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艳飞

摘 要：张爱玲小说中涉及的大多是小人物的生活题材，恋爱、婚姻是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张爱玲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婚恋题材作品将常被忽视的生活琐事内容搬到了文学作品当中，她始终关注着女性的情感、婚恋、命运及内心世界，短篇小说《封锁》就凸显出了张爱玲的婚恋观念。

关键词：张爱玲 《封锁》 婚恋观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何为婚恋观。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契约关系，而爱情则是一种男女基于一定客观基础和共同生活理想，在各自心中形成的倾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真正终身伴侣的最强烈的感情。婚姻是男女个人结成夫妻关系的行为，是家庭成立的标志和基础。婚恋关系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可见恋爱、婚姻不仅要具备感情基础，还要考虑社会因素。张爱玲的小说中婚恋题材是其主要题材，她深信婚姻、恋爱等“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个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1}。

一、无情的婚姻生活

张爱玲的小说中消解了爱情，婚姻不过是男人和女人的一场交易，是谋生手段和生育需要，无关情感。《封锁》中描写了电车上一对长得像兄妹的中年夫妇，他们双双站在电车的正中。妻子大叫让丈夫别把裤子弄脏了，丈夫吃了一惊，本以为妻子是关心他，却听到妻子兀自絮叨道：“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2}原来妻子并不关心丈夫，只是关心家里的花销，计较家务事。两个人在一起，爱情没有半点，却整天为着这些家务小事吵闹。他们出卖自己的婚姻作为获取金钱、物质的筹码，而且不择手段压榨对方，使自身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在他们看来，婚姻就是男女双方的彼此合作，它唯一的价值只在于能够交换金钱与物质。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谋生的方式，这些女性的唯一出路就是嫁人生子。对于男性来讲，妻子就是他们合情合法的性伴侣和照顾生活起居的保姆，等遇到能让自己心动的女人了，又可以把家里的黄脸婆一脚踹开，还美其名曰是为了真爱，追求婚姻的自由。

电车角落中的吕宗桢看到那对争吵的夫妻，就想到了自己。他的妻子一点也不为他着想，让他“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抱着报纸裹着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实在是不像话”，认为做妻子的没有考虑到丈夫的尊严，要他这样穿着体面的人，到小胡同里面去买包子，让外人看了自己的笑话。不过他这个丈夫也没有体谅自己的妻子，总是一味地责怪、埋怨，批判太太的不是，嘲笑太太的学识浅薄。吕宗桢在电车上看到了以为颇和自己眼缘的一个女人，为了博得她的同情，他把过错都怪罪到自己的母亲头上，认为自己当时太年轻，贪图太太的美色就落得这样的下场，自己的婚姻的不幸都是别人带给他的，他早就厌烦了，这样的丈夫和妻子怎么会有爱情可言。封建的婚姻模式在当时仍然存在着，并且发挥着极大的作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能创造出一对夫妻。

二、偶然的恋爱感觉

吕宗桢一开始并不喜欢吴翠远，“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他最初接近吴翠远，只是为了躲避他的表侄董培芝，为了气他的太太，故意“伸出一只手臂来搁在翠远背后的窗台上，不声不响宣布了他的调情计划”。他的表侄的灼灼目光是他向翠远这个白牙膏似的女人调情的动力，“他咬一咬牙，重新向翠远进攻”。可以看得出，吕宗桢是一个既胆小又懦弱的人，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有着大胆的一面，有出轨的倾向。在年轻的女性——吴翠远上车的时候，他就认真地观察了她的样貌，“穿著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讣闻的风味。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知吴翠远在他的眼中还是具有风韵的。当得知吴翠远是受过上等教育的女性的时候，吕宗桢开始跟她套近乎，说自己也是大学毕业的。文章中有一个细节，“她颈上有一粒小小的棕色的痣，像指甲刻的印子。宗桢下意识地用右手捻了捻左手的指甲”，这个细节表明了吕宗桢的心理变化，他已经由为躲避侄子被动向吴翠远调情，变成了自己的主动进攻了。吕宗桢开始向吴翠远吐露自己对工作和生活的不得志，希望引起吴翠远的同情心，女性是很容易心软的，引发她的同情心也就成功了一半。

