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呷（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一、宗喀巴大师宗教改革的背景

1.佛教传入雪域并至上而下的深入扎根

公元7世纪初，雅隆部落首领兼并了达布、工布、娘布、苏毗等诸部，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整个西藏地区，定都逻娑（今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从此有分裂的部落走向统一的国家。当时吐蕃国内矛盾尖锐没有统一的治国策略，而此时邻邦如唐王朝、天竺、于阗等正是佛教兴旺，声名远播之际，松赞干布也顺应时代潮流，选择了佛教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治国之道。松赞干布登基之后便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佛教传播的开放政策，先后派遣留学生前往天竺学佛，改制文字，翻译五明经典，修建宗教活动场所，以国家法令的强制形式要求臣民皈依佛法，迎娶了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她们分别带来了8岁不动金刚佛像和12岁释迦摩尼佛像成为吐蕃的首批佛教供养品为了更好的供养这些珍贵的佛像吐蕃迅速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在公元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则是藏传佛教形成时期，赤松德赞在其松赞干布的基础上极力扶持佛教，首先还是大量的翻译佛经，迎请印度高僧寂护到吐蕃宣讲十善法及十二缘起等佛教的基本教义传播。并在公元774年主持动工兴建桑耶寺，并产生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批藏族增侣。由于藏传佛教受到官方政府的扶持，很快为藏区上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宫廷的文化、经济、政治领域，以及礼仪风尚等都受到佛教的渲染。从9世纪末开始，吐蕃内部矛盾逐步加深，藏区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它们各自为政，不相统属，有时还常常为各自利益互相侵袭斗争，大小战争频繁。地方世俗政治势力处于衰微之中。而与此相反，随着佛教后弘期的到来，兴起了许多大小不同的教派，佛教高僧广收门徒，秩序混乱、大建寺院，四处传法深入到民间。

2.佛教机构组织的建立及扩张。

同时藏地寺庙依靠不同的地方势力，收纳田地、人户、牲畜、财物等供养，逐渐形成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寺院庄主。寺院僧团的执事及寺主的亲属等人组成了兼具宗教首领与地方官员的职能的，类似于行政机构的组织。这些寺院僧团进而发展成为统驭一方的政治势力。从此往后，僧人对世俗政务行使的不仅仅是干预权，还有主导权。后弘期时期寺庙僧尼数量不断增加，各教派寺庙也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土。

3.政教合一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僧侣享有俗权。

在萨迦派借助蒙古汗王的支持而建立统领全藏的萨迦王朝政权后更为明确了政教合一制度。从萨迦王朝开始，至帕竹政权，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建立噶厦政府，政教合一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它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政治形式左右着藏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宗教领袖人物也堂而皇之地行使着世俗的政治权力。同时深受萨迦法王八思巴接受元朝皇帝的供养成为西藏政教首领时，对于僧人执掌俗政佛教界内部意见也出现了分歧，他的“教化一切要按情势引导”一句道出了政教合一制在宗教意义上的合理性。藏传佛教作为大乘佛教的传承，十分强调以大乘菩萨戒作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而大乘菩萨戒又是一种不同于小乘别解脱戒，讲究发心和方便，灵活而不拘泥于教条的戒律。只要是出于利益众生、宏扬佛法的动机，一切行为都可以理解为是合理的。因此寺庙为了各寺院的利益及为了权利，疏于佛理的研习，不重注重理论修行，一时间宗教领域政权夺利、经营世俗等现象突出。

二、宗喀巴宗教改革的主观原因

从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西藏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教派，各个教派以寺院为据点,依恃僧众和信徒的拥护,树立旗帜。有些教派得到政治权势的支持或直接与地方实力集团合流,组成了政教合一形式的特殊体制如萨迦派、噶举派的支派中的帕竹和噶玛等。萨迦派与噶举派争权夺利,战火不熄,时局极为紊乱。因此,什么宗教,什么佛学,无人关心过问,寺庙组织涣散,戒律松弛,僧人无人约束,不念经,不修法,反而娶妻生子,放荡自恣。上层僧人仗其特权,借口修密向民间索取妇女供其淫乐。从元代以来,这些修密喇嘛,无恶不作。查看《元史》:萨迦僧为元帝传无上密乘《喜金刚》大灌顶,授双修法(双身),广取妇女供其奸淫,唯淫戏是乐,甚至以男女裸处,君臣宣淫号为“事事无碍境界”。更有一种《合诛》邪法,肆意蹂躏妇女称为合,杀人活取心肝称为诛。《青史》说合诛法是邪法。直至公元16世纪时,宁玛派中还有人借《伏藏密法》使百姓供酒,名为供甘露;供妇女,名为供明母。“于是欢喜酒色之僧俗徒众,皆附合而随行之。很多清净寺宇几乎全都变为有妻室的俗人僧舍，寺院僧人不看经不研教，见行不正、轻视经教，不注重三藏的学习，只重大师口诀，以为片言支语即可得解脱，抛弃经教。学风极为不正，积习难除,戒律废驰，宗教内部秩序极为混乱，没有统一的寺庙内部管理机构和人员，没有严格的寺规戒律，严重偏离了佛教“普度众生”初心和佛教出世的一贯主张，长此以往佛教将难以在雪域开花结果甚至把佛教引入邪途。此时以宗喀巴大师为代表的一些高僧大德看到了整顿寺庙和僧侣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三、宗喀巴宗教改革的主要步骤

