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敏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 510000）

廖仲恺（1877—1925），广东归善（今惠阳）人，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他长期追随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政治理念，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和黄埔军校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推动北伐大业作了自己卓越不凡的贡献。1925年，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目前，学术界对廖仲恺的研究主要是从其生平与历史作用、精神与思想、文艺作品、纪念活动四方面着手，其中有关廖仲恺与国共合作、经济思想和工农运动方面的成果颇为丰硕，[1]而对廖仲恺在第一次东征的贡献方面研究较少。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军队的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

东征的前提是要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军队，主要力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时，始终坚持以制度治校和以纪律治军，目的在于不断提高广大师生自觉遵法守纪的积极性，以保证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及战斗任务能顺利完成。

政治训练上，廖仲恺平日对军校学生要求严格，亲自指导学生政治训练。在他的主持下，军校开设各种政治课程：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廖仲恺则亲自讲授帝国主义侵略史，使学生对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残酷情状颇为明了。此外，他还注重培养军校学生的纪律性，曾多次在学校的演讲中强调团结及纪律的重要性，为使全校师生言行和奖惩有章可循，养成学员严格的组织纪律性。1924年，他和蒋介石联名颁布了《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遵守礼节令》；1925年，第一次东征前夕陆续颁发《革命军连坐法》《禁止军士扰民令》《申明军纪令》和《守纪律令》等。为确保这些条例能够贯彻执行，1月11日，黄埔军校为此设立军法处。正因平时注重学生军思想政治教育和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东征途中，黄埔军校官兵师生纪律严明，官兵们接受百姓之物一律付钱，并在所到之处贴上军校布告：“我们既为救父老兄弟姐妹的痛苦才杀陈炯明，所以有三件请求：一、检举犯纪者，以便严惩；二、公买公卖；三、帮助本军。”[2]（P.238）当时广东连年战祸，生灵涂炭，东江人民遭受陈炯明军的蹂躏，恨军队胜于土匪，然而军校官兵却使东江人民耳目一新，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使得战斗中军队的运输、通讯、情报等都得到广大人民的帮助。当时的报纸还对东征军的严密纪律作出报道，认为这样的革命军是民国以来最被人民拥戴的真正革命军。在强调军队纪律性的同时，廖仲恺还强调奖罚分明，以鼓舞士气和整顿军纪。3月16日，廖仲恺在揭阳河婆给位于前线教导团官兵发表演说，强调“此次为革命而奋勇的同志得到的胜利，是各同志平日受本党主义感化，为人民奋斗的结果。”盛赞师生们“显示了革命军独一无二的勇敢精神”，“这样子的勇敢，真算是空前之举！”并激励全军“保持这光彩，长久照耀于普天地”。[3]（P.742）期间，军队发生了被俘士兵逃脱归来“弗受私赠”的感人事迹，时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吴铁城因此事给廖仲恺写信说：“铁感喟之余深以我军校有如此党军，无怪此次战役，我军所向如汤沃雪，无坚不破，无敌不催。信乎孙总理之言，有云革命军代表人民利益无不以一敌百也。”[4]（P.106）廖仲恺非常高兴，并致函蒋介石，请其查明事情原委并及时给予奖励，以激励党军。对临阵脱逃的官兵，廖仲恺则严之以法，如淡水之役，有一连长自行退却，廖仲恺认为应立刑之于军前，惩罚了该逃脱连长，此后军队再无敢退者；如棉湖之战，全团几覆。卒无一人后却，虽属官兵之耐战，连坐法实亦有以制之也。[4]（P.106）

除了领导和参与东征军的政治事务，廖仲恺还统领和布置政治部宣传工作。他让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政工人员随军出征，沿途对士兵、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等工作。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五十万份致士兵的传单，十万份致农民的传单，五万份革命歌曲，[4]（P.106）这些材料在东征期间均散发，东征期间，黄埔学生军还积极开展宣传：“不筹饷、不拉夫役、不抢占民房、不用军用票付价、爱护人民”等标语。正是由于黄埔军校初期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使黄埔军校官兵人人均能力负党国重任，故每遇战斗，其牺牲与奋勇的精神，实有气吞山岳，志塞巨川之概。[5]（P.206）

