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京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华洋书信馆是中国开设最早的邮政代办机构，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官督商办的邮递机构。目前，学界尚无研究江苏华洋书信馆的著述，本文拟就此进行一番探析。

一、上海、清江、扬州和镇江华洋书信馆的设立与夭折

我国古代通信方式主要有邮驿、烽燧和民间传递三种，邮驿属官办官用，烽燧传递信息虽具有快捷等优点，但不能传递详细信息，民间通信机构称民信局，民信局为寻常百姓的通信联络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因民信业主资金有限等因素，很难在全国形成统一的通信网络。因此，时代呼唤着新的通信方式的出现。光绪四年（1878），中国海关开始试办近代邮政，由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负责，赫德指示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DetringGustavvon）具体司其事。

海关试办邮政后，因财力人力有限，加之民众习于将邮件交民信局办理，为扩大公众影响，争夺邮权，海关计划成立一个邮政代理机构，由商人承办，这个机构名称叫“华洋书信馆”。1878年7月22日，《申报》刊载《新设华洋书信馆》信息称：

京、津、烟、沪、牛庄已由官招商合股设立华洋书信馆，先行试办，为将来邮政局之嚆矢。定于本月廿五日开张，上海之书信馆即在三马路之福德里内。闻信资甚廉而投递妥速，与本地各信局诚堪并行不悖[1]。

江苏省的上海①自康熙六年（1667年）江苏省初设至1927年上海成立特别市期间，上海行政区划隶属江苏省。遂成为最早开设华洋书信馆的城市之一，推其缘由，大致有二：第一，地缘优势，上海位于沿海地区，拥有优越的航海条件，国外可往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国内北可至天津、大连，南可到杭州、厦门、湛江等地。它还是长江沿岸重要的港口城市，可上溯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第二，鸦片战争后，上海是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之一，工商业发展较快，成为东南的经济中心，通信的需求量很大。

华洋书信馆主要想利用商家财力办理邮政事务，不久，天津的大昌商行向德璀琳提出申请，“愿在北京、天津、北方各通商口岸和上海进行邮递工作。”[2]1878年7月24日，天津大昌商行经理刘桂芳征得海关同意，组成了“华洋书信馆”[3]。德璀琳向赫德汇报说：“本港口办理大宗委托业务的商号大昌商行，提出愿承办北京、天津等北方各港口及上海的邮务工作。该行是一家有名望的商行，交结权贵，在上述各地均有分文机构或有业务往来的关系户。该公司经理刘桂芳头脑精明，对邮政大计的重要性亦殊为了解，意欲把持大清邮件的运递。”[4]德璀琳非常希望把中国人的邮件运送事务抓到手里，便同意了该商行的申请，并达成协议：

大昌商行在北京、天津。牛庄、芝罘（牛庄）、上海设立邮政代理机构。名为“华洋书信馆”。开设这些代理机构及维持这些代理机构所需费用，由大昌商行支付。邮费资例暂由书信馆约定，以便更有成效地与现有之民信局竞争。华洋书信馆收集的函件另行包封，与海关邮政处包封的函件一并装船，免费发运。

目前，所收华人函件全部邮费皆归书信馆，直到目前的试办工作能导致建立一个更为长久性的协议时为止。

上述各地收集、分发的函件，书信馆应建立账目[4]。

从这项协议来看，大昌商行须支付华洋书信馆开设及维持这些代理机构费用，因此要承担相当风险。为鼓励该商行和民局竞争，德璀琳答应海关免费为华洋书信馆提供运输服务，并开出大昌商行享有自定邮资，所收函件邮费归大昌商行等优惠条件。

华洋书信馆在上海等地成立后，大昌商行经理刘桂芳恐经营不利，参股后不久又退出，华洋书信馆随后由北京税务司署的文案吴焕负责。吴焕雄心勃勃，计划成立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分支机构遍及华夏大地的华洋书信馆网络，办理国内所有华洋邮递业务。

由于北方港口冬季封冻，轮船不能行驶，为此华洋书信馆馆方拟定了《华洋书信馆新设马递详细章程》（下简称《章程》），计划每逢冬季，南北邮运改由陆路用马驰递。南北方皆以山东济南府城为总汇，沿途在山东的周村、德州、济南，江苏省的清江、扬州、镇江等处设立分馆，承办接递之事，并接收客信，附寄南北。

华洋书信馆馆方在清江、扬州、镇江三地设立华洋书信馆，部分原因是为了在这几地揽收邮件，扩大通信网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每届冬季，渤海封冻，造成南北海路邮运不通，故不得不采用陆路马递以保持邮运的正常进行，而陆运中途需要更换马匹、驿差及进行补给，因此必须设立中转站。此外，镇江还是当时南北方邮运重要枢纽，当时上海往北信件，由轮船寄至镇江，交马驰递，北方寄上海之信，马递至镇江，交轮船寄沪。

