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审

一

亲见的一件事。

去年6月8号下午，高考的最后一场，科目是英语。

考点门口，一个女生迟到。按规定，工作人员拒绝了她进入考点的请求。这是规则，无可厚非，也无需谈论。值得说的是，女生及她母亲后来的种种。

母亲先是讲理：不过是迟到了一点点，并且考试还没有正式开始，为什么不让进？工作人员边惋惜边解释，这一场是英语考试，有听力环节，为了保持听力考场的安静，开考前15分钟就不能再入场，并一再强调，这是规定，谁都无能为力。

然后是硬闯，母亲极力把女儿推向栅栏门，鼓动女儿爬门而入。女儿也开始极力挤向铁门，试图冲破第一道防线。工作人员开始阻拦，职责所在，肯定不能让她们冲进考点。一番几个来回，场面开始混乱。哭喊声，呼喊声，唧唧喳喳的议论声，围观的其他学生家长开始纷纷替母女求情。但是，大门肯定不能开，对工作人员来说，是纪律、是规定，也是底线。

后来，一辆考务车要进考点，母女看到了希望，在大门打开的瞬间突破了门口。工作人员一阵忙碌，连拉带拽带劝说，控制了她们继续向里冲的可能。此时，考试开始的铃声响起，母女的希望似乎要彻底破灭，母亲歇斯底里般再次冲进校园，再次被控制。绝望了的母亲哭喊声越来越凄惨，即使是躺在了地上，仍然冲着同样哭得不能站立的女儿喊： “你快去考试，你要是考不上试，我就过不下去了……”那种痛哭，源于心底的绝望的声音，让很多人落了泪。

此时，母女知道，冲进去已经不可能，便放弃了冲击校门的行动。哭，只是哭。坐着哭，躺着哭，用头撞着墙哭。而所有的人，也只能是劝慰，轻轻的，动人的，简单粗暴的，各种各样的劝慰。

从母亲的话语里，人们慢慢地知道了很多细节：女儿是艺术生，专业课的统考成绩很好，在省里名列前茅，如果不出意外，孩子可以考个很不错的重点大学；孩子的家庭很一般，母女俩能够坚持读到现在已实属不易，家里已经不可能再让孩子复读一年……如此，我们似乎懂了她的歇斯底里，她的绝望，她的一个下午的哭喊。但是，懂了又有什么用，一切都已无法改变，时间又不能倒回。

二

听来的一件事。

那时候的高考，还没有现在这么现代化，控制考试时间的是人工敲打出来的铃声。

有一场考试即将开始，负责敲铃的老师已经牵住了铃绳。时间到，铃绳已经被慢慢拽向一边，而一个考生正拼命跑向考点的大门，再有五六米就可以冲进来。敲铃的老师一愣：如果此时敲响，这个孩子就会被拒之门外；如果不敲，规定的时间已到。铃绳还是晃动起来，铃却没有响。当那个孩子冲进大门的瞬间，铃声脆脆地响起。敲铃的老师自言自语： “真是老了，敲个铃都费这么大劲！”

这个故事没有结局，谁都不知道那个孩子考得怎样，也不知道那个老师敲铃的技术还能不能提高。当然，也没有议论，没有人看热闹，因为一切都是在一瞬间静静地发生。谁都没有惊动，谁也没有发现，谁也不会知道：在那一瞬间，发生了这么曲折的一件事。甚至，那个孩子都不知道，一个人，为了他，没有敲准铃。

三

读到的一个故事。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 “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我无法考证其真实性。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帮助我们来理解很多问题。

四

其实，每一件事都可以有无数种理解。

比如，那个高考迟到的女孩，那个女孩及母亲的哭喊。你可以理解为 “咎由自取”，高考这么大的事你怎么可以误了时间？但是谁能保证自己这一辈子不会疏忽一件重要的事？对母亲的行为，你也可以理解为 “撒泼” “无理取闹”，明明是自己的责任还要折腾不休，但是谁又能理解一个满怀希望却又彻底绝望的母亲，谁又能理解这位母亲的自责与愧疚？

这些，不是我今天想说的，也不想再去讨论。在科技如此发达，制度如此完善的今天，在高考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上，再让工作人员 “敲不响铃”根本就不可能，再让哪一个人 “抬高一厘米枪口”也实属不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及时敲响铃和准确射击恰是时代的进步，亦是法制健全的标志，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 “抬高一厘米”未必要在执行阶段实现，在一些规则的制定上，我们能不能更加人文一些，能不能主动 “抬高一厘米”？

还是以高考迟到为例，我以为有些规定是存在瑕疵的。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 “高考迟到”，你会发现人数不少，并且大多数是在英语科目迟到，这里面除了偶然因素外，有没有人为的因素呢？我们来看一下高考的时间安排：两天下午的考试时间都是3点，6月7日下午禁止进场的时间是3点15分，而6月8日的禁止入场时间则提到了2点45分 （因听力原因），前后相差了半个小时。从媒体报道的一些英语科目考试迟到的案例可以看到，他们迟到的原因多是 “算错了时间”，也就是从潜意识里还是把底线记成了 “下午三点开考”，沿袭了前一天的作息时间安排。倘若，把这两个科目的考试日期换一下，把英语科目放在7日下午考，会不会可以降低因“习惯”而造成的迟到呢？

其次，英语考试之所以在考前15分钟就禁止入场，主要是为了给考场一个安静的环境，不妨碍其他考生的听力试听，并不涉及泄密、舞弊等严重违规可能。那么，能不能把2点45到3点前进考点的考生安排在备用考场里呢？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考试，而备用考场也不妨碍其他考生的听力。当然，这可能给考务带来了一些麻烦。但我认为，值得！

犯了错误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个观点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多费一点精力、多动一些脑筋，就可以减少错误发生的可能，为什么要让犯错的人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呢？

我想，在法制的环境里，所谓“抬高一厘米”，无非就是在制定规则制度时，能够多替 “人”想一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