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陈颖

安徽外国语学院，合肥，231201

谭恩美(Amy Tan)是当代美国文坛最负盛名的华裔作家之一，其作品主要聚焦母女关系、族裔身份和文化冲突等方面。2001年出版的《接骨师之女》(以下简称《接》)，是谭恩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母女关系为主题，讲述华裔移民三代女性，即两对母女之间的冲突与和解的故事。小说的第一部分讲述了居住在旧金山的女作家露丝要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同时还要处理与同居男友之间的问题;第二部分是露丝母亲——茹灵的故事，向读者讲述了茹灵及她的母亲——宝姨的遭遇;第三部分讲述了露丝通过对母亲身世的了解，渐渐谅解了母亲，母女关系得到和解[1]。作为一名美国少数族裔的女性作家，在美国主流文化和以男性话语为主的文坛面前，谭恩美都是“他者”，而这种显明的“他者”地位和性别身份使其作品具备了独特的女性意识。关于《接》的女性意识研究，既往研究或者以叙述声音为切入点，探讨如何在文本中建构女性权威[2]； 或者着重分析文本中“说故事”的叙事策略，梳理女性言说的脉络[3]；或者通过探讨小说中婚姻生活的描写，探讨女性意识觉醒及成熟的过程[4]。但是，关于这部小说的多重叙述视角，尤其是叙述视角与女性意识的关联，相关研究未曾涉及。本文运用申丹的叙述视角分类理论，讨论小说如何运用多重叙述视角来体现女性的主体意识。

1 叙事学中的视角

“视角”或“叙述视角”译为“focalization”“point of view”“viewpoint”“narrative perspective”或“focus of narration”等。叙述视角最基本的含义是叙述者与叙述文本的关系,是作者所采取的对人物和事件的表现形式，即叙述故事时的观察角度[5]36。可见，叙述视角是连接作者和读者的重要媒介，是对故事世界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

西摩·查特曼、罗杰·福勒、曼弗雷德·雅恩、鲍里斯·乌期宾期基、热拉尔·热奈特等都对叙述视角进行了分类研究。 申丹在热奈特对叙述视角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叙述视角的四分法：第一,全知叙述视角，不受任何限制的叙述者可从任何角度观察事件；第二,内视角,包括热奈特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和第一人称正在经历事件时的视角； 第三,第一人称外视角,包括第一人称叙述者追忆往事的视角和处于故事边缘的第一人称见证人视角； 第四,第三人称外视角(同热奈特的“外聚焦”)[5]101，此种视角对人物只进行外察，不透视人物的心理。申丹的分类区分了故事内视角和故事外视角,并把人称和视角相融合,使得叙述视角的内涵更加丰富。

2 《接骨师之女》的多重叙述视角分析

《接》的成功主要在于作家对叙述视角的匠心设计，小说以露丝和茹灵两个主角展开，叙事结构上采用多视角表现形式。根据申丹的叙述视角四分法理论，《接》的一、三部分是以露丝为聚焦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是一种内视角；而第二部分是以茹灵为聚焦的第一人称回顾型视角，属于第一人称外视角。这两种叙述视角构成小说叙述结构的基本框架。同时，在小说第二部分，茹灵的第一人称叙述体现了“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双重视角的交互作用；宝姨的手稿内容则是通过茹灵的全知叙述视角展开。

2.1 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表现

《接》的一、三部分是以女儿露丝为聚焦人物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这种叙述视角通过露丝的眼光来叙事，读者直接通过人物的“有限”感知来观察故事世界[6]96。这种视角下，作为故事中的人物，露丝(仅仅是她)的心声通过叙述者表达出来。如露丝幼时从滑梯上滑下，导致受伤的事例：

“她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燃烧，满眼尽是红色的闪电。露丝想说我没死呢，可是感觉就像是说梦话，嘴唇仿佛不听使唤了。也许她真的死掉了？难道死亡就是这样子？很快她就感到妈妈熟悉的双手抚摸着自己的头颈。”[7]76

“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燃烧，感到头部和手臂的疼痛及母亲的‘熟悉的双手’等,这些属于角色(露丝)的主观感受直接通过叙述者的语言表达。同样，“难道死亡就是这样子?”这里露丝的内心独白也是由叙述者直接呈现。这种内视角的目的在于制造悬念,让读者和露丝一起逐步地经历事件，读者无法知道露丝视角以外的任何信息,只能跟随露丝去了解故事和人物，突出了露丝独特的主体意识。