华洋书信馆馆方计划从“天津到镇江设22站点，沿途设立马棚44处，置马88匹，逐日沿棚往来递送”。为加强监督管理，馆方还计划“另用巡马12匹，沿途稽查，以免延误等弊”。《章程》规定，由天津至镇江邮件的程期，“限期10日准到，风雨无阻。”因用马传递邮件，“非轮船可比”，所以《章程》规定每匹马载重的额度以不超过30斤为限[5]。

华洋书信馆制定了北京到上海冬季邮班费用表，北京到上海全程费用是240两。清江、扬州、镇江到天津的费用分别为银200两、200两、200两，到北京费用分别为200两、200两、210两，到上海费用分别是100两、60两、40两。

为了得到官方支持，吴焕跑到南京向南洋大臣沈葆桢进行游说，建议沈葆桢在其招股章程上亲笔批示，准其在长江流域各港口普遍组织华洋书信馆。1879年2月，沈葆桢同意在长江流域各港海关所在地建立华洋书信馆。吴焕据此要求镇江海关税务司屠迈伦同意签发文件，并声称此举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计划，已得李鸿章批准。屠迈伦不知实情，信以为真，未请示赫德，即将公文[6]连同吴焕所拟招股章程签发[7]，并报请沈葆桢核准。

华洋书信馆冬季邮班资费表（单位：两）

沈葆桢随即批转长江流域各海关，同意普遍推行[7]。这样除了上海外，江苏的镇江、清江和扬州三地也设立了华洋书信馆，镇江华洋书信馆“设在海关所租的一幢房子里”。分楼上、楼下两部分，“一位已婚的钤字手住在楼上，楼下的办公室分为两部分，一为负责外文邮件的钤字手使用，一为华员办公室。”镇江海关，“只支付那位钤字手的费用，不为书信馆雇用的人员付费。”[8]沈葆桢给镇江海关税务司屠迈伦批文如下：

现奉南洋通商大臣沈谕饬自应遵照，先行具察，并请咨饬长江各口，以免阻碍。将节略章程种送察办，侯奉到批示，再行遵照办理等情。查上年十一月据屠税司函以候选训导夏家铺赴清江设立华洋书信馆，接递中外紧要包封、公文、信件，请发护照。并以包封不日可到，该馆预备专马递送津关，请发马夫护照以备沿途呈验。职道当以天津、上海等五处先于六月间设立。时值北口封河，改由陆路递送，恐致包封迟误，是以缮给护照并函询税司详晰见复在案。兹据前情，谨将节略章程照录清摺察析核示伤遵。再节略内载由局寄信，先向买票粘于封面，查系小方戮记，刊有“大清邮政局”“银几分”及洋文数字，合并陈明等情到本大臣。据此，除批查九江关候税务司上年冬季在关设立华洋书信馆，前据九江关道具察在案。兹据该关道（按：此处似指镇江关道）察，镇关屠税务司因天津、牛庄、上海等处业已开办，拟于长江各口接续设立，应准试办。仰即转致屠税务司知照。并候札行长江各关一体查照缴印发外，合行抄录章程节略札伤。札到该关即便查照，此札计抄帖等因到关。奉此，相应备文照会[9]。

但是，当这一章程及批文传到九江海关税务司侯立威处时，侯立威觉得事关重大，即报知赫德，1879年5月31日，赫德收到侯立威报告，大惊，质询屠迈伦：“你是根据哪一项授权写信给镇江道台的？更为重要的是随信附上草拟的我们官办传送的两份章程，又是谁授权的？除此之外，我还要问你，为什么不向总税务司报告和抄报文件副张。”7月2日，“赫德以未向总署报告为由，将屠迈伦革职。”[10]

鉴于当时海关办理邮务能力的薄弱，为了继续利用华洋书信馆为其服务，赫德把华洋书信馆置于海关拨驷达局（英文邮局post的音译）控制之下。随着海关办理邮务能力的增强，1882年10月，赫德致函津海关税务司好博逊（H．E．Hob sou），宣布取缔华洋书信馆，接到赫德指令，津海关税务司好博逊即通知吴焕立即停闭各口岸华洋书信馆，清理账目，并宣布海关海关与华洋书信馆不存在任何关系，江苏省的上海、清江、扬州和镇江华洋书信馆也就此宣告关闭。

二、昙花一现的苏州华洋书信馆

据文献记载，江苏省除了上海、清江、扬州和镇江四地设有华洋书信馆外，苏州亦设有华洋书信馆。鲍克强先生收藏的《一封翁同①应为翁同（1830—1904年），江苏常熟人，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咸丰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帝师父。光绪四年（1878年）通过华洋书信馆自北京寄往常熟的亲笔家书存世信封》[11～12（]下简称《存世封》）给我们提供了佐证。

