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焕涛（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0）

宋曹，字邠臣，号射陵，又号射陵子，射陵逸史，江苏盐城人。明朝崇祯时，官至中书舍人，明朝灭亡后，隐居不再仕，仍然以书名流传于顺治前后。入清朝后，宋朝遗民自居，所交朋友大多同为遗民，如万寿祺，归庄，冒襄等人。宋曹自幼喜爱书法，著有书学理论《书法约言》一卷，反映了他的书学思想，其中对前人理论的总结以及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挥。

纵观书法史，历代书家对于如何提高书法技能，精熟的技能是书写的基础，唐人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中对于“熟”这样解释：过犹不及曰熟。那么一味的精熟会带来怎样的审美效果呢？若一味精熟，会损坏其追求的审美效果，可能会出现甜熟，俗媚。这一观点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论到：字须熟后生，山谷生中熟，东坡熟中生，君谟，元章亦尚有生气，赵松雪一昧精熟，遂成俗派。赵孟頫书法尚魏晋书法，以技法精熟为美，但是缺乏魏晋萧散蕴籍风格。古人对“生、熟”观提出了审美观点，元明以前没有人意识到么，反而到了清朝出现这样的审美追求呢？其实并不是未意识到，无意识的要求，而是宋以前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艺术环境也不会有这样的艺术追求。

汉代是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的书法理论观点焦点多在于书体、书品等方面。到了魏晋时期，书体发展成熟，主要论述笔法、字势、人物品评等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于学习书法技能和萧散蕴藉书风。南朝宋羊欣：善草书及古人，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之后技能精熟问题的论述在此开展起来。唐代，是高度重法的朝代，这时期的书学著述十分活跃，大量的书法理论出现，上对魏晋继承并有所创新。著名书家孙过庭的《书谱》中谈及到：心不厌精，手不厌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暗于胸襟，自然容于徘徊，意在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其中孙过庭谈到在书法创作中精熟问题，注重心手合一阐述。宋朝不强调以书取士，也没有唐朝那样法度严谨，而是祈尚以学养书，以意为尚的审美追求，欧阳修说过作字要求精熟，之后才有其精神气蕴。米元章在书写技能方面也提及到了“一日不书则觉思涩”，通过不断练习达到所追求的效果。到了元代，这个时代不是创作性的高峰，是力求出现魏晋面目的高峰，以复古主义的追求强调学魏晋书法，代表书家赵雪松，力求书法精熟，但是一味地精熟而失去了审美效果和价值的消息。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明代，众多书家厌倦并难以自拔，引起了审美观念上的逆反。针对这一点，明朝书家董其昌提出了“生熟观”：书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而生，画须生外熟。他追求以“淡”为核心的崇尚自然生趣的思想，以熟后求生的手段来补充率真超逸淡的意境，所谓的熟后求生时，是技能精熟以后追求自我意境以及审美追求，从而获得了他自己独有的淡雅虚静的书法风格。清朝初期顺治年间，宋曹在董其昌之后在“生熟观”又提出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其中论述到：书必先生而后熟，既熟而后生。先生者，学力未到，心手相违；后生者，不落蹊径，变化无端。这段话主要讲变化，不重复前人的一种追求，宋曹不受当时根深蒂固的书法观所局限，在求“生”美学境界上说清楚了“生”，就是新生面—不重复前人，变化无端。这一点上，是董其昌所不能比拟的。

宋曹的提出，“熟而后生”就是指书法在精熟技能基础上，形态上去追求见于书家学识、修养等方面的审美效果。“熟而后生”这不是技巧上的故意做作安排，不是稚童体，表现刻意而为之效果，那就不是书法了。在艺术格调上，强调个人修养学识上下功夫，技能上达到心手合一，追求真正意义上审美观。另外，技能需要磨练，有的人在追求自我，主观愿望，追求其修养学识的基础上，达到艺术追求。宋曹将自己的“生”解释为“求变”，实际上已经蕴藉了一种自我个性内涵，正是不屈迎合赵书甜熟俗媚书风。宋曹学习古人而创新，崇古而不泥古，独标气骨的修养和追求，摆脱俗态，以言传神，不为根深蒂固的书法观所束缚。

宋曹的“生而后熟，熟而后生”技法审美观，将这作为更高的艺术效果追求提出来的，并且后来的书家都为之接受和重视。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中也提到“字须熟后生”之说。另外，刘熙载《艺概·书概》中也论及到：书家同一上尚熟，而熟有精粗，深浅之别，惟能用生为熟，熟乃可贵。自世以轻、俗、滑、易当之，而真熟之亡矣。刘氏段话在宋曹的理解上，对生后熟又有不同的诠释，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