2.2 第一人称回顾型视角的表现

小说第二部分以茹灵的第一人称回顾型视角展开。作为故事中的主人公，茹灵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由于现在的“我”处于往事之外，因此，这是一种外视角[6]106，指的是茹灵以自己现在的旁观眼光来叙述往事。 茹灵曾这样回忆：“这些事情我不应该忘记。我生在北京南面西山一户姓刘的人家……我曾见过新鲜的猪心。”[7]165这时回忆的过程往往就是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往事的过程，强调的是叙述者(茹灵)从自己目前的立场观察往事并发表见解，具有故事讲述的权威性。

第一人称回顾型叙述中的“我”也会同时表现出两种存在状态,一个是回忆的故事之中的人物“我”，当时的我，即经验自我；一个是叙述事实行为的, 回忆往事、讲述故事的现实的“我”，即叙述自我[8]。过去的“我”与现在的 “我”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眼光,体现出 “我” 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态度与认识。 一种是天真依赖的“我”，另一个则是思想成熟的“我”。两个不同的“我”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 增强了文章的张力。

“老太太越来越迷糊。宝姨疑心有小虫子从她耳朵钻进去，把她的脑子都吃光了。宝姨说这种毛病其实是一种”糊涂疮“。所以人们一旦想不起事情来，经常会去抓抓后脑勺。昨天，我突然记不起宝姨的名字，我就疑心是不是有小虫子钻到我脑袋里了！如今我既然能写下这些事情，我就知道自己并不曾得了跟老太太一样的毛病。”[7]170

此段落的前面部分是“经验自我”，讲述了茹灵曾经看到和听到的, 是有限叙述。 因为作为孩子的茹灵所知道的事情是很有限的,所以相信宝姨的每一句话。这时，叙述者用“正在经历事件”的视角来叙述，促使读者跟随当时的“我”共同亲历事件，使叙述的故事更真实可信，故事情节亦变得直接生动。当时的“我”处在故事之内，因此构成一种内视角。而段落中的划线部分作为“叙述自我”，强调的是“叙述者——我”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叙述具有记忆性质。这里的视角是一种对往事回顾性的，叙事者与往事之间存在一定的时空距离。从这两个段落可以看出,把现在与往事并置在一起，“叙述自我”与 “经验自我”已溶为一体，这样的重合使故事情节更丰富生动，亦更能观察到人物的思想变化。

2.3 全知叙述视角的表现

在小说第二部分，茹灵作为全知叙述者讲述宝姨手稿中的故事。全知叙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她/他处于故事之外却具有超人的视觉能力，能洞察一切故事，且能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如：

对于张家来提亲，“接骨大夫仔细考虑了张家的要求。他年纪也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女儿可怎么办呢？谁家愿意要她这个女儿呢？”[7]181宝姨在婚礼当天拍照的时候，“她一边看，一边想，自己的生活从此将彻底改变了。心理既是高兴，又有些担忧。她隐约有不详的预感，却又说不清道不明。”[7]183

全知视角下，读者通过叙述者茹灵的眼光来洞察故事世界，从外部叙述者的眼光透露出接骨大夫和宝姨两个人物的内心活动。有时，全知叙述者也会发表有关道德、人生哲理等方面的判断。例如，在宝姨故事的开始，叙述者茹灵就交代了宝姨的悲惨命运与张老板和小叔有关，留下了悬念，促使读者去了解其中的因与果；也透露出张老板是个品行卑劣之人，“张老板生得虎背熊腰，靠天灾人祸发了财”[7]178，表达了对张老板的厌恶之情。

3 《接骨师之女》中女性意识的表达

在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是女性作家以女性的独特视角，表达对社会生活、性别差异以及女性自我的认知，是女性自我认识的流露。 女性意识一方面表现为以女性的眼光诠释自我，强调女性的价值体验、独立人格以及关注女性的生命意义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定义,质疑和颠覆男性权力[9]。

性别因素通过叙述视角影响文本，若叙述视角立足于女性，作家着眼于如何体现女性经验和女性主体意识[6]215。《接》不仅是一部展现华裔生活经验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乎女性、讲述女性、书写女性意识的叙事文本。谭恩美选择了宝姨、茹灵和露丝作为小说的聚焦人物，以丰富的叙述视角赋予了女性角色充分的主动性,体现了作家强烈的女性意识。