《存世封》上“京都华洋书信馆，苏州华洋书信馆”等字依稀可辨。该信封背面盖“京都/华洋书信馆”和“苏州/华洋书信馆/往阊门外吊桥西挽/老正大上海信局内”红色戳记，正面毛笔手书“信资酌给”，背面为发信时间：光绪四年十月十八日（1878年11月12日），信封所盖两种戳记均为首次发现，未见任何著录。信封正面书：内安要家言/烦贵局即带上海由航船经寄常熟南门内/左都御史翁平安家信/思永堂本宅查收勿误/信资酌给/均斋手缄。该信封为翁同和亲笔家书，封口处盖七枚（正面四枚、反面三枚）叔平手题之印。《翁同日记》第三册当日记载其作家信[11～12]，②1878年11月12日，翁氏日记全文为：晴，寒。递谢折，于阳曜门碰头。上体已大安，读仍未能照旧，减去熟书等，中官传懿旨酌量办理也，午正退，入署。贺孙燮臣移居，再到长安街屋。赵伯远来。作南信，作扬州信。乏甚，何也。此封用黄条以示家丧在身[13]。

《存世封》证实了苏州书信馆的存在，那么，苏州华洋书信馆缘何一个多世纪不为人所知？主要原因是因其存世时间太短，正如鲍克强先生所言：

当时上海华洋书信馆之规模最大，在苏州等地设立分馆亦是必然……当时苏州城阊门外一带信局多家，华洋书信馆选择在老正大信局内设点应该是非常顺其自然的。或许由于业务量的不足或者其他原因，苏州华洋书信馆很快关闭，并鲜为人知[13]。

三、江苏华洋书信馆的停闭缘由

从光绪四年（1878年）起，江苏省的上海、清江、扬州、镇江和苏州华洋书信馆陆续成立，至光绪八年（1882年）赫德下令停馆，前后仅四年时间。究其缘由，主要是国内大环境所致，具体而言可归为有三个方面原因：

其一，民信局的有力竞争。古代中国，由于官方邮驿只为政府机构服务，不收寄民众信件，明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通信服务机构，于是一种从事民间邮寄的民信局诞生了。自明末至近代，由于民信业为老百姓提供方便、诚信的服务，在民间产生了较好的口碑，深为广大民众信赖。华洋书信馆的开办，虽然也公然受理民间信件，但在广大民众心里一时难以认同。如光绪年间，苏州阊门外有民信局多家，折射出当时苏州民众通信需求之大，但苏州华洋书信馆却很快淹没于历史尘埃之中，体现了当时苏州民间局强大的竞争力。

其二，赫德和吴焕办理模式之争的结果。赫德眼中的华洋书信馆，是由海关主导的商办经营机构，可吴焕却打算另立门户，建立一个独立于海关之外邮政体系，他计划以上海为中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组织华洋书信馆，办理中国境内所有华洋邮政业务。按照吴氏计划，如果发展起来，很可能成为一个全国规模的商办邮政，这对赫德企图通过华洋书信馆来谋取中国邮政的计划威胁很大[7]。

其三，赫德担心邮政大权落入清政府手中。在京津等处华洋书信馆成立后，吴焕又向南洋大臣沈葆桢建议，请沈批准其在长江流域各港口遍设华洋书信馆，得到沈葆桢支持。赫德等人认为吴焕此举会造成清朝官吏插足华洋书信馆，如此一来，“很可能使华洋书信馆摆脱海关的控制发展成为一个由清朝官吏所掌握、逐渐排除海关邮局影响的官督商办的邮政组织。”这样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它不但无法被利用来战胜各地民信局对海关邮局的业务竞争，而且会成为海关邮局扩展的阻力。”[14]

参考文献：

[1]新设华洋书信馆[N].申报，1878-07-22.

[2]1878年9月30日津海关税务词德璀琳呈赫德文第107号[C]//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邮政.北京：中华书局，1983：8.

[3]孙志平.中国近代邮电大事年表：初稿(二)[J].邮电企业管理，1982，(1)：49.

[4]1878年9月30日津海关税务词德璀琳呈赫德文第107号[C]//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许和平，张俊恒，译.北京：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107.

[5]华洋书信馆新设马递详细章程[N].万国公报，1878-12-14.

[6]照录屠税司开来仿照泰西各国设立邮政递送书信等件大概情形节略[J].刘广实，译.上海集邮，1999，(7)：18-19.

[7]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26-27.

[8]1879年7月14日镇江关代理税务司屠迈伦J.Twinem(呈赫德文第75号)[J].刘广实，译.上海集邮，1999，(12)：11.

[9]大清钦加二品顶戴新授江西按察司分巡广饶九南兵备道督理九江关税务兼通商事沈为照会事[J].刘广实，译.上海集邮，1998，(7)：2.

[10]上海邮电管理局所藏海关档案抄张中译稿本[C]//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中国邮票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5-126.

[12]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中国近代史词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579.

[14]马骏昌，等.北京邮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