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河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8）

引言

式的同时，还应针对由消落区土地特殊性导致的其他影响因素。

在我国农村，土地是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农民获取生活来源的重要依赖。目前全国超过1/3的农民上访是由于土地问题，而其中60%左右由征地引起[1]。据此，自2005年起，关于农民被征地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数量逐年上升。

本文以新安江水库消落区这一特殊形式土地的征地为例，研究消落区附近村落内农户被征地意愿。该地区水库消落区土地征地的特殊性在于：一是可能与已被安置的移民群体及其后代有关[2]；二是消落区土地本身因受自然条件限制及外界的强作用力干扰，其特性与功能不同于一般土地。因此，分析消落区土地被征地意愿时，在参照一般征地意愿分析方

一、概况

水库消落区是介于水库高低水位之间的地貌单元，是水生和陆生两种生态系统交替控制的过渡地带。新安江水库高低水位年变幅约在10～15m左右，故产生水库消落区。库区附近108米水位以下的土地属于消落区范畴，总面积约为670公顷。新安江水库消落区的土地在7—8月伏汛期常被洪水淹没，从土地被水淹没直至水完全退去周期为2—5天。对消落区部分土地的征用是由于政府计划实施湿地生态保护和净化项目（见表1）。

笔者对两乡镇中3个村落开展调查研究。①笔者于2017年2月和6月两度随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调研团队参与浙江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世行贷款）社会评价工作。

表1　被调查地区基本情况

二、初步调查

（一）实地情况了解

根据相关研究和文献阅读[3～6]，在准备阶段预设被征地意愿影响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占比、家庭人口抚养比、女性务农比例，以及干群关系是否融洽。但消落区的征地意愿可能存在特殊影响因素，所以笔者进入村落，与当地村干部对话，召开村民座谈会，得出以下结论，并以此为依据对初始设定的影响因素进行修正。

1.移民群体。据当地干部口述，3个村落内大致有近三成是20世纪50年代末新安江水库移民后的村民或其后代。他们大多对于土地的法律观念淡薄，对消落区土地及相关政策法规更是知之甚少，同时对于上级政府尤其是国家决策服从性较高。因此，征地意愿影响因素需要考虑到移民群体。

2.对于农业生活的未来预期。调查发现，认可农业的效益并坚定地投入农业生产的村民们，会更多地与当地村委会发生互动，了解农业、土地方面的政策或技术，期望土地能发挥更大的经济价值，对土地具有较高依赖性。相反，对农业生活现状消极，认为外出打工优于农业生产的村民则对土地没有太多依赖性。因此，需考虑农户对于农业生活未来预期差异对征地意愿的影响。

3.消落区土地特征。与一般土地相似的是，该地区消落区土地也具有以下几项特征：（1）土地零散程度不一。在消落区，除了少部分农户承包的土地是完整连片的，多数农户的承包地是由2—6片数量不等的零散土地拼凑而成。（2）土地距住所平均距离不一。农户承包的消落区土地往往位于不同的区域，有的土地与对应农户所居住场所相距超过1千米，这对于农户耕作的便捷程度有很大影响。（3）土地形状不一。当地农户承包的土地可简单地分为带状、块状两种（本文将长度与宽度的比值大于10的土地统一称为带状土地，其余称为块状土地）。带状与块状土地是否存在效率和收益的区别也需要列入考察。故而，根据消落区土地的实际特征和一些相关信息，需添设调查农户土地的片数、距农户住所距离以及带块状区分这三个特征影响因素。

（二）预设影响因素的确定

根据样本村实际特征做出的补充，结合前期准备阶段预设的影响因素，最终确定12个预设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水库移民、对农业生活的未来预期、农业收入占比、家庭人口抚养比、女性务农比例、干群关系是否融洽、土地和征地政策知情度、消落区占承包土地面积百分比、土地是否零散、土地形状、土地距离农户住所平均距离。

三、数据获取及量化

（一）数据来源

上述预设影响因素被设计在第二次进入样本村发放的问卷当中。问卷调查按照总户数的30%比例进行随机抽样，并最终以157户数据为样本进行数据分析。

（二）影响因素赋值

将预设的影响因素转化为预设自变量并赋值，共设置12个自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其中6个为虚拟变量（DummyVariables）（见下页表 2）。

四、实证研究

（一）模型与分析思路

本文研究对象是消落区被征地农户意愿，结果只分为两种：“愿意被征收”“不愿意被征收”。故在模型设定方面，因变量的取值范围设定在[0，1]区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Likelihood）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将愿意被征地的农户赋值为1，不愿意被征地的农户赋值为0。由于模型因变量的取值范围仅限于0或1，并且变量种类包含连续变量和虚拟变量，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建立意愿影响因素模型。模型中，因变量设为Y，自变量设为x，i表示自变量编号，模型公式为：

经Logit变换，可得到概率函数与自变量的回归线性模型为：

其中，p表示愿意被征地的概率，1-p表示不愿意被征地的概率，α表示回归常数，βi表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Xi表示各解释变量，ε表示随机误差项。然后，使用由样本村问卷调查统计获得的数据，进行筛选、处理和初步分析后，按上述公式建模逻辑回归分析，得到系数、Sig.、Wals值等，并加以分析研究。

