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伟洁 袁英蕾 杜菲菲

文化线路遗产是人类历史上因为文化传播、贸易、宗教朝觐等活动而形成的线性文化轨迹，呈现出连续性、整体性的遗产场域格局，主要包含有道路、运河等线路实体遗迹以及线路自身所辐射到的场域范围,文化线路是聚合着多种类型文化遗迹、富含多样化文化特征的线性遗产综合体，例如“丝绸之路”“蜀道”“茶马古道”和“京杭大运河”等都是典型的文化线路类型的遗产。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线路的功能也在发生着蜕变，特别是现代交通方式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条件，人类历史上原有的许多文化线路遗产的交通价值大幅度的萎缩，很多文化线路遭到了废弃。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各种城市功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很多文化线路遗产直接曝露在城市化发展势如破竹的格局之中。因文化线路原有的交通、航运等功能的丧失，导致自身功能性的价值削减，而被迫给城市化建设让路，致使整体性的文化线路遗产格局遭到破坏。例如京杭大运河航运功能的萎缩，造成了大运河的淤积，甚至有些航段的消失，同时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大运河沿线文化景观和文化生态的破坏，是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级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化线路遗产作为人类重要历史遗存，附着在文化线路中的巨大遗产价值，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通过对文化线路的遗产价值实现转换，促进文化线路旅游开发，可以实现在当今城市化背景下文化线路遗产功能和价值的更替，以达到对文化线路遗产进行活态保护的目的。南方丝绸之路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贯通的丝绸之路，作为典型的文化线路遗产，南方丝绸之路是历史上连接缅甸、印度、中亚等地的重要贸易通道，也是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线路。永昌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处于南方丝绸之路我国境内通往缅印的最后一段，是我国古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线”，整条古道文化遗存丰富、遗产价值巨大。永昌古道文化线路遗产线域范围内聚合着大量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具有可观的旅游开发前景。对永昌古道文化线路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旅游开发，可以在推进永昌古道沿线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以促进永昌古道文化线路遗产在使用中发展、在开发中保护，实现永昌古道文化线路遗产的活态保护与发展。

一、文化线路理论概述

(一)文化线路理论的发端

文化线路遗产是当今世界遗产体系中新的门类，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世界遗产类型及其相应的评价体系。1993年，欧洲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泰拉宗教朝圣线路西班牙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该条宗教朝圣线路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线路类型的世界遗产，引起了世界研究文化遗产理论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往世界遗产名录上的遗产点和历史纪念物要么是单体纪念物，要么是粘连的整体物，要么是主体集合物，存在也是以整体点状而不是线状形式。[1]文化线路代表了世界遗产类型体系中新的评价标准。1994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了“线路，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专题性质的专家研讨会议，在会后形成了《马德里专家报告》会议文件，正式提出了“文化线路”这一概念。

(二)“文化线路”概念的含义

文化线路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框架，即基于历史时空里发生的人口流动、碰撞和对话，以及文化交流与交融。文化线路是多维度的，有着除其主要方面之外多种发展的、附加的功能和价值，如宗教的、商业的、管理的等等。*参见1994年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由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代表共同参加的“线路，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国际会议，会后形成的《马德里专家报告》文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线路遗产就其内涵而言具有质的规定性，即文化线路遗产本质上是因人类历史上各种活动而产生的文化轨迹，这种文化轨迹包含着众多的文化节点。线域散布的众多文化节点在线性空间里呈现出密集的串联和聚集，共同营造了线域整体性的文化生态环境、共同奠定了文化线路在本质上的文化属性。历经历史时空的改变，这些文化节点在当下时空里衍生和延伸了文化线路自身独特价值链体系。总的来说，文化线路遗产体现了人类历史上多元文化之间的空间碰撞和融合，见证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持续对话过程中文化的沟通和跨越，是人类探索未知、彰显信仰、跨界贸易和追求幸福等知识营造过程在线性地理空间上的文化表达。但文化线路概念也有其质的外延，即文化线路一般都会有明显的始点和终点，介于两个端点之间的文化轨迹显然是无形的，但文化线路的线性场域会通过运河、道路等物质形式表现出来，且线性场域与其所依附的外在实体自然空间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山川、河流和地势等自然因素不仅可以改变文化线路的具体走向、也决定着文化线路上人们跨区域往来沟通的顺畅和频次、决定着文化线路的兴废，但文化线路的外延结构并不影响其本质意义上的文化属性。

