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靖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在这两段对话中，我首先注意到的是语言的简洁度。譬如，“七斤慢慢地抬起头来,叹一口气说,‘皇帝坐了龙庭了。’”虽然只有短短21字，两个动词描写七斤的抬头与叹气，一个副词“慢慢地”描写七斤的神情，还有“一口”作为量词描写七斤叹气的次数，但是已经足够传达出七斤忧心忡忡的心理状态。试想一下，如果这是一件让七斤觉得有利无害或者无关紧要的事，七斤是不会这般抬起头“叹气”的。而他如此“慢慢地抬起头”陈述又显示出他的勉强，述说此事似乎并非出自本心；“叹气”则表明他对此事十分担心却又无可奈何。同时，七斤表现得像只木偶一样被动地接受外界刺激，并本能地做出反应。可见，对于人物的内心波澜, 鲁迅没有采用高强度、大幅度的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用经济平实的白描手法直陈其事。“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但就是这简洁的话语,掀起了故事的轩然大波，其对话、动作将一条辫子引发的风波逐渐推向高潮。

在自知“我没有辫子”时七斤本该掀起一阵波涛，可字里行间却没有任何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以及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的词句,这是因为，他长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政治选择，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个人的思想表达，他已经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像是一具行尸走肉，他的个人思维处于一种极端低级的水平，没有个人的思想，只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可悲，更可悲的是他身边的群众都表现了类似的麻木。他们已经适应了奴隶的生活，只要让他们生存，不管谁坐龙庭，都不是他们要关心的事情。因此，他们进行的是几乎没有什么信息量的冗余对话，显示出七斤与七斤嫂的机械匮乏的同时又反衬出他们对此事件的冷漠与含混认知。

“皇帝要辫子么?”

“皇帝要辫子。”

……

在这一组对话中，“说”以及与“说”相近的语词“道”总共出现了四次，前三次的“说”属于“文本叙述常见的‘行为’符码，体现为‘对白’性的言语交际方式”，而最后一次“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说要的”中的“说”则更倾向于与他者进行言语交际，是带有“追忆”性质的对过往对话场景的再现，我们从这一简短的话语中仿佛看到了在咸亨酒店里的人们是如何讨论这一重大事件的，虽然没有过多的语言，但从二人对话中的紧张氛围足以见得当时在咸亨酒店的场景。

对于信息闭塞的鲁镇人来说,皇帝要不要辫子,需要有权威性的人物说话,而不是自己的思想,“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这就决定了它的权威性。只要大家都这么认为,事情就一定如此了。鲁镇人直线性的思维方式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如此。这正是由于人们缺乏精神信仰、毫无殉道精神而引起了“风波”。

我们对这一组对话细细品味之后还可以发现，看似处于对话场景的两人，实则有一方的言语是一种“无意义的话语”:七斤嫂的首次回应“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是与七斤话语传达的本意背离的；而后两句话语亦未对话语进程产生本质的影响。如果抽去七斤嫂的话语，七斤看似极为简短的话便已将事件的线条梳理清晰: “咸亨酒店里的人说，皇帝坐龙庭了，皇帝要辫子，我(却)没有辫子。”可以说，对话中另一方——七斤嫂，看似“在场”，实际上却呈现出一种空白状态。而对话场景的设置实际上是鲁迅出于“自我不在场”、“我”处在隐匿与缺失的状态，对第三人称“具身性”欠缺进行的一种有效性弥补。

鲁迅曾在《看书说论》里谈道：“写人的对话，须达到这样境界：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

如果说七斤是浑噩的现实主义,那么，七斤嫂便是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别看七斤嫂是穷乡僻壤的女流之辈，她表现出的是敏锐的洞察力。在七斤告诉她“皇帝要辫子”之后,她“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当然,七斤嫂既然能敏锐地觉察祸从天降,也就能敏锐地感知紧急警报解除的信号。浑浑噩噩的七斤虽然天天进城,却丝毫未能察觉到任何苗头,可是七斤嫂好像气象观测家一样能预感政治气候的变幻。她用来测定政治气候变幻的仪器还是赵七爷头上的辫子，“辫子又盘在顶上了”就是警报解除的信号。但是浑噩的七斤竟一概不知。我们发现，原本处于“空白话语状态”的七斤嫂转而成为本次对话场景的话语主体。“你在城里可听到些什么”看似是疑问句，实则并非七斤嫂的真正疑惑，而是一种已预先猜测了答案的试问，她希望得到七斤的应和，但七斤的话语却在此处转为空白的呈现，可以说，在这一组对话中，七斤的每一句话语的信息值都是无效的，甚至有一处更直接以“……”加以直观的呈现。与之相对的，七斤嫂虽然每句均是以问句形式呈现，但话语中包含的信息已给予我们读者以确切的意识。七斤嫂自己便将谜底揭晓:“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店前,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没有穿长衫。”这样看，七斤嫂要比浑噩的七斤高明得多。

两次对话论述的是同一“事件”，话语呈现方式亦相似(问答式)，却有如此截然相对的立体呈现，鲁迅先生建构文本的高超技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看到，鲁迅和当时一些作家不同,不专在旧小说里讨生活,而重视吸取和提炼人民群众的口语, “以活人的唇舌作源泉”，再伴随着具体的动作,具有极强的戏剧性。他的语言朴素同时又形象生动、峭拔、精炼,还带有些地方色彩，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不愧为文学语言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