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煌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郑州，45000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处在严峻的转型期。工业逐渐取代农业，城镇化进程加快，美国民众正面临着消费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侵袭。伊迪丝·华顿以敏锐的视角描述了“老纽约”的故事。《欢乐之家》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关于该小说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集中于研究小说中反映的消费文化、精英传统，或集中于研究主人公莉莉·芭特(Lily Bart)之死。在《欢乐之家》文本中，伊迪斯·华顿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来刻画主人公莉莉与其他人物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书中大量的心理描写贯穿于整个故事的发展，而对小说人物心理层面的分析研究，目前较为缺乏。文章将从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出发，剖析小说中处于上流社会的女主人公莉莉及其他主要人物人格扭曲的成因，论证了小说中聚居于上流社会的人们，在人格面具的重压之下，实则是一群人格扭曲的异化人和愚人[1]。

1 人格面具理论介绍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 )，瑞士哲学家、心理学家，曾师从弗洛伊德六年之久，后因学说产生分歧而决裂。荣格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认为最重要的原型是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以及自性。荣格在演讲中曾指出“原型是像命运一样降临在我们头上的经验的复合体，它们的影响在我们最为个人的生活中被感觉到。”[2]

人格(persona)源于希腊语，最初运用于戏剧中，指的是戏剧表演者所戴的面具。荣格认为人格面具是“一种为了适应环境或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功能性情结”[3]。人在社会中生存，往往需要按照一定的社会期望，融入自己的某一角色或者职业中去，人的外在态度或者外在面貌称为人格面具。“通过人格面具，我们以一种我们希望被他人所接受的形式把自己装扮起来”[4]。所以，人格面具往往存在虚假的成分，仅仅是“虚假个性”[4]46“人格面具不是真实的存在：它是人与社会之间关于人应该如何行事所达成的一种妥协……人格面具是一种伪装”[4]157-158。但人格面具存在危险，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过分依赖人格面具，就会成为萨特所说的“把自己构造为我们不是的存在”[5]，这种过分认同自己人格面具会导致自我膨胀或者自我的自卑感，进而导致扭曲的人格。小说中的主人公莉莉及其他主要人物，由于外在因素包括家庭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按照一定的家庭或社会期望，沉迷自己的人格面具，在浮华上流社会看不到人格面具的虚假性，甚至过分认同自己的人格面具，造成人格的扭曲和异化，最终导致自己成为家庭或者消费社会的牺牲品。

2 莉莉的人格面具

莉莉作为没落的贵族小姐，受根深蒂固家庭的观念和社会消费大环境的影响。她不得不按照一定的家庭和社会期望，塑造自己上流社会小姐的形象。而正是这种虚荣的外在形象，让莉莉为此承受着面具的重压，造成其扭曲人格：在面对自己的真爱时，不敢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表面周旋于其他男人之间，内心则嗤之以鼻；最后沦为下层女工时，不能以健康的心理接受通过真诚劳动获得人格独立，因害怕面对现实而服用安眠药自杀。

2.1 家庭影响

作为上流社会没落的“贵族小姐”，莉莉从小在母亲的极端溺爱中长大，母亲坚持让她在“床上用餐”，经常带着她去“欧洲旅行”“大笔挥霍”。 家里的统治者母亲从小给她灌输的观念便是“人要能过上高于实际财力的阔气生活，那才叫厉害。”[6]29由于从小母亲对她的教育，让她一直觉得自己属于上流社会，应该过上高品位生活。正如小说中描写“这让她产生了一种间接的优越感……就自行培养出了豪华生活的高品位。”[6]30而家道败落之后，母亲曾咬牙切齿地对她说：“你要把钱都弄回来……你要把钱都弄回来，就用你的脸蛋……”[6]28“母亲灌输给女儿的是永远不要过“猪一样的生活”，并且给莉莉讲述其他美貌女子的人生，指出通过天赐的容颜可以获得怎样的财富。”[6]34所以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莉莉从小便学会了把“漂亮、聪明、过着豪华生活的女性形象”建构到自己的人格面具中去，她过分认同于母亲赋予她的贵族小姐的面具，导致莉莉一直觉得肮脏而贫穷的生活根本配不上她。小说中，她一开始看不起自己的闺蜜格尔蒂·法尔希小姐，一个真实面对生活，敢于自己租房工作、做慈善、活在现实中的女孩子。她多次流露出对法尔希生活鄙夷的态度：“她住那地方又破又挤，连个女仆都没有，吃的东西稀奇古怪。她的厨子兼职洗衣服，结果饭菜一股肥皂味儿。你要知道我恨死了。”[6]6小说中更是描写莉莉“她绝对受不了破旧低劣的生活环境，无法低头俯就贫困与污浊。在富丽的气象中。她整个人都会膨胀起来——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环境，这才是她唯一愿意呼吸的空气。”[6]25可是寄人篱下的莉莉经常处于赤贫状态，为了维持她上流社会小姐的面具，她不得不依靠有钱男人，周旋于各色她内心并不喜欢的男人之间，鄙视佩西·葛莱斯(Percy Gryce)却尝试交往，厌恶罗斯戴尔(Mr.Rosedale)却不敢拒绝，讨厌特雷诺先生(Mr.Trenor)，却因他能给她借钱而忍气吞声。明明真心喜欢塞尔登(Selden)，却也不能下定决心嫁给自己中产阶级背景的灵魂之交。为了维持自己光鲜华丽上流小姐的面具，莉莉不得不强颜欢笑，渴望通过有钱男人的垂怜来实现自己的豪华生活梦。

