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艳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一个同质性强、结构单一的社会逐步转变为异质性不断增强，社会结构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社会结构的变化具体体现为社会群体的分化与整合。社会群体在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主的一系列发展为主要动力，其中，利益是这一动力的核心要素。然而，利益是以怎样的嵌入方式促使社会群体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分化后的利益群体之间又是如何整合利益的呢？这是笔者探讨的主要问题。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

一、社会转型中的群体分化

笔者所说的群体特指社会利益群体。从利益群体概念的内涵来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利益群体，是指在阶级、阶层划分的前提下，在共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而具有一定利益差别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广义的利益群体，是指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具有大体相同的利益需求，对共同利益具有相对一致态度的人组成的群体［1］。从狭义的利益群体概念看，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三者，在内涵上存在交叉和互相包含的关系；从广义的利益群体概念看，阶级和阶层二者都是一种类型的利益群体。笔者从宽泛意义上来探讨利益群体，即利益群体包括阶级和阶层。

所谓群体分化，是指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因利益实现渠道和实现程度不同而引起的层次分化、结构分化和功能分化，以及各个利益群体分化后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形态的一个分化与组合的动态过程。

（一）建国后改革前社会群体的整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结构主要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等组成。1949年至1952年期间，国家进行了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已不存在；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我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成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个体手工业者成为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基本消灭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公有制成为了我国主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阶级也不再具有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他人劳动的含义。在理论上，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客观现实的变化，提出了用“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社会矛盾，在1957年2月召开的国务院最高会议上，他科学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类及表现形式，指出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对中国社会结构作出了科学判断。然而，这一科学判断没有得到坚持。在错误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停滞期，尤其是后来开展的“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把原本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表现出畸形的高度同质性，社会发展处于“瘫痪”状态。

（二）改革开放后社会群体的分化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把全国人民捆在一起，并在统一的模式下和一条起跑线上，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和进行“穷过渡”的局面［2］。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经营方式、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社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社会结构也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单一制结构，经过分化和组合形成了由多种不同利益主体构成的新结构。

1.工人阶级的分化

首先分化的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对工人阶级的定义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钢铁、煤炭、机械、运输等行业的产业工人，毛泽东称之为无产阶级。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将工人阶级定义为：凡受雇于国家、合作社、机关、学校或私人企业等，而且取得的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之为职员，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中私人企业中的资方代理人不得称为职员［3］。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调整，尤其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和复杂化程度，从而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行业分化。随着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分配制度改革，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事传统制造业、采掘业、建筑业的工人数量逐步减少，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人员迅速增加；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减少，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增加。同时，由于职业分工的精细化，尤其是电子、信息、金融等新兴行业发展，工人阶级也逐步分化成许多不同的行业群体。

二是职业分化。由于社会分工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职业要求的技术和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对从业人员的从业资质和整体素质要求都越来越高。因此，在不同行业的从业工人，有的凭借自身的专业技能获得了从事需要较高技术和专业技能的工作岗位；有的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成为了企业的技术骨干、管理者和企业家，他们无论在劳动性质、劳动内容、技术水平、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意识上，还是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都与普通工人群体有很大的差别。这部分群体越来越多，他们逐渐成为了企业的白领阶层、金领阶层。相反，一部分工人因为不能适应新的岗位要求，在改革过程中被淘汰了，成为了下岗失业人员，甚至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三是经济分化。随着职业的分化，工人群体中一部分人由于自身能力不同，从事的岗位不同，因此收入也必然不同。而且，这种收入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具有高学历、高技术的工人群体在利益分配中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源，在职业竞争中处于优势，获得的经济收入当然就高。相反，低学历、无技术的工人只能在低收入行业的岗位上工作。市场竞争的加剧进一步加大了工人群体间的经济收入分化。因此，在工人群体内部，由于经济、政治、职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分化出了不同的利益群体。根据获得利益资源的不同，可以把工人阶级分为四大群体：“机关干部群体、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普通职工群体、特殊困难群体”，每个群体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小群体。无论从何种角度划分，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在社会声望、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而且，随着社会转型的继续发展，工人阶级群体还将继续分化。