二、云南“永昌古道”文化线路的历史轨迹和线性特征

(一)永昌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方丝绸之路也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或者被简称为“南丝路”。南方丝绸之路以四川成都为始点，经由云南进入缅甸和印度等国家，到达中亚和西亚，是沟通中西方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化线路。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商业和贸易大通道，整条线路起源时间早，线域跨度大，连线的国家和民族众多，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意义。关于西南丝绸之路在汉代就有文献记述，《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及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出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南方丝绸之路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最早形成的“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后，分为东西两线，东路经四川成都、乐山、宜宾等地进入云南境内到达昭通，跨越贵州咸宁再次通过云南的宣威、沾益、曲靖、昆明、楚雄、镇南等地到达大理。南丝路西线被称为“蜀身毒道”，“身毒”是我国古代对印度的简称，西路主线从四川成都出发，经由邛崃、雅安、清溪关、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等地达到云南的大姚。东西两道在大理合二为一，经由永平(博南)、保山(永昌)、腾冲等地抵达缅甸密支那，再经由缅甸西行达到印度等国家。或从保山到达德宏芒市，通过瑞丽抵达缅甸八莫，辐射到中南半岛。这条经由大理、保山辐射到缅甸、印度等国家的南方丝绸之路环节被称为“永昌道”。 蜀身毒道最重要的一条是直接沟通往今印缅陆路的滇缅永昌道，这条通道从五尺道与灵关道的汇合点叶榆(大理)为起点，经古哀牢国之地入今缅印腹地，因经过博兰山又被称为博兰道。[2]《三国志》卷十三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魏略》所记与《后汉书》可相参证，确知大秦(古罗马)有海道通缅甸，经云南以达四川直至洛阳的交通状况。[3]这条由罗马到达四川成都的路即是南方丝绸之路，而由缅甸进入到我国云南大理的部分即为“永昌道”。

(二)永昌古道文化线路在历史上的多元功能属性

1.贸易往来通道

永昌古道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联通滇缅、滇印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有力地促进了古道周边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崛起。以永昌郡的发展为例，永昌城(今保山)自东汉设郡以来，城市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旧唐书记载，唐代宰相张柬之曾上书：“(永昌)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日不阙”。唐宋时期，永昌商路发达，东北到大理羊苴咩城六程，北经河赕翻大雪山到吐蕃，东南至开南城十日程，七十五日程至骠国(古国，骠人在伊洛瓦底江流域建立的古国)，七十四日程到小婆罗门国(古国，位于今缅甸西部阿拉干地区和印度阿萨姆邦南部一带)。[4]因永昌古道的兴起，永昌成为我国西南边陲商业发达的城市，永昌郡成为古道上重要的交通枢纽。清代编撰的康熙《永昌府志》记载：“市肆货物之繁华，城池风景之阔大，滇省除昆明外，他郡皆不及，人此谓之小南京焉”*康熙《永昌府志》卷五。永昌古道商贸活动给永昌郡及沿线城市带来的繁盛由此可见一斑。

2.民族交流通道

永昌古道从我国云南地区西面和南面沟通着古代的缅甸和印度等国家，向国内沟通着永昌、大理等城市。整个永昌古道贯穿于我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古道成为不同少数民族往来的大通道，不同民族间通过永昌古道进行经济、文化的往来，促进了永昌郡在当时形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华阳国志》载永昌郡有闽、濮、鸠獠、裸濮、身毒之民，足以见此地民族大都会的盛况。[4]各民族之间商业往来活动加剧了民族的迁徙，汉代的永昌郡成为当时我国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堪比当时的蜀郡(今成都)。以《后汉书》卷33载西南各郡户口以每城平均来看，户口平均每城最多的是永昌郡，为28987户，而当时的蜀郡每城仅27314户，巴郡22192户，有人统计永昌郡的人口密度大约每平方公里19.2人远远高于益州郡的1.2人。*数据来源：苏建灵《有关东汉时期永昌郡户数、人口数的几个问题》可见随着永昌古道贸易的繁盛，民族之间的流动加快，永昌城当时吸引、聚集了众多少数民族，成为各民族迁徙流动的节点，永昌古道也成为一条民族交流的大通道。