3.1 洞悉自我的女性叙事

有限视角下，露丝的感知构成叙述视角，读者直接通过她的意识来感知故事世界。叙述者可以描述所有人物的对话和行为，但仅能透视露丝的内心活动，体会她的喜怒哀乐。幼年的露丝与母亲不愉快的焦点是母亲不把她当作平等的个体看待。 当母亲大声指责露丝吸烟时，露丝不再沉默，“我是个美国人，我有隐私权，我有权追求我自己的幸福，我活着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7]152露丝绝不让步，也绝不认错。露丝发出了对自由的呐喊，这是她渴望被作为独立个体看待的第一次有声的反抗。在与亚特同居10年的生活中，露丝体贴周到，习惯于在家庭中做出妥协、让步。亚特和他的两个女儿却毫不领情，有时甚至抱怨她“喜欢没事找事，把事情搞得复杂”[7]23。以自我为中心的亚特也一直没有提出要和露丝结婚的请求。露丝操心着家里的每一件事，却得不到亚特和他两个女儿的尊重与关爱。渐渐地，露丝开始反思自己与亚特的交往模式，她对亚特的妥协与一味迎合，使她身心疲惫，感受不到家庭的幸福。于是，她决定以照顾母亲为由，选择与亚特分居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寻求新的自我，拒绝担当男性之后的“第二性”。分居后，“露丝觉得很轻松，没了束缚”[7]317。读者随着露丝的意识流动，觉察出露丝的内心变化。 她得到了真正的解脱，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实现了人格独立。在小说的尾声部分：“这年的八月十二，露丝没有失声, 以前她都是在帮别人写书, 现在她找到了为自己写作的理由,决定为自己写作。”[7]370没有失声，表明了露丝重新获得了话语权。谭恩美通过露丝的有限视角，描述露丝与现实的抗争，成功塑造了一位追求两性平等的新女性形象。 她内心的女性意识由萌生到日趋成熟，使她最终找回自我，实现了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

茹灵的全知视角向读者展现宝姨手稿中的故事，全知叙述者茹灵主宰着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人物，主要对宝姨这一角色进行了内省和外察。随着“我”的叙述，宝姨的遭遇一目了然，那就是宝姨在男权社会下如何从勇于追求婚姻自由，到毁容、失声甚至自杀的生命历程。通过茹灵对宝姨的观察和描述，体现了宝姨为打破男权压迫的决心。幼时的宝姨，像男孩子一样读书识字并跟着父亲采药行医，治病救人。 成年后的宝姨严词拒绝张老板的提亲：“那姓张的太粗鲁。我就是去吃虫子，也不肯嫁给他。”[7]182面对恶霸张老板的威胁，她敢于坚持对婚姻的自由追求，并敢于为自己的幸福与男权抗争。“到底是谁羞辱谁？你要我给你做妾，娶回去伺候你老婆。我可不要做这种封建婚姻的奴隶。”[7]182在父亲和刘虎森死于非命之后，宝姨毁容、失声，甘当女儿的保姆。她着力培养女儿对男权社会的抗争意识,教女儿读书识字，并培养其调皮及好奇的个性。 最后, 宝姨为保护女儿而自杀。男权压迫作为深层原因导致宝姨行为失常甚至自杀，作品通过对宝姨悲惨命运的书写，揭露了女性生存状态的艰难，抨击了封建男权对女性的迫害。无论是《黄色墙纸》中的女主人公、还是《简爱》中的伯莎·梅森，甚至是这里的宝姨，她们都是女作家笔下的“疯女人”，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10],表达了对男权社会最彻底、最激烈的控诉。作品通过宝姨前后两种不同生活状态的截然对比，抨击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性格的扭曲。

第一人称回顾型视角中特有的“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都是茹灵作为女性，公开地在为自己言说，是确定女性自我存在的叙述方式，是女性争取自我意识的体现。 茹灵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大胆描述自己的意愿，打破男权社会女性沉默的状态，为女性发声。“我使劲地想，想让宝姨出现，想听到她的脚步声，看到她的脸。我终于看到她的脸了，可那是在梦中，她还在生我的气。”[7]224从“人物——我”的角度，叙述者茹灵回到事件发生时的视角叙述，可以使读者更自然地感触到她的内心世界，深切地感受到茹灵内心的痛苦与愧疚。有时，视角转换成“叙述者——我”，表明当前的“我” 持有更客观成熟的见解，以及由此而萌生的女性意识。“那可恶的张老板之所以想让我嫁给他儿子，无非是让我帮他多找些龙骨。我怎么就这么蠢，先前就没明白呢？”[7]223茹灵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天真地将张老板看成好人，并且谴责自己先前的愚蠢行为。茹灵在讲述自己故事的同时，读者直接通过茹灵的眼光来看事物，但这一“眼光”绝非单纯的视觉，而是蕴含着茹灵女性意识的成长。