2.农民阶级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阶级主要发生过2次大的分化：第一次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农民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形式向乡镇企业流动。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农民以“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形式向城市流动［4］。一方面，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致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需要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促进了市场化用工形式的出现，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镇，促进了传统农民群体在从业形式和收入来源上的多元化。农民工这个既具有农民身份又从事工人工作的群体从传统农民群体中分化出来，成为了促进城镇化进程的主力军。

同时，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土地流转的限制政策松动，一部分农民通过租种土地发展规模种植和养殖成为了新型的职业农民，还有一部分农民利用农村特产发展农产品加工和销售成为了农民企业家。这部分农民在经营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完全不同于传统农民，他们的经济收入也大大超过了传统农民的收入。

无论是农民工群体还是职业农民群体，他们把新的经营理念和生活方式带回了农村，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进而又促进了农民群体的分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完全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群体分化为：农民群体、农民工群体、职业农民群体、农民企业家群体、弱势农民群体等。每个群体中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小群体。例如，职业农民群体又可以分为养殖业群体和种植业群体；弱势农民群体又可以分为五保户群体和残疾农民群体等。

3.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内部分化程度不高，他们在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具有一致性，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彼此以“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使命感相激励［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逐步打破了行业、地域、单位的界限参与了社会流动。可以说，知识分子阶层在职业意义上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群体，其已渗透到社会各个群体之中，职业和身份的经常变动，致使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情感、意识形态、政治心态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用实用主义的观念来衡量知识和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创业的热潮。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在短期内的收益明显高于人文知识。在宽松的经济政策和眼前的实际利益驱动下，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涌向技术领域，成为商海的“弄潮儿”，实践着“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也获得了知识带来的经济回报。“其结果是出现了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新崛起的直接从事经济或技术活动的企业家阶层和中产阶层人员最引人注目。”［6］而人文知识分子则无法直接参与这种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实践，这就造成了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疏离和分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文知识分子内部也逐步开始分化。如火如荼的市场经济发展使得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实践，适时调整了自己的话语方式和价值取向，利用自身的知识服务于大众和社会，在社会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政府智囊团”“智库”等主要是由人文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其成员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愿望，愿意与政府决策层协作。他们运用自己丰富的人文知识，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政府的决策建言献策，并以此来影响政府的决策。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于社会治理越来越重视，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知识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另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则继续秉持传统精神，未与或者较少与社会融合，保持着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价值取向。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同质板”，他们与社会其他群体的联系日益加强。正如殷海光所言，今天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了；今天的知识分子个体也不局限于学校，而是分布在社会各个部门里，他们的职业和身份的经常变动，使其群体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这种分化导致不同的知识分子在经济收入、公众影响力、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随着社会的分化加剧而在不断地扩大。

二、社会群体分化与利益嵌入的关系

（一）利益嵌入是社会群体分化的动力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而人的活动的最根本目的就是获得利益。“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即人们对目标的选择归根结底是由利益驱动的。人们在对利益的追逐过程中，由于自身条件和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获得利益的多寡不同，因此，必然引起利益分配，利益分配又必然导致贫富分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也必然是伴随着贫富分化与整合的不断反复而曲折前行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利益分配和利益差别的承认，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并通过利益差别形成利益驱动，促使利益主体自觉参与经济社会建设，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资源。

可以说，贫富差距唤醒了人们的利益意识，并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资源，不断地创造和寻求发展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同一社会群体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就会因为获取利益资源的能力不同而进行分化，最后组合成了新的利益群体。而把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与其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利益差别所形成的利益驱动就成为了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9］。

（二）社会群体分化以利益为核心

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性，多种所有制结构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使得社会成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富分化。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职业声望和价值追求的社会成员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具有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多样化的利益结构和多层次的意识结构，因此，形成了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日益分化的社会成员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以差别化的利益为基点进行重新分化与整合。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群体的分化也必然是围绕利益这一核心要素进行的。

