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庆全

朱色烈是个小学教师，业余爱好拉马头琴，拉琴的技艺算是一般。晚上，朱色烈在河边一座废弃的铁桥上拉琴，旁边经常有个穿黄呢大衣的人。这人是从北京来的下放知青。那时候河对岸有个军马场，驯养着蒙古马中最好的品种乌珠穆沁马，数量足以装备一个骑兵师的。这个知青就下放在军马场。他的名字很好记，马鸣。

马鸣对朱色烈非常友好。他有办法把朱色烈带进备战氛围十分紧张的军马场，在马营房（马厩）附近的空场上，闻着刺鼻的马粪气味看露天电影。

马鸣很欣赏朱色烈，“你就像上面的米哈依。”马鸣指着银幕，一个人隔着铁丝网，正注视着一列满载武器弹药的军火列车。米哈依就是这部《多瑙河之波》电影里的人物。《多瑙河之波》讲述的是罗马尼亚解放前夕，一支地下游击队从德军手里获取大批武器弹药的故事。

马鸣经常开玩笑地叫朱色烈“米哈依”。而朱色烈本人并没觉着自己像在哪里，自己身板单薄，不像米哈依那般魁伟壮实。学校和旗上的人，后来也都看过这部电影，并没有谁把朱色烈跟那个英雄船长联系到一起。

马鸣说：“我认识一个姑娘，她正好就叫安娜。”

安娜也是《多瑙河之波》中的人物。她有着动人魂魄的美丽。在电影里头，最让朱色烈着迷的是米哈依跟安娜接吻的镜头。这种镜头在那个时期非常罕见。朱色烈迷恋这部电影，最远的去过相邻的东乌珠穆沁旗，为的就是看那仅仅几秒钟的一段接吻镜头。

马鸣几次在朱色烈面前提安娜的名字，一会儿说他像米哈依，一会儿又说自己认识安娜。朱色烈觉着这纯粹是在开玩笑，没放在心上。

“回头我让你见见真正的安娜。”当时两个人泡在锡林河里，水齐腰深，马鸣瞧着朱色烈胸前黑糊糊的、势头正向裆部伸延的体毛，他说，“好女一身膘，好男一身毛。就连你的连裆胡儿也跟米哈依一样。安娜是个很温柔、也很漂亮的姑娘。她很喜欢草原。”

朱色烈那一年正值十九岁多梦的年龄。他刚刚成为旗上的正式教师，对这份工作格外珍惜，每天穿着干干净净的镶着蓝边的白袍，被大家公认为是对生活、事业都很讲究的小先生。他的父亲是老资格的马头琴琴手。偶尔的机会，有时是因为父亲生了病，有时是逢着不太重要的场合，朱色烈会替代父亲在人群中埋头拉琴，直到草原明亮起来，热闹的聚会结束。其实，在旗上像朱色烈这样的琴手多的是，只不过人们普遍认为朱色烈额祈葛（父亲）的那把马头琴的声音最为动人心弦。琴是一把老琴，而且非同一般，据说琴箱是用马的头骨制作的。

朱色烈的家距离学校有十多公里，每天骑马往返于学校。旗上仅有这么一所学校，住得远的学生每天也都是骑着马上学，学校有供学生拴饲马匹的马棚。有图省事的学生，直接将马匹拴在窗前的白桦树下，放学的时候直接从窗口跳下去，落到马背上。

不久，学校给他分配了一间住室。校舍原先是一处兵营。一支苏联红军越过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这里曾是他们当年驻扎过的地方。几排教室是砖木结构的，墙体比一般的厚，房间也宽敞，当作教室的唯一缺陷是窗口窄小，采光不够。朱色烈的住室在一幢不大的筒子房里，中间一道走廊，一边是办公室，另一边是图书室和器材室，不过室内只有学生们用于备战演习的红缨枪和草原钢叉。朱色烈的一间是北开门的房子，隔壁就是器材室。房间界墙的墙脚上坐着一个圆肚子的铁皮炉，也是苏联军队留下的，冬季把铁皮炉的火生着，相邻的两个房间都可以取暖。

马鸣像以前一样，经常到学校找朱色烈。他虽说下放到军马场有一年多了，却不会骑马，每次都是徒步过来，有时也顺便搭乘牧民的勒勒车，学校都知道这个穿军大氅的知青是朱色烈的好朋友。

有个星期天，马鸣又来找朱色烈玩，怀中抱着个不知装着什么物品的纸箱。他将纸箱搁在地上，然后从深井一样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里面是大大小小的绵纸团。

“我要装配一台收音机。”