针对当时的时局,宗喀巴大师提出了进行改革的行动纲领。

第一步,正行,这是宗喀巴大师进行宗教改革的核心和最主要的贡献。首先从僧侣开始,严守戒律,故于甘丹寺进行整顿律仪,依噶当规制,僧人必须受戒,严格遵守,独身不娶,不营世务,清净禅院。为表示中兴律仪,让僧人戴黄帽,因此后来人称格鲁派为黄帽派(黄教)。经过戒律整顿,扭转当时社会的颓靡之风,使寺院面貌为之一新。

第二步，在寺中设立教理学院,定出学习制度,规定学习内容,按部就班,循序涟进,先小后大,先显后密,组织一套有次序有系统的学习经论理论。大师在噶当六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略加更改,按三学原则制定学习内容:戒学学《律经》,定学学《现观庄严论》,慧学学《中论》、《量论》(因明学)、《俱舍论》;密教学习事、行瑜伽、无上瑜伽四部之续经讲解,结合实修教授导引以便求证。

第三步, 针对当时就有许多只讲顿悟,不通经教,胡言乱语的人，因此有必要特别在修上重点进行改革，提倡闻、思、修,先听闻经教道理,然后思其意义,最后才依之起修。所以,首先是闻思。闻思就是学习，他指出“三藏未可偏废,三学必须全修”。学佛为的是求解脱,不明解脱之理,盲修瞎炼,不是求解脱,而是反增束缚。所以,求解脱必须重视三学。其次是修所谓修就是指戒、定、慧三学,戒律是佛教的根本。

总之,宗喀巴大师从正行、正理、建宗等方面所作的宗教改革,宗喀巴实施宗教改革以后,其他教派也起而效之,对歪风邪气加以整顿，一扫藏传佛教各种弊端,恢复了佛教的本来面目。他的改革得到了各教派的大力支持,使未法时期的佛教在雪域高原再一次得到振兴。

四、宗喀巴宗教改革的现实意义

1.藏传佛教学经制度的建立

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使得寺规戒律观念植根到了藏区各寺院、各教派，并为了保证学习先显后密，循序渐进，学不躐等，逐步统一所学经论及考核﹑升迁等规定自成体系，还对寺院学经的考试制度，学位职称、评价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学经有一整套组织制度，如各大小学院中均设堪布作为主持，格贵维持戒律秩序，翁则领班念诵，格更实际教学等等。同时还对学经的教材如大师在显教方面著有《菩提道次第》广、中、略三论，在密教方面著有《密宗道次第广论》作为指导实际修习之教授。

2.佛教戒律也具有世俗法典规范人们行为。

如：十善法中的内容包括“身三”，即不杀、不盗、不淫、、、”五戒中的：“以不净观离贪欲，以慈悲观离嗔恚，以因缘观离愚痴，以诚实语离妄语”体现了制定法律的标准。佛教戒律中含有鼓励向善的成分因此百姓处于对佛法僧的敬畏大大降低了犯罪的发生。

3.佛教戒律对司法的影响。

律条文与戒律的衔接将戒律纳入到法律中。如佛教的起誓制度在吐蕃法律中的运用；在民事或刑事案件中的重大嫌疑犯在庭审不肯招认有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时其有罪者令其起誓；执法人员因受佛教戒律勿杀生内容的影响，对触犯法律的犯罪者开始不当即作出刑事处罚如死刑，而是通过实施某种经过一定时间才能致死的刑罚。佛教对生民的同情和尊敬大大缓和了刑法的残酷性。

在中国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疆土上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自治地方达到将近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藏传佛教成为这个特殊群体的精神内核,而藏族传统习惯法则成为藏传佛教教义的外在行为规范。藏族传统习惯法伴随藏传佛教在藏区流传、发展了一千三百余年，对藏民族而言，藏传佛教一方面是藏民族内部相互联系的纽带，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藏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为我们积极挖掘藏传佛教戒律中的有益部分为当代藏区实施普法活动注入新鲜活力，为藏区的法治化进程加速推进，不断提高藏区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大和提高群众普法工作，让藏区的传统法能在法治思维下更好的为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1]高其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索南才让.试谈藏族习惯成文法规的历史渊源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内在关系[J].四川成都: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

[3]索南才让.藏传佛教对藏民间习惯法的影响[J].兰州: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陈庆英，藏族历史宗教研究（第一辑）中国藏学出版社[M].第234页

[5]尕藏加 ，蕃佛教 宗教文化出版社[M].第58、59页

[6]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M].民族出版社,2000.

[7]宗喀巴大师集(第1卷)[M].民族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