（三）利益是社会群体博弈的纽带

人们之所以形成为具有共同特征的社会群体，其核心要素就是利益。在社会转型期，经济生活多元化，个体利益的自主性、排他性导致利益主体为求得自身利益的满足，不得不通过契约结成社会群体。同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并对利益诉求的表达方式具有一致性。这些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利益就是契约性人际关系的纽带。同样，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通过利益这根纽带来进行的，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群体的利益资源而对其他群体进行排斥，或者在群体之间的较量中通过让渡自己群体的部分利益而满足其他群体的利益需要。利益不但是维系群体内部成员的纽带，也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博弈的纽带。

三、转型期的社会群体分化与整合

（一）社会群体分化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后，积极的经济政策和宽松的市场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市场主体也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市场主体利用自身条件和市场机遇赢得了发展先机，获得了较多的利益；另一部分市场主体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因为没有竞争优势而获益较少或者利益受损，这是改革的必然结果。然而，正是由于承认不同劳动的差异化收入和适度的利益分配，因此，才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同时，社会群体分化后的不同利益主体具有差异性的利益诉求。不同社会群体为了追逐或维护本群体的利益，采取了各种方式来促使政府将自己群体的利益诉求“输入”政府的公共决策系统。这一“输入”过程具有2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从权力监督上来讲，虽然这一过程是利益主体谋求政治参与和表达利益诉求的客观反映，但是，客观上也能实现社会成员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二是从政府决策渠道上来说，这个过程促进了政府决策渠道的多元化，有助于规避决策风险，增强执政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概言之，不同社会群体在公共决策中的博弈，客观上推进了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10］。

（二）引导社会群体分化与整合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市场机制的发育还不够成熟，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面对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关法律法规还处于空白状态，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显得复杂多变。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是不够的，必须充分考虑我国转型期的特点，运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社会群体的分化与整合。

1.综合引导社会群体分化与整合

针对我国转型期的特点，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群体的分化与整合。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杠杆作用，在竞争中优化市场资源配置，营造良性竞争的市场氛围，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获利。运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加强市场监管，拓宽社会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将合理的、有利于推动行业发展的诉求纳入到社会公共决策中去，积极引导社会群体分化与整合。完善法律法规，使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能够在国家法制的指导和约束下，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发展。

2.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均衡利益格局

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为争得更多的利益资源必然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但公民个体进行利益诉求表达的声音比较微弱，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当公民个体的利益诉求表达和行动被整合为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和行动后，共同的利益诉求表达就可能引起社会的关注，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群体充当了公民个体实现政治参与的媒介和有效表达个体利益诉求的渠道。因此，疏通各个社会群体之问的表达渠道，完善民意表达机制，有利于保持社会利益格局的均衡。同时，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也是社会群体释放压力的渠道，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

3.满足合理的利益诉求，营造和谐氛围

在众多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中，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对合理的利益诉求，政府要采取措施尽量满足。尤其要重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引导其他社会群体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的发展。在社会群体的分化与整合中，要坚持和谐的价值理念和采取科学的思维方式。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因利益分配所产生的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尤其是进入改革攻坚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转型期社会群体分化的双重影响下，政府应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构建利益均衡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利益导向机制，促进社会群体合理分化，防治过度分化。这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伟光.利益群体理论及利益群体分析方法[J].新东方，1998（3）.

[2]顾善杰.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21.

[3]刘丽杭.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体分化与利益整合[J].社会主义研究，2002（3）.

[4]姚婷，曾亿武.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J].经济与管理，2013（4）.

[5]萧功秦.改革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类型分化[J].探索与争鸣，1994（8）.

[6]翟爱玲.当代知识分子的裂变与未来发展趋向[J].求索，2009（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18-11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9]杨柳.社会转型期我国各群体利益分化的理性反思[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9（8）.

[10]高陈其.社会转型期视阈下的利益群体分化现象思考[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