《接》着眼于女性的生存状态，折射出女性的隐忍、担忧、渴望和追求，渗透着作家对婚姻、对自由和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宝姨、茹灵和露丝的形象控诉着男权社会的罪恶，真实地再现了女性从被动到主动, 从逆来顺受到自立自强的生命历程。

3.2 挑战男权的叙事

仔细考查作品中的视角转换，则会发现谭恩美的关注对象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某位女性和某位男性的关系，直指男权压迫和由此导致的女性生存悲剧。在《接》中，整部小说都是以女性的叙述视角在叙事，赋予女性言说的权力，叙述视角所承载的都是女性的意识形态，女性成为叙述的主体，是对男性叙事权威的一种挑战。

只有以男性作为参照，女性言说才具有意义，对男性形象的丑化，隐含了文本中的女性意识。恶棍张老板、大烟鬼张福南以及短命好人潘开京，是《接》中主要的男性形象，他们都是被女性观察的“他者”。“棺材铺张老板生得虎背熊腰，靠天灾人祸发了财，制作的棺材以次充好。”[7]178为了得到宝姨家的龙骨，张老板向宝姨提亲，遭到拒绝后，对宝姨又掐又骂，脏话连篇。在宝姨成亲当天，竟伺机报复，抢走龙骨，害死宝姨的父亲和丈夫。待茹灵长大后，他又想尽一切办法诱骗茹灵成为自己的儿媳妇，宝姨为阻止女儿，自杀身亡。 而张老板的儿子——张福南，是个彻头彻尾的大烟鬼，整天只知道吞云吐雾。高灵曾抱怨，福南就跟疯狗一样，品行连蛆都不如。他对老婆的生死不管不问，留着高灵，只是为了找到龙骨。最后，他把家产败得精光，整天无所事事，到处勒索要钱，醉生梦死。宝姨对张老板的厌恶和仇恨，高灵对张福南的鄙薄，体现了她们的女性意识，也体现了谭恩美的女性视角。潘开京是茹灵的第一任丈夫，小时候得病，留下了后遗症，走路有点跛。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位地质学家，引导茹灵接受新观念，告诉茹灵世上没有毒咒，没必要担惊受怕。他给予茹灵最深切的呵护和爱，带领茹灵走出命运的阴霾，但他在新婚不久就被日本人杀害，未能带给茹灵长久的陪伴与依靠。

作品以描写女性人物为特点，聚焦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第一人称回顾型视角”及“全知叙述视角”，借以透视表面文本之下的女性意识。宝姨、茹灵及露丝的故事置换是在三种视角交互作用下巧妙实现的。读者只能随着女性视角来观察这些男性人物的外在言行，对他们的内心活动和情感却一无所知，他们的主体地位被消解。卑劣、无耻、短命的男性形象都是通过女性的视角展开，男性成为了“他者”，暗示了其处于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11]，作家在对男性形象的消解中重建了女性意识。谭恩美的关注对象已超越了人物本身，真正表达的是对女性生存悲剧的呐喊。

4 结 语

纵观整部小说，谭恩美以丰富的叙述视角关注女性、立足女性、书写女性的生存状况。不管是以露丝为聚焦人物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以茹灵作为聚焦人物的第一人称回顾型视角，还是茹灵叙述宝姨手稿的全知视角，都关涉了女性的心理，都是女性在言说。多重的女性叙述视角，解构了男性叙事的单一视角模式。谭恩美将女性置于故事的中心，通过叙述视角，传达女性观点与主体意识，成功地赋予了女性的叙述权利。通过以露丝为聚焦的故事，读者了解到露丝对生活、婚姻以及母女关系等方面的认识与改变，洞察出当代华裔女性在美国的生存状态。茹灵的叙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悲惨状况，也向西方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异域文化的机会。宝姨是旧中国社会受压抑的女性代表，她的毁容、失声、自杀，都是对男权社会最有力的反抗。无论是恶棍张老板、大烟鬼张福南，还是短命好人潘开京，这些男性形象都被女性观察，他们的形象被妖魔化或被弱化，男性权威叙事受到极大的挑战，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