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琦佳

青岛市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研室 山东青岛 266071

本文是笔者根据岩井宽《森田疗法》一书节译、编著的。岩井宽（1931-1986），日本心理学家；毕业于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任职于圣玛丽安医科大学，教授；森田疗法继承人之一。《森田疗法》是他的临终著作，他在书中谈及到了他是如何把森田疗法的基本理念贯穿于自己生命始终的。笔者以岩井宽本人为第一人称的讲述方式叙述一个真实的森田疗法之案例。

一、我的神经质素质

我（指岩井宽，以下同）从上初中开始，就有了一些明显的神经质素质的表现。记得上初二的时候，有一次在课堂上老师点名让我朗读课文。由于我生性腼腆，读的时候声音有些颤抖。读完之后，我的同桌问我“你为什么声音发抖呀？”当时我下意识地想到是不是同学们都听出了我的声音在颤抖。想到这里，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同时脸也一下子变红了。从此以后，我就产生了预期焦虑，总是担心自己说话不清啦，脸发红啦，别人的目光是不是在注视我啦！由于被这种预期焦虑的情绪所纠缠，所以平时很怕与人交往。当上了高中后我又产生了表情恐怖和视线恐怖，并时常为此而感到痛苦。

二、学习、实践森田疗法

我在大学院进了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学习了森田疗法之后，我懂得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原则。当与人交往时，虽有不安、恐怖的情绪，但我先“顺其自然”地把这种情绪接受下来，然后带着这种不安的情绪，采取了“目的本位”的行动，即“为所当为”。比如说该出席的会议一定去出席；当轮到自己发言时就主动地发言。我以前因为有对人恐怖症，总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会出丑；但经过实践森田疗法，主动发言之后，才发现别人根本没把我讲话时的言行举止当一回事。

另外，以前当我在生活中遇到几种选择时，总是优柔寡断，琢磨来琢磨去，不知道该选择走哪一条路好。我现在明白了要想在头脑里想清楚选择走那条路是最好的，那是永远办不到的。因为客观世界本来就是错综复杂的，凡事都有利有弊。重要的是认清自己的目标，积极地投身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行动计划。这就是实践第一的哲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三、受益于森田疗法

我在用森田疗法指导患者该如何做的时候，自己也从中受益匪浅，正所谓“教学相长”。现在，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目的本位、实践第一等这些森田疗法的理念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成了我人生宝贵的经验。

回头分析一下自己过去的一些行为，比如上中学时在课堂上朗读课文那件事。当时为什么声音会颤抖，又为什么会脸红？其实我的天性就是胆小拘谨，不善言辞。但我主观上想掩饰这些“缺点”，想极力展示出自己的“完美”来。正是这些“理想主义”与个人的实际状况相差甚远，所以产生了心理冲突，致使神经症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有时当我的注意力集中于外界时，我的神经症也会有所减轻，但因为在心灵深处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应该如此”等理想主义观念，所以在日常行动中，时不时地就会产生一些心理冲突。我之所以能够摆脱“应该如此”的理想主义；着眼于“事实如此”的现实主义；认识到“人无完人”“不安常在”等正确理念，并在新理念的指导下，以积极、务实的行动去实现自我的人生目标，这都得益于森田疗法。

四、遭遇疾病

昭和五十九年（1984年）秋，我感到排尿有些困难，同时还伴有便秘发生。于是我去了几次医院的泌尿科。初诊和X光线检查的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可是我不能相信这个结论，因为我能感觉到身体症状在不断恶化，所以无论如何还得再找医生检查。妻子也一直为我的健康状况而担忧，她建议我到另一家医院再做检查。

昭和六十年（1985年）八月，我决定到T医科大学医院请大夫再做检查。我个人感觉腹腔内有个肿块，这个肿块压迫膀胱和直肠，疾病的症状好像是由此引起的。于是在妻子的陪伴下，我来到了该医院的泌尿科做检查。

M教授做完触诊，就给膀胱内注射了造影剂，查看有没有压迫膀胱的肿块存在。当拍的片子拿出来后，我就立刻被这位教授叫到他的房间。他显出很为难的表情说：“膀胱也好，直肠也好，都没有发现恶性肿块。”于是我反问他说“那就是说膀胱内有肿块了？”他接着说：“您是精神科的教授，要是我说有个不大的肿块，您不会感到害怕吧？”

