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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

2018-03-23赵晨

神州·中旬刊 2018年2期
关键词:五言诗建安魏晋

赵晨

看到题目,你会有很多的疑问。什么是文学的自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什么会成为文学自觉时期的开始?之前的不是吗?那之前的文学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让我们一点一点来解决问题。

一、什么是文学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了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经历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期间大约有300多年。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学术中独立出来,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在汉朝,所谓的文学指的就是学术,特别是指儒学。到了南朝时期,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另外文笔也有一定的区别,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第二,文学的各种题材开始有了明确的划分标准。曹丕认为“四科”各自的特点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也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即诗歌是用来抒情的,因此要写的华丽;赋是用来状物的,因此要写的清楚明朗。第三,开始对文学的审美有了字句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征,对审美特征的自觉追求成为了文学的自觉重要的特征。

二、文学自觉开始的原因

社会环境影响人的心绪,社会动荡使文人觉醒。东汉末年,三国纷争;西晋统一后有陷入了八王之乱;西晋灭亡后,北方十六国又开始了混战。两百多年来,战争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人口锐减,土地荒废。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传统的儒学不再像以前一样崇拜,人们的思想开始转向其他寄托,许多新的信仰在知识分子和平民中产生,玄学、道教和佛教应时而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愿望也很难实现,玄学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士大夫或者读书人也开始产生了自觉,人性开始觉醒。文学自觉的时代也就开始了。

三、文学创作的文学性

上古文学是文学的非自觉时期。根据三古七段,上古分为先秦和秦汉两个时期。从魏晋时期开始,文学创作越来越倾向与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趋向,其政治性和功利性被逐渐淡化,文学创作风格开始多样化。

(一)诗歌

先秦中的诗歌,《诗经》和《楚辞》是其中的“双壁”。《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分别是各地的民歌贵族祭祀之歌和宗庙祭祀之歌。换句话说,《诗经》中那些美丽的诗句都是被当时的百姓广为传唱的,只是人们生活中一个娱乐的手段,没有文学,更不用提什么文学的自觉。而《楚辞》泛指楚地的歌辞,描写的是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是具有浓厚色彩的地域文化。如宋人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可见先秦的诗歌都是生活中加以运用口口相传的民风民俗。而秦汉的诗歌呢?其代表便是乐府诗,乐府诗也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歌辞和文人歌功颂德的诗谱。但在汉朝诗歌中还有一个占很大地位的,不得不提到的便是古诗十九首。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新阶级。

在魏晋时期,五言诗开始成熟和繁荣,成为了这一时期诗歌的典型特征。五言乐府诗,活泼灵动,满足了贵族和一般文人的审美需要,但其多來自民间,通俗的特点又受到了正派文人鄙夷的目光,他们几乎不写五言诗。但从建安时期开始,建安诗人改变了对五言诗的看法,写四言诗和七言诗的少了,创作五言诗的多了。曹植是建安诗人的代表人物,对五言诗情有独钟,是大力创作五言诗的文人。曹植的诗歌不仅有《诗经》庄雅,同时又有《楚辞》的深邃;不仅有汉乐府诗歌对现实的描绘,同时又有古诗十九首的悲远。孔融、陈琳、王粲等建安七子,才华横溢,竞相争芳,用新诗彰显了自己的个性。嵇康则集成了《诗经》、曹操等四言诗创作的经验,用四言诗表达了高尚的情怀,言语率真、清隽,口不臧否人物。

而后,左思平民的咏史诗,东西晋的游仙诗玄言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和陶渊明的田园诗,齐时期的永明体及梁陈的宫体诗,各有特色,永明体为律诗做出贡献,宫体诗虽内容不好,但不断注重词藻对偶和声律。随后庾信“穷南北之胜”,汲取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接受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审美意境由此提升,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辞赋

赋,最早出现在诸子散文中,到汉代正式成为了一种固定的体例,即为“诗赋”。汉朝的赋有骚体赋、汉太赋和抒情小赋。在汉朝,赋十分流行,“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著名的赋有《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等。汉赋不仅反应了汉代强盛的经济和国事,同时也反应了当时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文学影响力方面,汉赋极大地丰富了文学词汇和协作技巧,是一批难能可贵的文学财富。

(三)散文

汉朝的散文有历史散文,如班固《汉书》、司马迁《史记》等;哲理散文,如王充《论衡》;政论散文,如贾谊《过秦论》,晁错《论贵粟疏》;记事散文,如刘向《列女传》。而建安散文则具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彰显了现实主义精神,是“汉末实录”,真实地反应了军阀混战、瘟疫肆虐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激扬着人们建功立业、重整山河的决心以及治理天下的抱负,反应在散文中为慷慨、悲凉之音。曹操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植“慷慨以背心,兴文自成篇”,同慷慨悲凉、唯美的建安作家不同,辞藻的华美只是他们的审美之一,但他们对审美的追求却代表了建安文学发展的主流,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文学批评的兴盛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上古文学中,文学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教化工具,魏晋时期批评文学大量出现,并且已经摆脱了儒家诗教观的束缚,与文学的地位、文学的风格和作家的才性等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文学的创作的内部规律;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文学的文体特点;文学批评与批评的原则、方法、态度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文学批评的概念、术语。如“风骨”、“风韵”;“形象”、“意象”;“兴会”、“兴象”等;同时也开始了对“意与象”“形与神”关系的讨论。这些概念以前从未出现过,对中国文学理论的丰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标志着加强了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表现的极为活跃,是中国文学史之罕见。“建安风骨”“正始文学”“太康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成长着,展示出了勃勃生机。富有生命力、创造力的文学冲动在当时的文坛上创造了一幕又一幕璀璨的文学景象。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酝酿,就没有伟大的唐诗,就没有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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