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岩（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陈星聚(1817－1885)，字耀堂，河南临颍人，1817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先后中过秀才、举人，在清同治、光绪朝为官，先后担任福建省顺昌、建安、闽县、仙游、古田知县。1871年，陈星聚被调往台湾，任鹿港、淡水同知，不久又擢升为台北知府，主持建设台北城，为台北府城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75年，钦差大臣沈葆桢上书朝廷:“台北口岸四通，荒壤日辟，外防内治，政令难周，拟建府治，统辖一厅三县，以便控驭，而固地方……艋舺当鸡笼、龟仑两大山之间，沃壤平原，两溪环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观；西至海口三十里，直达八里坌、沪尾两口，并有观音山、大屯山以为屏障，且与省城五虎门遥对；非特淡、兰扼要之区，实全台北门之管钥。拟于该处创建府治，名之曰台北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州将军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亦上书附议。12月12日，光绪帝颁发上谕: “准其于福建台北艋舺地方，添设知府一缺，名为‘台北府’，仍隶于台湾兵备道。附府添设知县一缺,名为淡水县，其竹堑地方原设淡水厅同知即行裁汰,改设新竹县一缺；并于噶玛兰厅旧治,添设宜兰县一缺；即改噶玛厅通判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扎鸡笼地方。”至此,台北府正式成立。

1877年，林达泉被任命为首任台北府知府。林达泉于当年三月抵达台北后, “立剖清积案百余牌,人自以为不冤。七月加里宛社番乱,达泉筹办后山军火、米、银,不遗余力”,由于公务繁忙，过度劳累,加之其父去世的噩耗,林达泉劳累成疾，在任仅七个月便离开了人世。当时林达泉的府衙设在竹堑,并没有移驻台北。“光绪四年,台北新设府治,淡水同知裁缺。时新设台北府知府林达泉、陈星聚先后在任,皆暂以淡水厅署为府署。至五年闰三月,淡、新分治,知府陈星聚始移治台北。”光绪五年,陈星聚出任台北知府,府衙移驻台北,开始筹备府城建设计划。

最初沈葆祯将台北府治所选在艋舺,“艋舺当鸡笼、龟仑两大山之间,沃坡平原,两溪环抱,村落衡市,蔚成大观西至海口三十里,直达八里全、沪尾两口,并有观音山、大屯山以为屏障,且与省城五虎门遥对,非特淡、兰扼要之区, 实全台北门之管钥。拟于该处创建府治,名之日台北府”。林达泉在任时,有人建议把府治设在新竹,他详细阐述艋舺的战略地位,支持沈葆祯的提议“此地艋舺四山环抱, 山水交汇府治于此创建,实足收山川之灵秀,而蔚为人物。且艋舺居台北之中,而沪尾、鸡笼二口,实为通商海岸,与福建省会,水程相距不过三百余里较之安平、旗后,尤有远近安危之异。十年之后,日新月盛,臬道将移节于此,时势之所趋,圣贤君相不能遏也。”台北府治所最后确定在大稻埕和艋舺之间的水田上。当时整个台北地区,大稻埕和艋舺都十分繁华,为了争夺台北府治所,两地士绅闹得不可开交。将治所设在此地不仅可以平息两地府城之争,又可将两市连为一体,同时又可以使府城建设在完整而宽广的土地上,非常理想。

然而,这样的选择也为府城建设带来了新的困难。台北城址内原为水田,土地松软,就是修建普通的民居,也要将土地夯实,至于城墙乃至城门楼就更难承载了, 因此,筑城工程乃以先以土地夯实为先,陈星聚在预定城墙线上植竹培土,希望三、四年后能承受城墙重压。因此,光绪六、七年,因土地松软城墙先未动工,城内则先建台北府衙、文庙和考棚。