3.文化交流通道

作为承载着厚重历史文脉的古道，永昌古道是典型的文化线路遗产，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建立在民族迁徙和贸易往来的基础之上。民族迁徙和贸易往来带来的是文化的传播和跨越。永昌古道所经过的保山、腾冲成为了当时滇西地区政治、文化、经济的边陲重镇和西南丝绸之路上经济商贸往来的重要城市节点。永昌道不仅只是一条道路，供国内外输入输出的商品进行经济来往，同时它也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承载中心。[5]首先在永昌道沿线区域各民族互相往来的过程中，也带来了文化的多维度传播，今天的保山地区散居着汉、傣族、回族、白族、苗族、景颇族和布朗族等众多民族，民族文化丰富多样，与永昌道的历史上民族文化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因地缘因素的关系，也为云南各民族与印度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在两国诸多民族文化身上打上了的文化传导印迹和文化融合特质。[6]再者是作为连接古代印度、缅甸和中亚等地的重要大通道，不同种类的宗教通过以永昌古道为重要环节的南方丝绸之路实现了跨区域的传播，尤为典型的是佛教。唐代的《法苑柱林》记载：“(西洱河 )其地西北去嶲州*嶲州，即为今天的四川西昌。两千余里，问去天竺非远，往往有至彼者。”嶲州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由此可见，在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一定有众多的佛教僧侣、信徒往来，或前往印度等地学习佛法、或从这些地方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将佛教、佛经进一步地带入我国内地，而云南永昌古道是当时众多佛教国家将佛法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带到中国境内的第一个节段，线路意义和价值可想而知。《蜀中广记》记载：“先是通咸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明)曹学佺 撰《蜀中广记》卷三十五永昌古道作为一条跨区域、跨民族的古代贸易和民族交流通道，在促进不同区际之间文化的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永昌古道的旅游价值

永昌古道作为古老的文化线路遗产，其线性区域分布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包含古城、古道、碑刻等文化遗产资源。同时由于沿线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少数民族众多，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

(一)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景观

永昌古道线域聚集着丰富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也有着富饶的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因永昌古道沿线地形复杂，分布着广泛的高山、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比较知名的有高黎贡山、腾冲叠水河瀑布、澜沧江、腾冲火山热海等地质景观，有瑞丽莫里热带雨林、勐巴娜西珍奇园等生态景观旅游资源。此外永昌古道沿线分布着汉族、白族、傣族等多个民族，少数民族聚落众多，民族艺术交相辉映，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旅游景观。民族文化景观与独特的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永昌古道沿线独具特色的旅游价值。

(二)丰富的文化建筑遗迹

作为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永昌古道沿线分布着众多的文化建筑遗迹，它们作为永昌古道上文化交流的见证，除巨大的文化价值之外，也有着举足轻重的旅游价值。这些遗迹包含着像崇圣寺三塔、允燕塔、弘圣寺塔、保山玉皇阁、腾冲文庙等宗教建筑，也有着像元世祖平云南碑、西山坝南诏城址丰富的石碑、石刻遗迹，展现了历史长流中的民俗风情、书法艺术等价值。还有着像大理云南驿这样遗存下来的古镇，时至今日仍然保存完好，再现着当时的繁荣景象，包含着驿站、土城墙、古戏台、古街道等文化景观，这些丰富的文化建筑遗迹是永昌古道历史繁华的再现，是永昌古道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着深厚的旅游开发潜力。

(三)“一带一路”视野下发展国际化旅游的独特优势

“永昌古道”是最古老的国际陆上大通道，历史悠久、地位显著、旅游丰富，在今天仍然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将其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筑国际性的旅游大通道是实现永昌古道旅游开发的题中之义。永昌古道在历史上沟通缅印等国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得永昌古道沿线区域是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时至今日，永昌古道线域范围之内覆盖着我国瑞丽、盈江、章凤、畹町等重要的对外口岸。将永昌古道打造为国际性的旅游大通道，建设成为国际性的旅游经济带，对于实现云南旅游业走出去，促进永昌古道沿线经济发展、对于我国加强与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合作具有重要作用。

四、“永昌古道”文化线路遗产旅游开发与布局策略

(一)聚合旅游空间，建立整体性、系统性的古道文化旅游开发体系

文化线路的特性表明，它具有独特的资源特征，与旅游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有利于建立整体性的保护规划和旅游规划。[7]在以旅游开发为方式实现文化线路在当代社会语境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建立起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旅游开发体系。首先，明确与永昌古道这一古老文化线路遗产形成有关的文化脉络元素，聚合打造其线域整体文化空间，实现永昌古道多元旅游价值的整合。因“永昌古道”文化线路遗产空间体量和结构的庞大以及其在旅游资源构成上的复杂性，在实现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将永昌古道文化线路看成一个有机线性遗产综合体，从整体上审视和考量永昌古道线域范围内文化资源的多维价值，对永昌古道沿线廊道空间内的相关文化遗产、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进行详细的调研、发掘、分类和整理，以构建永昌古道整体性的旅游开发路径；其次，在深入挖掘永昌古道线路空间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出多层次、体验性强的的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针对永昌古道线域范围内旅游资源的特性，突出永昌古道的文化特色，拓展古道旅游开发的深度。例如“永昌古道”文化线路空间内展现了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交互共生、灿烂纷繁的多民族文化之间彼此补充，使永昌古道成为一条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的景观走廊，多元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支撑造就了富有创意和活力的永昌古道新鲜、独特的文化图景。在永昌古道旅游开发过程中要突出民族特色，丰富和创新永昌古道文化线路遗产的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内涵，通过古道特色旅游品牌价值的广泛展示和推广，拓展实现永昌古道旅游开发的广度。