马鸣说。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剥开绵纸，里头包裹着的是一枚枚闪光发亮的东西。

“这些都是真空管儿，全靠它们捕捉电波信号。很难配得齐的。把你的桌子拾掇一下！”

朱色烈按着马鸣说的把桌子上的几摞作业本、墨水瓶、蘸水笔什么的收拾开，这时候马鸣已经将纸箱里的东西搬放到了桌上，是一台又老又旧的收音机。收音机的木壳表面出现了许多裂纹，面板上嵌的一块刻满数字的玻璃刻度盘，光彩已经暗淡，里头的一根指针倒還灵敏，用手触碰一下就不停地颤动。朱色烈在收音机的右上角看到一块硬币大小生了锈的金属牌，上面刻着几个看不明白的字母：HeBa。

“是什么牌？像个古董。”在那样一个时期，收音机是非常贵重的物品。在旗上，像这么大模大样的台式收音机更是少见，朱色烈只在庆格尔泰老汉的毡包里见过，是他那在上海做事的儿子邮回来的国产收音机，一直被他视为家中的重宝，与腾格里汗的神像一起摆放在供案之上。

“我父亲当年从苏联带回的，老掉牙了。不过，重要部件还没失灵。”马鸣说着打开收音机的后板，里边的各种电容、电阻等元器件呈现在眼前。马鸣从纸箱里取来几样工具，一支烙铁、一把毛刷，还有一台脱了漆皮的万用表。他先用毛刷将器件上的灰尘清除干净，然后将一张图纸摊开。

朱色烈瞧着铺在桌子上的是一幅海燕牌收音机的电路图，马上想到了课本上高尔基的《海燕》，他说：“哦呀，是高尔基吧？”

“什么高尔基。涅瓦河——老苏修的一条河流，这只是海燕的电路图。我猜想，世界上收音机的原理应该都是一样的。”马鸣有模有样地对照着图纸，用那台万用表将线路上的器件检测了一遍，然后直腰拍了拍巴掌，吩咐朱色烈：“把烙铁搁炉子里烧红。手头没有原配的图纸，我只好估摸着摆弄了。”

从中午一直摆弄到晚上，马鸣把收音机内部的元器件一个又一个地拆掉，又将带来的元器件一个又一个往上焊。他一点一点地把焊丝熔化，吸附在烙铁的尖尖儿上，就像一汪乳汁包裹着火光，万分小心地灌入线路板的孔槽，将换上的元器件焊牢。可每一次接上电池，结果都不怎么样，里面顶多能发出嘶嘶啦啦的声音。

后来，马鸣使起了蛮力，把固定在心脏部位的一个线圈硬生生撬了下来。朱色烈望着马鸣将这台收音机里头最大的一个器件往下卸，心里很是担心，有一种前功尽弃的预感。马鸣说：“找到原因了。是线圈里层的铜丝断了。”马鸣长长地舒着气，将线圈拆开，重新缠绕。安装之后，情况果然有了好转，贴耳细听，已能听到一句半句细弱的话语。

“想办法架根天线就行了，这里的讯号太弱！”

朱色烈飞快地跑出去，从学校的马棚找来一根杆子，是白蜡木的套马杆，用它搭举着天线，固定到房顶的烟囱上。还没等固定好，收音机里就突然爆出清晰嘹亮的播音。两个人别说有多高兴了，围在收音机两边，津津有味地听了起来。可是，听了一阵，两人很快就没了兴致，这是因为，收音机接收到的仅仅是十几公里之外本旗广播站的一个信号，反复播送着一条西伯利亚寒流将要侵袭的天气预报。

马鸣不甘心地爬上屋脊，举着套马杆反复调整着方位，似乎是要套住空中飞驰的电波。

这是霜降的第七天，也是这一年十月份的最后一天。还不到立冬，草原上第一场寒流就要来临。马鸣赶回了军马场。朱色烈把那台老旧的收音机挪到一边，把桌子收拾干净，在逐渐剧烈的风声中睡下。

夜间，朱色烈被一阵响声惊醒了。定神一听，房间里有一个女人在黑暗中说话，声音凄凉低沉：“……您的悲伤，只能藏在心灵深处最隐密的部位……”

那声音间歇了片刻，接着就听见：“我是安娜，我是安娜，请记下我的告慰：您的悲伤，只能藏在心灵深处最隐密的部位……”

朱色烈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声音是搁在桌角的那台收音机里传出的。朱色烈记得很清楚，马鸣离开时明明是将收音机关了，怎么自己响了呢？而且内容也根本不是旗上广播站播出的节目。