2.2 社会环境

在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显著消费”盛行。在小说主人公莉莉生活的上流社会，频繁的豪华聚会、晚宴、婚礼、歌剧表演，豪宅、银质餐具、马车、贵重礼服、炫目的珠宝——包括财富的比拼和较量，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上流社会的“显著消费”，“显著消费”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他的著作《有闲阶级》提出，指的是部分人群以消费作为财富的代码，通过明显的消费表现财富力量，通过奢侈的消费来博取地位和名声[7]。正如她跟赛尔登的抱怨：“女人非结婚不可，男人想结婚才行……人家邀请女人，既看重她本人，又看重她的衣裳。这么说吧，衣服就是人的背景，人的包装。它不会直接带来成功，却是成功的一部分。”[6]11进入上流交际圈之后她只能接受社会赋予女性的面具。作为无所事事而又单身的上流社会小姐，莉莉在这样显著消费的文化下，不得不为了维持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进行过度消费。她买贵重的衣服、首饰精心打扮自己，看到镜子中嘴角边的两条细纹，“顿时吓坏了”[6]27为了所谓赶上潮流，撑起面子，她开始嗜赌成性。消费社会下，人人都为了维持自己的虚荣而对物质极度渴求，喜好一切事物浮华的外表包括美丽外貌的美女。这样的社会赋予单身女性的面具便是花瓶式的漂亮，莉莉不得不为自己塑造这样的面具以期寻求男人的依靠。

2.3 扭曲的人格

莉莉一方面过分认同自己上流社会淑女的面具，不计花费重金买衣服、为了入流而参与赌博，想要利用男人来实现自己过上奢华上流社会生活的梦想，另一方面，她内心又讨厌着母亲甚至整个社会赋予自己的面具，她鄙夷上流社会的肮脏浮华与丑陋，追求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置身于精神国度之中。”[6]69在她悄悄萌发的对赛尔登的情感中，她开始憎恨自己的选择，正如小说中莉莉与赛尔登的对话：“你为什么要让我憎恨自己的选择……”[6]73莉莉的内心其实是充满诗意和纯真，他的父亲生前很喜欢诗歌，过世后给她留下的遗产便是几箱诗集。受父亲的影响，莉莉天生就具有诗意的内心，在莉莉给赛尔登写信时，多次写道“去远方”(go to the beyond!)[6]163她希望赛尔登带她离开内心一直厌恶的环境。但身陷这个环境的莉莉又无法逃脱，不得不带上沉重的面具。这无时无刻不压抑着莉莉本来诗意而纯真的天性，面对感情，她总是处于犹豫与徘徊之中。这种人格冲突与矛盾在每一次她快要与身边可能的男性进一步发展时悄悄作怪，以至于她在与上流社会男性交往时屡屡失败，得罪自己身边所有的人，酿成被自己姑妈抛弃和被上流社会驱逐的后果，最后沦为下层女工。在面具的重压之下，可以看到莉莉并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无论面对真心喜欢的赛尔登还是其他不喜欢的男人，这种面具重压之下的扭曲人格使莉莉总是处于纠结与徘徊之中，感情一直找不到归宿。沦为下层女工时，她又因为过分认同了自己上流社会小姐的面具，不能以正常的心态通过自身劳动和独立获得自己的幸福，心里落差更是精神上折磨着莉莉。贫穷无人助的莉莉，无法适应下层社会，服用安眠药自杀。

3 人格面具与扭曲人格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有自己特定的角色。女性和男性都要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行事。性别角色是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要求，小说中除了主人公莉莉之外的女性以及男性角色，都被自己的人格面具所控制，被自己的面具所压抑，而自己本身的性格得不到发展，造成扭曲的人格。