(二)点、线、面相结合，推进古道旅游开发的线域协作，保护古道文化生态

“永昌古道”文化线路遗产空间大、范围广、地域差异大，实现全方位、综合性的旅游开发需要以永昌古道线域范围内个各独立分散的旅游资源为节点，对旅游资源实现串联组合，形成“点、线、面”为资源基础，勾连起由不同文化资源相辅相成的旅游开发网络，实现区域协同的旅游开发综合拓展效应。例如借助永昌古道线域范围内具体的旅游资源节点，如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元素和自然保护区、生态公园等自然旅游景观，以永昌古道为主线，使这些旅游资源实现紧密的关联，构建区域性的旅游品牌特色，同时塑造永昌古道沿线城市如保山、德宏等地的旅游城市形象，追溯渊源，重新连接永昌古道历史地域节点，发挥古道的品牌价值。在增强永昌古道旅游开发辐射能力的同时，以点为据、以线为网，实现永昌古道沿线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等多种类型旅游资源的协同开发，建设旅游开发综合体。在点、线、面链接的旅游开发路径中将永昌古道文化景观的营造同永昌古道文化生态空间的保护相结合，促进永昌古道的可持续发展。利用“文化线路”的理论和方法，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促进永昌古道沿线文化资源的跨国、跨区域合作保护，从而构筑和维护永昌古道线域内整体性的文化空间保护网。

(三)发挥政府的作用，促进永昌古道文化旅游的综合性开发

政府在“永昌古道”线域文化旅游开发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加强永昌古道线域内文化旅游开发的区际协作，塑造古道旅游形象，扩大古道旅游品牌影响力，真正将永昌古道打造成为云南旅游产业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永昌古道沿线政府之间要加强区域协作，制定全面翔实“永昌古道”保护开发的规划，将永昌古道线域内资源保护和开发纳入规范化的轨道，促进古道沿线旅游经济的发展有规可依。其次，政府要发挥在永昌古道旅游开发过程中整合旅游资源、塑造旅游形象、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不可或缺作用，为打造古道旅游经济带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四)立足于“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将永昌古道打造为一条国际性的旅游大通道

当前“一带一路”、“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中孟印缅经济走廊”等重大发展战略，凸显了“永昌古道”重要的战略价值，促使永昌古道重新焕发生机，也为永昌古道旅游开发融入国际化潮流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永昌古道沿线很多节点城市位于我国西南边疆，当地人们风俗、习惯与东南亚国家相似，加之永昌古道沿线区域内旅游资源丰富，随着近几年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古道沿线旅游景观对国外客源有着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因此永昌古道文化线路旅游发展要立足于国际化的视野，面向东南亚、南亚等客源地，将永昌古道打造成为一个吸引境内外客源、塑造云南形象、扩大云南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促进云南文化旅游“走出去”的知名文化品牌。在加强“永昌古道”文化旅游经济带的建设过程中，以古道沿线民族文化、历史传统、商贸城市时代特色和现代商业文明为深刻文化内核，切实塑造文化旅游品牌、充实和丰富文化底蕴、增强国内外游客对古道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积极推动区域之间进行各种旅游要素的相互补充与支持，促进区域整体性文化旅游开发与承接国外客源市场一脉相承。在古道线路解说系统、游憩方式、设施布局等方面切实考虑和融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元素、文化特色，尊重不同国家游客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将永昌古道打造为一条国际性的旅游大通道。

[1]刘小方.中国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以茶马古道滇藏线为例[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7年，p1-180

[2]蓝勇. 蜀身毒道路线考证[C].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p1-498

[3]江玉祥.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的走向[C].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p1-498

[4]蓝勇.南方丝绸之路[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p186、p33

[5]马琳娜、王国强.西南古道永昌道文化传播研究[J].保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p14-18

[6]任佳、牛鸿斌、周智生.中国云南与印度历史现状和未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p31

[7]卢世菊.基于文化线路视角——长江流域道教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p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