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宇武（吉首大学，湖南 湘西州 416000）

阿塔那西乌斯(阿萨内修斯)的《圣安东尼的生活》(Vta Antonii)把有关行动和思想的文字,描述为苦行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让这种文字监察成为防范罪恶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每个人留意并记下我们的行为和灵魂的冲动,就好像我们彼此之间要把这些互相向对方汇报一样;您可以尽管放心,由于害怕被人知晓的极端羞耻心,我们将会停止犯罪,将完全不会心存罪恶之念。犯了罪的人谁不是企图撒的谎,希望蒙混过关?正如在别人的目光中,大家都不愿使自己显得充满贪欲,因此,:如果我们记下自己的思想,并好像真的要彼此告知,这样,由于耻于被别人知晓,我们将会严防邪恶之念。好吧,现在就让书面记录代表我们苦行,同伴的眼睛吧,这样,我们就会为这样的写作而深感羞愧,好像我们真的被人看到了一样。就此,我们便决不会去考虑,邪恶之事。以这种方式塑造自己,我们将能够征服我们的身体，能取悦于主，并把敌人的阴谋踏在脚下”[1]。

在这里,书写自我清楚地表现出与隐居生活的互补关系:它缓解了独居的危险;它给予人们的所做所思以一个可能的凝视;强迫自己去写这一事实,由于会引发羞耻感和对异议的恐惧,而扮演了一个同伴的角色,因此,这里可以提出第一个类比:笔记本之于隐居者,如同在一个共同体中,他人之于苦行者。但是,同时第二个类比也被提出来了,它指的是,苦行实践,不仅仅是行为劳作,更准确地说,它还是思想劳作:书写对灵魂的内在冲动所施加的约束,一如他人的在场对行为领域所施加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书写的角色非常接近于向导师忏悔,关于这一点,若望·格西安(约翰Cassian)的看法与伊瓦格里厄斯的(Evagrian)精神性一致,他会说,书写必须毫无例外地披露所有的灵魂冲动。我的书写表现为精神搏斗的一种武器。魔鬼是一种欺骗力量,它使人自欺欺人(《圣安东尼的生活》至少有一半篇幅花在这些骗术上面),但书写则构成了一种检验和试金石:通过披露思想的冲动,它驱逐了布满敌人阴谋的黑暗。”《圣安东尼的生活》是基督教文献留给我们的关于精神书写主题的最古老的文本之一,它远未穷尽后来的著作所呈现出来的所有意义和形式。

但是,人们可以集中关注它的一些特征,从而能够回顾性地分析,在基督教产生前夕,书写在自我的哲学教化中所起的作用:书写与同伴关系紧密关联;它在思想冲动方面的运用;它作为真理检验的角色。这些不同的要素已经在塞涅卡(塞内加),普鲁塔克,马可,奥勒留的著作中出现,但意义却很不相同,遵循的步骤也完全不同。没有练习,任何技术和专业技能都不能获得,没有一种被理解为自身的自我训练的修炼(禁欲),生活的艺术(tekhnetou biou)也不能被习得。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苏格拉底学派和犬儒学派长期重视的传统原则之在这种训练所采用的所有形式(包括节欲,铭记,自我反省,沉思,沉默和倾听)之中,书写——为自己也为他人的书写行为,似乎相当晚才开始起重要作用。无论如何,帝国时期产生的,和自我实践相关的文本对书写作了大量的强调。塞涅卡说,不仅需要去读,还需要去写。[1]爱比克泰德开设专门的口语教学,但仍然有好几次强调书写作为一项个人训练的功能:人们应该“沉思”(meletan),书写(graphein)训练自己(gumnazein):“当死亡降临到我身上时,愿这些成为我的思想,成为我的研习,写作或阅读。[1]或是更进一步:“让这些思想日夜听从你的支配:记下它们,读它们,谈论它们,对你自己和你的邻居如果某件所谓的令人不快的事情降临到身上,你首当其冲的即刻解脱办法将是:它并非出乎所料。”[1]在爱比克泰德的这些文本中,书写出关联着关于思想本身的训练,现时常常关联着“沉思”,法则或是即重新激活思想所知道的事情,想起某个准则,例子;思考它们,吃透它们,并通过这种方式,使思想本身做好面对现实的准备。然而，人们也会看到两种不同的方式联系着思想训练。一种采取线性”系列”的方式:它从沉思发展到书写这一行为,再过渡到赤身训练即在真实情境中进行训练和磨炼-一种思想劳动,一种经由书写的劳动,一种现实中的劳动。另一种是循环的方式:先是沉思,后是笔记,笔记促成了重读,而重读反过来再一次地发起沉思。无论如何,不管练习过程以何种方式进行,在整个练习所引发的过程中,书写构成了一个基本阶段:也就是说,将那些公认的,被认作为自我训练的为是真实的话语塑造为理性的行为准则。”书写,用普鲁塔克的一个表达来说,具有一种一个要素。形塑性格(ethopoietic)的功能:它是将真理转变为气质的一个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