光绪七年是关键的一年,福建巡抚岑毓英的到来,大大推进了台北府城的修建进程。陈星聚根据北方城市棋盘状的传统规制对台北府城进行了初步设计,并着重强调城墙要以石为基。之后将整个规划图交台湾兵备道刘璈审查,经过刘璈的修改,设计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了,最后由巡抚岑毓英审定。深信风水的刘璈认为岑毓英所定南北轴线直对大屯山,后无祖山可凭,一路空虚,犯了“五凶”,故将城基略转向东北旋十三度,使中心轴线对准大屯火山群第一高峰七星山,不偏不倚与玉皇大帝、北极星君完全平行。这就是城内街道与城墙不平行的原因。陈星聚也懂风水,但他认为重要的是城池坚固,故所注重的是城墙的质量、炮台的设置与经费的筹措,对刘璈的改动表示同意,同时建议城门门洞可仿北方城市,以条石作弧形拱券,确保坚固。

但是工匠和建筑材料本地均十分匮乏,都要从内地各省引入。台湾规模较大的工程，所需工匠大多是从内地招募而来,甚至部分建筑所需材料也要从内地采购。“十八日接见夏献纶、刘傲,知已勘定车城南十五里之猴洞,可为县治……刘傲素习堪舆家言,经画审详现令专办筑城、建邑诸事。惟该处不产巨衫,且无陶瓦, 屋材、砖健必须内地转运而来,匠石亦宜远致。”甚至修桥也要依赖内地工匠,“闽抚岑宫保于去年渡台督理桥工、城工,至今尚未内渡,已列前报。兹闻大甲溪之桥工,即用土民兴筑,亦可将就成事。惟台北府、县各城工,非熟手工匠,势难创建。缘城垣之高矮、城垛之大小,皆有度数,必须按地势以绘图,方能照图建筑也。去腊已札知府卓维芳赴粤雇觅匠人百余名,约定正月内到香港候船来闽。现闻宫保借己船局之‘永保’轮船,准于二月朔赴粤装载匠人,往台赶紧兴工，大约中和节后,即可筑登登而削凭凭矣”。府城建造所需的工人大多是巡抚岑毓英从广东招募来的熟练匠人。

光绪八年（1882年）一月二十二日,台北府城建设工程正式动工。在陈星聚的指挥和具体策划下,所有资费除各县分派之外,富商大贾也纷纷响应号召,解囊捐助。全台首富林维源与厦门人李春生一起,捐资兴建了“千秋”和“建昌”两条街,吸引了很多商户到此开办商行店铺,在台北的繁荣中起到了表率作用。由于当时修城的主要目的是防御外患,因而在营建过程中,添扎炮台、营碉诸事也一并进行。

建成后的台北府城略呈长方形,南北长四百一十二丈,东西宽三百四十丈, 城墙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二尺。城墙外侧以条状青石砌成,内侧为砖,中间夯以土砂细石。府城设城门五座,北门面向京城,曰承恩门,意为“承接皇恩”之意。东南西三门分别曰照正门、丽正门、宝成门。另有小南门曰重熙门。“垒石为之,周一千五百有六丈,池略大之。辟五门：东曰照正,西曰宝成,南曰丽正,北曰承恩, 小南曰重熙,而东、北两门又筑一郭,题曰‘岩疆锁钥'。既成,聚者渐多,其后复建巡抚衙门,遂为省会。”台北城建成后,台湾的政治、经济重心也随之北移,台湾建省后的巡抚衙门及布政使司衙门设置于城内。此后,台北逐步成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光绪十一年（1885年），陈星聚病逝于台北知府任内，遗体被辗转运回家乡安葬。由于当时清政府念他“劳瘁不辞”，与台北建设相始终，特追封他为三品通议大夫，给予“御赐祭葬如例”的安葬待遇。墓园修建时间长达4年，占地约1650平方米，南北长55米、东西宽30米。1889年墓园在临颍落成时，墓前有华表、碑碣，墓道两侧为石人、石狮、石马、石羊、石猴等。园内古柏森森，庄严肃穆，是人们怀念祭祀陈星聚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