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思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0

一、“知行合一”的思想渊源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学说主张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和现实基础。知与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古圣先贤也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知行关系阐述了各自的见解。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是在批判和继承前人知行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

1、程颐与朱熹的知行观

程颐是程朱一派唯心主义理学的开创者，强调重知轻行，他的格物致知论就是一种知先说，是把行根本排除在外的。首先程颐强调“知”是“行”之“本”，“知”决定“行”，“行”则是由“知”派生而来。其次，程颐认为行之所以能“行”是建立在知的基础上的。进一步肯定了“行”是依赖于“知”的，程颐又提出了“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的观点。同时，程颐强调能知必能行，他不否决知与行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更加强调了在以“知为本”前提下的知行统一，把“知”当做第一要务，“行”作为不可缺少的第二要务。同时，他还认为知而不能行，只是未真知。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强调重行轻知，他发挥了程颐“以知为本”、“识在所行之先”的思想，全面地论证了“知先行后”的学说。朱熹认为，在“知”与“行”两者关系中，“知”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同时，朱熹不赞同程颐过于强调知难行亦难的说法，而是提出了“行重知轻”论。一方面，朱熹明确指出，“知若只会“纸上谈兵”而不去实践，“知”则不是“真知”，“行”也不是“真行”。另一方面，朱熹认为心与理在自身中的合一，也要通过知和行的统一才能证明，朱熹纠正了程颐“轻行”的倾向，较多地注意到了知行二者互相依赖、促进的关系。

2、王阳明对程朱知行观的扬弃

“知行合一”说从萌发状态发展壮大，建立在程朱“知先行后”说的基础上的，两者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一方面，“知行合一”说是对“知先行后”说的剔除。程朱“理学”从“理”出发，他认为知先行后的秩序是不能颠倒的，朱熹认为只有先明理，然后才能行，王阳明认为“知”与“行”是相互统一的，王阳明把知与行的合一理解为由本然之知到行，又由行到自觉之知的双重转化过程，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朱熹离行言知的哲学偏向。

另一方面，“知行合一”说是对程朱知行观的吸取。程颐的知行观强调行是依赖于知的，在知与行的重要性的权衡中强调知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只要有知，就会有行。他强调了知而不能行不是因为知不重要，而是此“知”非“真知”，若为“真知”的话知则一定能行。王阳明将这一思想加以彻底的发挥，进而把行消融于知中，在人的“良知”即主观意念中实现了“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进”正是吸取了其中的精华。

总之，王阳明正是看到了知与行相互依赖、相互共存的观点，把它加以吸收、整合，从而构筑成他的“知行合一”说。显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乃是对程朱知行观的改造，改造中有剔除，也有吸取。

二、知行合一的主要内容

1、心即理

王阳明所主张的“心即理”，就是在肯定本心的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理不是从外在的别处获得，而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王阳明所主张的“知行合一”说是将“心即理”立为标准与基础，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的具体表达的思想就是认为知与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的表现，在“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这句话中也有所体现。将心之本体的良知称为“知”，而所谓的良知通过表现为具体且客观的事物或是行为，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行”。这也就是说知与行应该有着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与统一的，也正因如此，才会发展为“知行合一”之说。

2、致良知

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中的“知”是知善知恶，而“行”则是指人的道德践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整体思想就是指道德意识与道德践履之间相互统一，达到为善去恶的境界。王阳明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也就是意在说明道德是人们有所作为与实践的指导思想，依照道德的标准来进行实践与行动是达到“良知”的方式。王阳明认为良知不能没有行的作用，而自觉的行便能达到真知。这是在阳明整个心学体系中有着较为深刻含义的，通过道德指导的方式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意识活动则是行为的开始，与道德规范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行为才是完成“良知”的过程。道德是指导人行为的思想，按照道德要求的条件去实践与行动是达到“良知”的有效途径。

3、知行合一

王阳明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开。从道德教育上看，王阳明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知行并进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重要内容。他曾以行路和知路的关系来说明这一问题。王阳明认为知行是并进的，行能促知，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是行能促知，走到歧路处，有疑问了又走，是知促进行，如此知行互相促进，才能走到想到的地方，完成一个知行合一的全过程。“知行合一”不是远离尘世，独善其身的枯寂之学，而是以实践为主的命题，整个“知行合一”思想体系在现实生活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深远的发展。

三、“知行合一”的当代价值

1、提高当代人道德修养水平

“知行合一”可以培育人们的道德精神。道德精神的形成需要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共同来完成。道德精神的培育对于当今社会的理想人格的形成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王阳明认为不在于穷尽天下之理，以道德带动知识,强调在实践中完成人格修养而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知行合一”正是这一重要理论的基础。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人们把道德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王阳明反复强调只晓得说些孝悌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孝悌,懂得孝悌又实际的体现于行孝行悌的过程,也就是要言行一致。王阳明一生坚持道德修养，践履“知行合一”,这一理论为人们的道德实践提供了现实的可操作的修养方法,对于今天的人们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2、引导形成正确的教育观

从知与行的道德教育来看，王阳明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与“知而不行”是极力反对的，这在当今社会也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王阳明重点强调了知识应该紧密联系于实践。首先，要将“知行合一”灌输在日常的习惯中，懂得知与行需要一致的观念，不但要教会养成主动学习来获得“知”的习惯，还要教会如何与人分享学习经验，通过促进他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来培养兴趣。其次，要多“走出去”，这里的走出去不仅仅更多所强调的是要在实践中获得知识与开发智力，利用身边一切的可实践活动来培养宽阔的视野以及与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是有必要的。最后，要强调的是在实践中积累生活，见多才会识广，要通过不断实践方能书写完整的人生。

3、对社会治理的借鉴

习近平关于知行关系、知行合一的论述突破了纯粹的道德实践的范畴，涉及到治国理政实践的方方面面。在习近平看来，王阳明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行观中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为治国理政、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一方面他吸收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关于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相统一的观点，把知行合一运用于道德建设之中，强调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要坚持知行合一。另一方面，他认识到“知”“行”辩证统一的关系，由此习近平提出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一系列治国理念，可以说，习近平创新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知行观的使用范围，并把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渗透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中。

从“知行关系问题”这一中国思想史上课题出发，王阳明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知行合一”学说，指出了“知”、“行”之间不可分离的统一关系，为后世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知行合一”说转变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促进新理论、新学说的产生。将“重行”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在今天仍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