表2　模型构建中自变量界定及赋值

（二）变量分析

未经过分析归档的问卷调查数据需先进行离群值（outlier）筛选。将消落区土地占总土地比例大于1、女性务农比例大于1、家庭抚养比例大于1等这类逻辑性错误的数据予以排除。随后进行box-tidwell测验，检验Z值大于3的数据（Z值越大表示数据离异程度越大，越有可能对逻辑回归造成误差影响）予以排除。经过筛选最终得到114组数据，对它们进行t检验、AVONA检验和相关性检验。相关系数矩阵（Correlation Matrix）表明，土地形状和干部群众融洽度两项相关性过高，故予以排出。得到10个符合标准的预设自变量，根据虚拟变量和连续变量对其进行区分，分析结果（见本文表3和表4）。

（三）实证结果

将数据带入SPSS21.0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结果（如本文表5所示）。

由表5可以得到公式：

Y=-1.168（foster）-2.324（acreage）-1.752（farm-income）+0.563（policy）+0.734（education）+0.210（resttlement）+0.287（female）+0.250（dispersity）+2.091（distance）+0.420（expectation）+1.944

Y值表示单位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倾向，Y值越大则表示越赞成消落区土地被征，Y值越小则表示越反对征地。最终Y值大于0.5则表示赞同，小于0.5表示反对，以此方式设定的函数预测准确率为71.7%（预测率高低与农户知识水平、作答问卷时的态度等各方面有关）。

结果显示，在该地区，家庭人口抚养比、消落区占承包土地面积百分比、农业收入占比、土地及征地政策知情度、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水库移民、女性务农比例、土地特征中的土地距农户住所距离对征地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农业生活预期未产生显著影响。

表3　虚拟变量分析

表4　连续变量分析

表5　逻辑回归结果

五、结论

第一，结果分析。（1）较高学历的农户对消落区土地无太大依赖性。较高学历致使非农技能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依靠降低，这与农业收入占比低的家庭被征地意愿呈现正向性内在逻辑一致。（2）由于不具备进城打工的能力，农户家庭中的老人、儿童和妇女对消落区土地有更强的依赖性。（3）对土地、征地政策不了解的农户更排斥政府征地行为。一是由于不少人错误地认为，消落区土地由村分到户等同于所有权属于农户个人；二是农户对于政府的补偿数额，与自身在消落区土地的收益数没有明确的概念，认为只要失去了土地便是吃亏、受损失。（4）农户承包的消落区土地面积占承包土地总面积比越大，反对被征地的可能越高，这是规模缩减比重与经济损失比重正相关的体现。土地距离住所近带来的便捷会让农民增加对土地的依赖性，而具有多片零散土地或土地离居住所较远的农户被征地意愿未发现明显差异。

第二，对策与建议。（1）虽然非农收入比例与同意被征地正相关，但很多情况下，征地意愿是要经过相互商量最终以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外出打工者的较高收入，却未必有更多的家庭意愿表达权。老人、妇女、儿童对被征地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可忽略。（2）政府制定的土地、征地政策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应落到基层，落到实处。开展进农村、入农户的教育及普及工作，让与政策相关者清楚政策，理解政策，让政策下乡。（3）区分清楚不同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对征地工作有一定帮助。土地本身因素的差异会使得农户存在两个层面的被剥夺感：一是横向被剥夺感。同样是征地，但对于被征地土地农户中被征土地占其总土地面积比较大的，被征土地离居所较近的可能由于横向比较而产生不公平的感觉。要注重这一群体可能存在的特殊需求，适当增加对其的补偿。二是纵向被剥夺感。即征地政策在一段较长跨度的时间内要一致，或近期补偿额度不能低于过去的补偿额度。这就要有关部门做好规划并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合理设置补偿数额。（4）有移民经历的农户对政府征地行为更多地选择支持与服从，表面有利于政府工作的开展，但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推敲。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建国初期政府强权的作用下，使得当时的移民群体在服从之余缺少对合理利益的诉求和表达途径，从而逐渐形成对政府直接或间接损害其利益行为的认同、屈服态度，并与使移民群体与非移民群体产生区隔，前者产生了一种无主见认同的亚文化惯习，并由此带来的是移民群体在被征地意愿选择上的差异化和边缘化。与此同时，外来社会政策对移民群体不断施加新的压力，被抑制的不满情绪持续积攒，在缺乏例如信访等合理化缓解或释放机制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社会安全阀失效，造成社会冲突[7]。所以，在当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征地工作应更加注重民主、和谐，对于曾经遭受到损失或无法向社会发声的农村移民群体，政府必须回过头来，细致修补，开放其意愿表达的空间，改善其生活水平，唤醒其社会期待，避免让已受损群体再受损。

第三，写在最后。在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分析中，首先要区分清不同用途、不同性质的土地，深入调查土地实际情况，把与土地联系的多重因素列入分析范围，并尽可能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和对征地意愿产生影响的大事件，再有根据地进行分析。

本文研究的消落区是具有特殊性的土地中的一种，笔者认为，未来对于征地意愿的研究应更具体，例如选择消落区或其他具有特殊性的土地作为研究对象，或将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土地征地意愿进行分类研究等。

参考文献：

[1]张海波，童星.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2)：86-106.

[2]施国庆.移民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42-47.

[3]王伟林，黄贤金，陈志刚.发达地区农户被征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苏州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9，(4)：76-80.

[4]唐云锋，高飞，赵浪.失地农民征地意愿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杭州市和南昌市农户的调查[J].上海国土资源，2015，(2)：42-45.

[5]苏海涛，陶然.失地农民被征地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3，(21)：94-98.

[6]许恒周，郭玉燕.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农民被征地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南京市、鹰潭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106-109.

[7]李俊.社会安全阀理论与信访制度[J].广西社会科学，2002，(4)：22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