当吕宗桢和吴翠远面庞贴近的时候，在吕宗桢眼中，那具像牙膏似的躯体现在像是一朵白描的牡丹花了，连被吹乱的头发都成了风中的花蕊。吴翠远羞涩地红了脸，却让吕宗桢感受到了作为男子的尊严和自信，抛却了身份、地位，只是作为一个男子，所散发出的人格魅力，让一个女人脸红，这给了吕宗桢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为这，他与她恋爱了，他觉着她是可以欣赏和包容他的女人，便“告诉她许多话”。一个愿说一个愿听，“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并且觉得“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是自己的一部分，是真正懂得自己、了解自己的女人，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太太。在这一瞬间，吕宗桢甚至有纳吴翠远为妾的想法。

吴翠远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甚至做了大学老师，“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但就是这样一个新时期的知识女性，却觉得谁都看不起她，“家长渐渐对她失掉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她不快乐觉得世界上好人比真人多，为此她特别喜欢真实的感觉，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隔壁坐着个奶奶，怀里躺着小孩，孩子的脚底心紧紧抵在翠远的腿上。小小的老虎头红鞋包着柔软而坚硬的脚……这至少是真的。”她能接受吕宗桢不是因为对方有多英俊多金，相反宗桢是一个有十三岁女儿的中年男人，老老实实的一个会计，没有钱，穿着西装手里却拿着包子。但就是这样一个略显邋遢的男人此刻在翠远眼里反而觉得无比真实，她觉得他是一个真人，比是一个好人还有重要。为此她甚至愿意违背家人的意思，给他做妾。“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一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

三、爱情的恍惚逝去

电车轨道在文章中被比喻成曲鳝，老长老长没有完，这里的电车轨道显然是比喻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没有外界的扰乱，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是一个契机，将原本的生活轨迹暂停，给人休憩的机会。吕宗桢和吴翠远在封锁的这短暂的时间中交了心，谈了场恋爱，甚至谈到了结婚。但当“封锁行将开放”的消息传来，乘客们陆续上了车，宗桢就否定了娶她的想法，“不行！这不行！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翠远哭了，宗桢急得连连去摇撼她手里的阳伞，又摇撼她的手，问她要电话号码。可是当封锁线解除的时候，吕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他重新坐回到了他的位置，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幻梦。当封锁结束了以后，他们的爱情也结束了，翠远并没有觉得失去了宗桢有多伤心，只是觉得再难遇到一个真人。“以后她多半是会嫁人的，可是她的丈夫决不会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般可爱——封锁中电车上的人……一切再不会像这样自然。”可见吴翠远内心渴求的是一个真实的爱情，能有个人是爱她才与她结合。

吴翠远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这种注重爱情的婚恋观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先进的，不被一般人接受。张爱玲笔下其他为结婚而结婚的女性，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心经》中“人尽可夫”的绫卿、《十八春》中的曼璐、《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们都曾幻想过一份真正的感情，不过最后却都冲着现实结了婚。翠远未来想必也不能如愿找到一份真正有爱情的婚姻，也只能在封锁的空间中去追求自我。史书美在《张爱玲的欲望街车》一文中提到：“封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空间——一辆‘欲望街车——让他们受压抑的欲望在瞬间得以发泄。”{3}小說的情节与它赖以存在的现代生活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在《烬余录》里，张爱玲通过交通工具这样来描述现代人孤独的生存处境；“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4}张爱玲的《封锁》写乱世中琐碎、平庸的生活，揭示特定时代里小人物在婚姻家庭、社会生活中的无力反抗与痛苦挣扎的荒凉，用小市民挣扎的灵魂去诉说浮沉的身世感与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流言·写什么[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24.

[2] 张爱玲.传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72-286.

[3] 史书美.张爱玲的欲望街车——重读《传奇》[J].香港文学，1998（10）.

[4] 张爱玲.流言·烬余录[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