我回答说：“即使您说我明天就会死，我也会实事求是地接受这个现实。”接着他把几张X射线照片摆在我面前，并用手指着说：“就是这个。”

膀胱内充盈着造影剂，膀胱本来是呈现圆球状，但是造影剂的影子好像把膀胱从反方向削掉一部分似的，形成了一个缺损的阴影。可能那就是大约有12厘米大小的球形肿块影子的一部分吧。我一切都明白了，于是我对M教授说“我知道了，谢谢您！”

出了医院，我把妻子带到宾馆的咖啡店。我开口边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冷静地接受它。”然后我才告诉她，说膀胱内有一个12厘米大小的肿块，可能是癌症。妻子拼命克制自己的感情才没有哭出声来。

然后，我决定到T医大住院治疗。在住院的前三天，第一天我去了我工作的大学医院，把由我负责治疗的患者分派给合适的医生，又对护士交代了我住院后的若干事项。第二天我把我担任所长的精神疗法研究所的年轻人召集起来，仔细询问了他们现在的研究状况，并就今后的工作方针做了指示。第三天正值酷暑，骄阳似火；但我还是去了蒙台梭利学会的会场，在那儿做了一场特别演讲。接下来的一天是星期一，我住进了医院。

五、对疾病的态度

研究所的年轻医生事后议论说，先生已经知道自己身患绝症，为什么对我们还如此关照呢？另外蒙台梭利学会的承办者板本尧先生也说：“您的病已到了这种地步，真不应该如此顾及我们。”

实际上，我既不仅仅是为了研究所的年轻医生，也不仅仅是为了前来听我演讲的听众们才那样做的。我那样做更多的还是为了我自己，也许这样说更合适吧。为什么呢？因为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那一刻起，就感到从那一刻开始到死亡之前这段时间是极其宝贵的。因此，在死之前我要竭尽全力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并且在自己的意识还清楚的时候，我想尽最大努力去履行作为人的自由权利。如果做到了这些，那么等到了死亡之际，我就能够完全自由地去享受彼岸世界的宁静与安然。

作为人的自由是非常严厉和苦涩的。在我做了肿瘤切除手术后，又引起了眼球葡萄膜炎，现在处于失明的状态。在失明的状态下，我口述了《颜色与形状的深层心理》和《精神疗法入门》两本书。接着我又在口述第三本书，就是现在的这本《森田疗法》。目前我的病情又急剧恶化。由于肿瘤压迫神经，我的下半身已失去了知觉，完全无法活动。是忍着病痛，无所事事，虚度光阴呢；还是与疾病作斗争，坚持工作呢？我现在还有选择个人行为的自由。我要行使我的自由权利，去选择有意义的人生。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这样才能体现人格的高贵和生命的尊严。

六、人性的弱点

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我是一个意志坚定、性格顽强的人。可是事实正好相反。前面我已经说过，我生性脆弱、胆小。在少年和青年时代就出现过神经症倾向。这种情况直到成年也不例外。

护士有时问我“您从不对我们发火，是不是您很压抑自己呀？”这时我反过来说：“你们不好好工作的话，我也会生气的。”于是，护士说：“我们不是这么想的。我们想如果受到您的批评和指责的话，我们会在私下交流和反省，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时我说：“说实在的，我根本就没有发火的念头。生而为人，孰能无过，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有差错，有过失，这正是人性的特点。我本人就是如此，又怎么会因为你们的一些失误而大动肝火呢！”正是我看到了自身的缺点和弱点，才能做到不轻易对人发火。这也决没有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原本思想感情上就已经具备了容人容己的雅量。

当你知道了人无完人；了解到了人性的弱点后，你就会产生出一副宽容大度的胸怀。这与纵容放任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人格健全的人有豁达的胸怀，有行动的自由；但在社会公德方面他是严格要求自己的，正所谓：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七、病魔缠身

前面已经说过，当我在T医科大学医院查出肿块的时候，可以断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恶性肿瘤，也就是说是癌症。因为无论从部位还是从形状来看，都确定无疑地认为一定如此。在T医科大学医院住院之后，马上做了开腔手术取出了肿块，果然是一个类似于成人拳头般大小的肿瘤。病理检查的结果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是癌症的一种。

