

(Women’s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Beijing 100730,China)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first movement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ook place in China with the outbreak of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women’s movement. Tang Qunying was the backbone of the first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vement. Her thoughts provided theoretical premises for the movement. Publicizing and advocating activities created a space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women. Her appeal and practic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irec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first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vement. Tang Qunying’s thoughts o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vement under her leadership were the debut of modern political proposition in theory. In practice, they adopted the mode of modern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initially laid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women’s participation;women’s movement; Tang Qunying

G913.68

A

1008-6838(2018)01-0053-07

2017-11-08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重点课题“中国妇女运动百年简史”

倪婷(1979—)，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妇女历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妇女运动和妇女史研究；姜秀花(1963—)，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副所长、妇女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妇女运动史、性别文化与妇女发展研究。

(责任编辑 王 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