3.1 《欢乐之家》中的女性面具与扭曲人格

欢乐之家中经常主持宴会的特雷诺夫人(Judy Trenor)沉迷于自己“宴会女主人”的面具之下，为了维护自己在上流社会中“宴会女主人”或社交女王的面具，特雷诺夫人过分认同自己的面具和身份，而丧失其他爱好和兴趣，“她似乎活着就是为了当宴会的女主人，除此之外你很难用别的词来形容她”[6]40而举办这些大型宴会的钱都是以她老公特雷诺先生的银行账户作为后盾，所以特雷诺夫人为了讨老公欢心，要容忍别的女人像嘉里·费雪这样的离婚女人去陪自己老公，讨他欢心而保住自己的地位，隐忍着自己丈夫精神和身体的出轨，只能在灯红酒绿的宴会间孤独，而这种孤独更促使她通过更多地举办宴会来填补寂寞，但是心灵深处的孤独永远无法满足。

莉莉的母亲(Mrs.Bart)过分认同自己上流社会贵妇人的面具，她认为自己生来就应该拥有财富，不能像其他表亲一样过着“猪一样的生活”，在她看来贫穷就是承认失败，贫穷就是耻辱。”[6]33她不顾丈夫死活，一味地追求自己认为的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她一直信奉的都是人要能过上超过实际财力的阔气生活，才叫厉害。在家道快要中落之时，她依然过度消费，度假旅游、订购豪华衣服和珠宝。最后导致家道败落，丈夫不堪重压而死。对她来说，此时不能挣钱的丈夫已经无足轻重：“从他无法履行挣钱义务的那天起，他就已经是个死人了。”[6]32为了虚荣和奢华的生活，莉莉的母亲情感变得淡漠。她本应是一位有血有肉的贤妻，却因过分认同自己贵妇人的面具，只在乎金钱而对丈夫的死无动于衷，完全变成一个冷血无情的异化人。

莉莉的姑妈彭尼斯顿夫人(Mrs.Peniston)则是“老纽约”社会传统和道德准则下，戴着传统守旧面具生活的寡夫人。她常年生活在自己空旷而沉闷的大房子里，拒绝频繁外出或交际。“她属于典型的老纽约人，生活讲究，服饰豪奢，无所事事，并严守这些世代传承的特征。”[6]36就连自己的弟弟芭特先生死后收养侄女莉莉，也只是恪守道德，故意在众人面前做出的高尚行为。她有道德耻辱感，所以最后听说侄女莉莉的伤风败俗的桃色绯闻之后，大为恼怒，“彭尼斯顿夫人是真的吓坏了……她曾与教区长讨论过离婚的危害，有时会对莉莉尚未出嫁感到庆幸；如今却听说侄女身陷丑闻，甚至还风传和一个已婚男人有染！这实在是闻所未闻，简直就像听到有人说她整个夏天都忘了收起地毯，或违背了其他主要的家居法则一样令她惊骇。”[6]128侄女莉莉的道德败坏让她觉得反感，她竟完全无法接受，最后她也正是受莉莉伤风败俗绯闻的影响，忧郁、病发而死。

3.2 《欢乐之家》中的男性面具与扭曲人格

虽然波伏娃曾指出：“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变为女人的。”[8]并提出女性为“第二性”的说法，精辟地指出性别是由后天环境和文化决定的。作为由环境和文化决定为“第一性”的男人，他们是消费文化的主要承担者。他们负责赚取财富，在社会上争夺包括女人在内的消费品。社会赋予一个成功的上流绅士形象永远是巨额财产、理性、沉稳、寡言少语，很少关注到男性承担的社会压力与他们的个人情绪。这种“形象”便像“面具”一般禁锢着男性，使他们在面具下扭曲地活着。

莉莉的父亲芭特先生(Mr. Bart)便是被这样男性面具重压的典型。芭特先生早年是非常具有才情的，他可以“整晚整晚地把时间浪费在了阅读诗歌上”[6]34，无奈莉莉的母亲把自己定位在不同于“过着猪一样的生活”的其他表亲的上流人士，无节制地过着自己梦想的奢华生活。对于自己妻子的过度消费要求，芭特先生只能默默承担压力。“芭特夫人最为严厉地指责丈夫时，会问他是不是希望自己的妻子过着猪一样的生活，于是芭特先生对于妻子要求的拒绝总会沦为无力的声辩，最后只好发电报到巴黎额外订购一两套衣服，或者打电话给珠宝商，请对方把芭特夫人早晨看上的绿松石手镯送到家里来。”[6]29而莉莉的母亲作为妻子，把丈夫理应承担她一切消费作为理所当然，却从来不顾及丈夫的任何感受和情绪，而是无尽地从丈夫那里索取财富以满足自己消费欲望。父亲在挣钱的重压下，连与自己女儿的感情都无法顾及，变得郁郁寡言。从很小的时候，父亲在莉莉心中便是“寡言少语，休息会让他厌倦，常坐在一个僻静的阳台角落，一连几个小时望着海岸线发呆”[6]29父亲的形象“模模糊糊的，他的身影几乎无法辨认出”[6]32最后莉莉父亲终是不能承担社会赋予他的男性面具，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父亲撕掉自己的面具，向她和母亲承认破产之后，便缠绵病榻而死。莉莉父亲之死是可悲的，是不堪消费社会男性面具的重压而死的。