二、为东征解决经济困难

廖仲恺是国民党内最著名的财政专家、孙中山最得力的财政助手，一直被称为孙中山的“钱荷包”。[4]（P.106）1922年6月，早已有叛变之心的陈炯明、叶举在东莞县石龙召集会议，讨论叛乱军事部署，决定逮捕廖仲恺，因为他们认为阻止孙中山的北伐大业关键在于斩断孙中山财源，廖仲恺首当其冲。14日，陈炯明以“领款”和“有要事相商”为名，电邀廖仲恺去惠州。廖仲恺为大局着想，争取让陈炯悬崖勒马，于是答应前往。不料廖仲恺一到石龙就被陈炯明扣留，后被押送到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监禁起来。廖仲恺被监禁起来以后，陈炯明认为“把孙中山的荷包锁住了”[4]（P.106），攻打广州革命根据地的胜算更近一筹。由此可知，廖仲恺在经济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后，廖仲恺即被任命为大本营财政部长，后又被孙中山委任为劳军使、广东省长统一财务委员以及大本营筹饷局总办，担负起巩固和保卫广州革命战略基地的重任。孙中山对当时财政局面有过这样的概括：“广东省库的确罗掘俱穷，由于军队复杂，各属征收机关又未能解款前来，军饷尚无法筹措。”曾任广东财政厅长的邹鲁也在与孙中山交流时表达了相同的意见：“矧以此次军兴（指讨伐陈炯明），义军蜂起，机关分立，事权未能统一，举凡职厅直辖省内外各厘税饷捐收入，悉为各驻防军队收办，饷款概行截留，省库几同守府。筹饷者志穷力竭，索饷者纷至沓来。无米成炊，巧妇有难为之叹；点金乏术，司农兴仰屋之嗟。”[6]

廖仲恺上任后，立即对财政体制进行调整。在军费上，作出：1.一切军费的开支统一由大本营军政部发出，令各机关、驻粤各部队造报预算书。2.要各财政处呈报收支数目，规定此后各军饷需重新分配，直接由军事厅军需科给领。3.成立预算委员会，严格控制行政机关的支出。[7]（P.214）尽管统一财政极易引起军阀的不满和反对，但廖仲恺态度坚决，下令擅自征收或截留者按照军法严重治罪，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对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和拥护，解决了广州革命政府的经济危机，为第一次东征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为使东征军有足够的出征费用，在军队出发前，廖仲恺要加仑将军支付苏方早已答应给军校的28万元欠款，随后他又四处奔波自筹了6万元。1925年2月中旬，廖仲恺积极地发动群众为前线官兵捐输饷费、筹集饷糈以应军政开支，使前线物力得到增援，军心士气大振，保证了东江讨陈战事顺利进行。

因此，国民党内外的人都肯定和称赞他的理财能力：“陈逆（炯明）叛志，先生早觉之，乃力赞北伐，自任筹措军费。总理自是十月到次月四月统大军驻桂林，军费无匮乏之忧，都是先生的力量。”[8]（P.186）