手术之后，据估计至少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可能再发。我设想了在三年期间我能够做的各种事情。然而恰在此时，其它疾病偏偏又找上门来。我突然产生了突发性难听症（已被列入二十种难治疾病之列，原因不明）。在伴随不断地耳鸣的情况下，左耳完全失聪了。当我一想到再也不能听音乐了，内心就感到无比凄凉。然而命运之神又下了更残酷的命令。我的两眼由于出现了葡萄膜炎，在眼睛中心可见的黄斑部位，眼球血管膜犹如浮云飘动似的。去眼科检查，结果医生说：“您要做好失明的准备，即使病情好转，也不可能再看书了。”这是一句多么残酷的话呀!我已身患绝症，所剩时间不多了，但我还想把这短暂的时光过的充实一些。如果连人最重要的视觉器官—眼睛也不听使唤的话，那就意味着既不能写文章，也不能画画了。想到这里，在我心灵深处突然有个声音告诉我：“既然如此，不如一死了之。”可是旋即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认为这是人的一种怯懦、愚蠢行为的表现。接着在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是“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人生信念。人生必有一死，这是谁都无法逃脱的自然法则。我现在面对着死亡，当然要接受这一事实。但是在有生之年，即便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我还有为生之意义而奋斗的自由意志。当然左耳失聪，两眼失明，这个现实是很残酷的。但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现实就是现实，这个事实我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接受它，而不能逃避它。站在现实的基础上，向着理想的目标搏击，这就是“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呀！

现在对我来说，剩下的“人身自由”，就是思考能力和说话能力了。所以我还可以充分发挥身体所剩余的自由功能，以口述的方式自由地表达我的思想。

八、最后的自由

我决定在医生、护士、妻子的帮助下，去御茶水女子大学的研究生院和东洋大学的研究生院集中讲课。我坐车到了这两所大学，妻子牵着我的手，我在那儿讲完了课。学生们原以为再也听不到我的课了，所以当我到来时，他们异常热烈地欢迎了我。这次人生体验也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人生即使走到绝境，仍可以在那儿找到生命的价值，绝处逢生。这是一种人生信念，也是一种人生的自豪。想到这儿，我内心澎湃起伏，激动不已！

我通过口述写了前述的两本书。这对我来说绝非轻松的工作，但总算大功告成。现在正在口述的是第三本书---《森田疗法》。有的客人在看望我时，好心劝我说：“已经到了这种时候，就别再工作了。”还有的说：“写书太费心了，别做了吧。”还有些委婉但消极的说法：“人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了，是不是就不要再考虑死后的名誉问题了。”但不管哪种说法都不能说服我，也不能动摇我的意志。我不是为了谁而写书的；也不是为了证明我在死亡面前多么伟大而写书的；更不是为了赢得人们的赞誉而写书的。

那么，人们就要问那你为什么忍者巨大的病痛还要写书呢？那是因为我要在探索人生意义的过程中走完我的生命旅程。什么也不做，只忍受着痛苦，是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一边与疾病作斗争，一边口述写作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我可以任选一个。要选哪一个呢，由我本人来决定。我有选择的自由。如果选择前一种生活方式，也许会觉得轻松一些；可是它却不能满足我的深层心理需要—即坚守自己的信念与生命的尊严。选择后一种生活方式，的确在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的同时，还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但我却能在努力工作的过程中，恪守自己的信念，坚守生命的尊严，获得极度的心理满足。因此，即使在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全身遍体鳞伤的时刻，我也要行使我的自由权利，选择最有意义的生活。

下面说一下我目前的状况。去年九月做了一次手术，今年二月出院。两个星期后，为了实行化学疗法，又住进医院。这时癌细胞已向全身转移，压迫神经，下半身已完全失去活动能力。也就是说，除了知觉，我已被剥夺了全部行动自由。尽管如此，我还要口述写作。因为我的知觉还处在清醒状态。疾病何时会剥夺我的语言功能；癌细胞的转移又何时会把我的脑细胞全部吞噬呢？这些我都不知道。然而，即使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身体也不能动弹，我还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把“人类的自由”这一崇高理想贯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森田疗法》这本书是岩井宽先生在全身癌细胞扩散的情况下完成的。当时他已失明，最后连手也不能动弹，实际上是口述而完成的。他吐露的每个字，每句话都是他心灵的忠实表白。就在这本书校样之际，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三点八分，岩井宽先生溘然而逝。岩井宽先生用森田疗法的基本理念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用凡人难以企及的顽强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与病魔做斗争，坚持工作，笔耕不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实践森田疗法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