佩西.葛莱斯 (Percy Gryce)则是严严实实戴着上流社会绅士面具的典型，他在母亲不断灌输的教条之中长大，他是“那种向母亲保证，下雨天不穿雨靴就绝不出门的乖孩子”[6]19所以严格的教条把他塑造成一个按照社会传统、道德准则来行事的传统刻板之人。他过分认同自己的人格面具，为了能在上流社会获得一席之地，光耀门楣，尽管不是自发感兴趣，他也强迫自己收藏美国文献，“为了能不时享受这种乐趣(名字赫然被印在报刊上)，他订阅了所有涉及书籍收藏的报刊，特别是美国历史方面的刊物……一想到他可以随时向大街上的行人，旅途中的同伴宣称，自己就是葛莱斯家美国文献的收藏者，他便心花怒放”[6]21恰恰说明了他过分认同自己“上流社会绅士”的人格面具，导致其与自己其他天性疏远而冲突，所以葛莱斯“生性怯懦，极力避免受人关注”。小说中更是描写到“葛莱斯家的藏书室，看上去就像一座陵墓”[6]21。

格斯·特雷诺先生(Gus Trenor)虽然在上流社会权势熏天，坐拥不少财产，看似“每个月往城里跑一趟，收点利息就行了”。[6]81而作为上流社会的绅士，宴会女主人特雷诺夫人的丈夫，他只能按照社会赋予的面具来扮演一个妻子的“银行账户后盾”，甘愿被做他情妇的其他女人榨取金钱。特雷诺先生是可悲的，正如他自己感慨：“朱蒂(特雷诺夫人)根本不知道她花钱有多厉害……但我得随时睁大眼睛，抓住一切可以赚钱的机会。……其实呢，我拼了老命干活儿，才能让生意正常运转……”[6]83-84但平时却很少有人听这个男人说话，他的妻子和朋友都不太搭理他。从特雷诺先生与莉莉的相处可以看出来他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他帮莉莉还债务，给莉莉支票，而莉莉“只要听他的话，认同他的自信心，故意被他讲的笑话逗笑就万事大吉了。”[6]89他“付出昂贵的代价买来的舞台上，他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6]88

而可以称为莉莉灵魂之交的塞尔登(Seldon)则表现为在消费社会下男性面具重压下的圆滑与懦弱。由于塞尔登出身于中产阶级，混迹于上流社会上的他在与一切上流人士包括莉莉交往时，都无时无刻不戴着面具。他性格犹豫而懦弱，他从来不敢付出真感情,对于自己的真爱莉莉，从不勇敢表达，而是徘徊斡旋。他想要“没有一切干扰的自由”，鄙视莉莉的虚荣与物质，但是自己却也在上流社会中保持着“两栖性”。他让莉莉憎恨自己的选择，却又不给莉莉选择，他以自己的主观评判莉莉，像解剖一件物品一样分析莉莉，从没有真正相信她，认为她所有的表现都只是手段，他扭曲的人格最终导致与自己的真爱擦肩而过，最后发现自己心之所属的时候面对的只是心爱之人莉莉的死亡。

4 结 语

小说中流连于上流社会中的各色人物，无不戴着各自的面具虚伪地生活。而聚集于“欢乐之家”这个别墅里的上流聚会也似乎是一次次带着面具的假面舞会，每个人都生活在人格面具之下。他们的人格面具督促着他们按照社会的期望行事，但可悲的是，他们却无意识于自己的人格面具实质上操控了他们的人生，使他们早已注定于自己的人生悲剧之中。在“欢乐之家”这个上流精英社会里，人人都是被金钱和消费奴役的异化人，他们在自己给自己打造的所谓上流圈子里，给自己戴上“上流”“精英”“淑女”“绅士”等各种面具，正如圣经中“智者之心属于悲伤之家，愚者之心属于欢乐之家”，这群戴着面具的人们其实也许只是在豪华宴会和灯红酒绿间，孤独着、人格扭曲着的愚者们。作为“文学贵族”的伊迪斯.华顿，既是旧传统的捍卫者也是批判者，《欢乐之家》中典型的老纽约场景，是华顿对19世纪精神家园的缅怀和留恋。但这种社会的传统刻板教条、显著消费文化又是她极力批判和鄙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