三、筹划与领导军事作战

1922年，孙中山对陈炯明的逆叛行为有所察觉，但为了争取陈炯明的回心转意，几次派廖仲恺去做工作。廖仲恺站在坚决拥护孙中山的革命立场上，与陈炯明进行了顽强的斗争。3月至4月间，他常奔波于广州、肇庆、梧州等地，传达孙中山的意见，对陈炯明进行反复劝说，还多次函电进行规劝，但均无效果。[4]（P.106）因陈炯明拒绝前往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后被孙中山免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三职。此后，陈炯明退居惠州，暗中从事抵制北伐，破坏统一行动，处处与广东革命政府相对抗。他与英帝国分子勾结，在北洋军阀段祺瑞和买办商人的支持下，趁孙中山北上商定国是之际，自命“救粤军总司令”，在汕头召集军事会议，妄图进攻广州革命根据地，摧毁革命政权。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前，连发3个口令委任廖仲恺为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参议及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廖仲恺为了巩固革命政权、打破陈炯明反动企图的局面，坚决主张讨伐陈炯明。12月24日，廖仲恺同胡汉民、加仑将军举行三人会议，决定组成东征军事委员会。1925年1月16日，陈炯明部队兵分3路向虎门进犯，妄图一举占攻广州，在危机之际，廖仲恺在广州再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东征计划，会议决定，廖仲恺、胡汉民、蒋介石等组成军事委员会，直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掌握各军总指挥权。廖仲恺在会议结束后，又经多方面的努力，将谭延闿、陈潛的湘军，朱培德的滇军，许崇智的粤军部队吸引到政府方面。期间，孙中山病情严重，廖仲恺曾想进京侍病，却被孙中山阻止，说：“广东不可一日无仲恺。”[4]（P.203）所以，廖仲恺成为第一次东征的指挥者和领导者。26日，张明达、叶剑英率领粤军第二师从广州燕扩出发，廖仲恺专门抽空前往第二师驻地，勉励前线官兵们勇敢杀敌。2月1日，广州革命政府正式举兵东征讨伐陈炯明，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许崇智所部粤军为右路，攻淡水；桂军刘震寰为中路，攻惠州；滇军杨希闵为左路，攻河源。廖仲恺作为黄埔学生军的党代表，除坐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统筹部署外，还多次亲临前线，巡视部队。5日，东征军抵达惠州淡水城郊发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廖仲恺与蒋介石、周恩来等详细讨论了攻打淡水的部署；17日，经过几天的浴血奋战，东征军攻克淡水之后，廖仲恺与叶剑英、何应钦等再次召开东征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进攻战略；他还多次亲自到虎门一带巡视部队，并常与指挥官一起筹划作战计划和策略；3月初，东征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孙中山闻讯异常高兴，嘱咐守护在旁的何香凝致电廖仲恺代他前往汕头慰军。廖仲恺接电后，立即奉命以大元帅大本营参议的身份奔赴东江前线，誓师并鼓舞战士奋勇杀敌。12日，孙中山因肝癌在北京逝世，正在棉湖前线的廖仲恺听闻噩耗极为悲痛。22日，他和胡汉民、蒋介石等人联名通电，声明“谨遵总理遗志，继续革命”。廖仲恺化悲痛为力量，亲临战地督战。东征军将士说：“我们常常看见他每天做十几点钟的工作，还穿着草鞋拄着拐杖领导我们去打仗”“亲督役夫搬运弹药”。[9]（P.173）廖仲恺的实际行动激励广大官兵浴血苦战，使东征不断取得胜利。

四、重视工农力量，组织工农参与东征

第一次东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离不开农民、工人的帮助。廖仲恺指出“国民革命之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国民革命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了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故农民不了解与不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可言”“工农利益与革命是不可分的，但是革命是工农为主才行”。[10]（P.69）所以，以孙中山、廖仲恺等人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始终把组织和发动农民革命加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廖仲恺除重用澎湃、谭平山等共产党人外，对澎湃等人的农民运动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安排广东农民讲习所第一届的学生在黄埔军校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在黄埔学生军平日学习里，廖仲恺就非常注意引导学生支持和参加工农群众运动，指示和鼓励学生军帮助工团军、农团军；在东征前的军事会议上，廖仲恺还特别强调要在农民、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如提出“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4]（P.69）等口号。东征军每到一处，即印发传单，进行演讲，组织各种军民联欢活动，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东征军出师前后，黄埔军校政治部李劳工等人将50多名在广州海丰籍的农民组成海丰农民自卫军，作为东征军的向导，带东征军前锋部队出发。这使得东征军能够顺利进入海丰境内并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欢迎和帮助。东征军出发作战前，农民就将土炮、土枪等武器加以检查修理；部分农民或直接参战、构筑战壕，或担任运输、向导，或扰敌后方，牵制敌军，使东征节节获胜。当陈炯明军队由惠州老隆退至海陆丰时，早有准备的武装农民立即勇猛截击，围困敌兵4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的行动。在广大农民的支援下，东征军很快乘势克复潮州、汕头，为赢得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奇勋。东江之役，农民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也和廖仲恺平时注重强调农民作用、支持农民运动是分不开的。

由上述可得知，东征前后的工作，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在民众宣传后勤等方面，廖仲恺都积极参与，为东征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在广州革命根据地危急存亡之际，他不仅担任起广东军政府的财政要职，还积极加入讨伐军阀的战斗之中。东征期间，孙中山虽不幸逝世，但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始终坚决维护孙中山的政策，以大局为重，在陈炯明叛变之际，他第一时间站出来领导和指挥东征各项工作。政治上，他注重黄埔校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学生军，为东征奠定了强有力的军队基础；经济上，他处处筹款，为东征解决经济困难，使东征军在后勤方面无后顾之忧；军事上，他时常亲临督战，与东征军共同甘苦，大大地鼓舞了士气和军心。廖仲恺所做的一切，都极大地推进东征的进程，确保东征顺利进行。东征的胜利与廖仲恺的努力是离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