“我是安娜，我是安娜，请记下我的告慰……”声音低沉，带着某种暗示。朱色烈头皮阵阵发麻：这分明是敌台，在给特务用暗语发报。朱色烈急忙爬起来，想关死收音机，却怎么都消除不掉那个发报电波。他慌乱地打开收音机后盖，退出电池，这才切断了收音机的音源。

朱色烈这一夜再也没有睡着。他回想起不久前，旗上组织牧民、学校师生在草原拉网搜索苏联人撒下的传单，不放过一纸一屑，朱色烈就曾在一堆冰草垛旁发现过两张彩色的宣传品，上面是极具蛊惑性和煽动性的苏联美女。苏联飞机不仅向草原抛撒各种传单，还抛蛊惑人心的面包、巧克力……这诡谲的电波，一定也与苏联有关……在呼啸的风中，他置身的这座昔日的苏军兵营此时也喧嚣不宁，总像是听见战车轰鸣、战刀铮铮，像是有大批的军队气势汹汹地开来……第二天天没亮，朱色烈就爬上房顶把天线扯了下来。

当天，朱色烈把收音机出现的神秘电波告诉了马鸣。马鸣也非常吃惊。

“怎么会忽然收到了那么远的信号呢？”马鸣说。

“准是收音机生产的时候就做了鬼！”朱色烈说。

“这么办，你先把它藏起来，不要再听了。我最近恰好要回家探亲，再找一找原来的电路图，到那时就好查原因了。”

朱色烈回去后立即将那台收音机藏了起来。就这样，谁也不知道朱色烈的床铺底下藏着一台苏联的涅瓦河牌收音机。

下放在军马场的知青每年有一次探亲假。他们的家庭大多在遥远的大城市，相比之下，北京距离锡林郭勒草原算是近的。马鸣告诉朱色烈，自己已经买好了回京的火车票，先从锡林浩特去乌兰察布，再从乌兰察布转车到北京。

临走前，马鸣问朱色烈：“你想不想见见安娜？想的话，跟我一起去趟北京。”

朱色烈说：“别再提安娜了，我现在一听安娜的名字就睡不着觉。我害怕听这个名字。”

马鸣一听乐了，说：“这个安娜可不是什么间谍特务，她跟电影上的安娜一样是好人，并且一样温柔、懂事。”

马鸣走的那天下午，朱色烈本来说好要送马鸣到盟上的，结果因为学校师生要与一支拉练的部队举行联欢，朱色烈不想错过这个热闹的机会，就没去给马鸣送行。

马鸣只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可半个月过去了，并没见着马鸣回军马场。

不过，朱色烈很快收到了马鸣的来信。

马鸣的信是从北京寄来的，通信地址是一个信箱的编号。信封上特别注明：朱色烈亲启。拆开信封，朱色烈发现信纸采用的是非常难拆的折叠方式。在当时，只有恋人之间，为了保护个人的书信秘密才使用这种叠法。果然，信纸里夹着一张两寸的照片。

原来，马鸣回北京不久就病了，做了个不大不小的手术，术后要休养一段时间。

马鸣在信中说：“随信寄你彩照一张，是征得安娜允肯才寄赠给你的。她怎么样？介绍给你做个朋友，是否般配？盼回信告知。色烈弟，还记得咱俩春上在开满鲜花的草原照的那张合影吧？我把它给安娜看了，她说锡林郭勒真美呀，她还说，你真的很像《多瑙河之波》的米哈依哩……”

毫無疑问，此刻摆在朱色烈面前的，正是马鸣多次提到的安娜的照片。照片很有光彩，是一个穿着深灰色双排扣暗斜口袋的青年列宁装的姑娘，梳着两条半长的辫子，其中一条故意搭在胸前。圆圆的脸，弯弯的眉，眼睛、嘴角都在微笑……不过，朱色烈发现她那头发的颜色是金黄色的，额前蓬松的头发打着很多绵羊卷儿。

看来，马鸣提到的安娜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玩笑。而且马鸣这封来信的用意，也是再明白不过了。朱色烈陷入了一种不可明状的激动和迷惑之中。照片上安娜，美得让朱色烈无可挑剔。可她是马鸣的什么人？为什么望着像个外国人呢……

朱色烈当天夜里就动笔写了回信。他说，你病好后何时动身，给个准信儿，我一定去盟上接你。就是到乌兰察布接你都可以。请转告安娜，如果她愿意，真心喜欢草原，就请带她来锡林郭勒，我们草原最好客，我的父亲也最好客，我的母亲会做很香的炒米和奶茶……

此后的日子，朱色烈最大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等待朋友马鸣的回信。可以这么说，那些天朱色烈满眼飘动着的都是马鸣的信封和安娜照片上的身影。它就像一片绚丽的云霞，从年轻的朱色烈的心升上了天边。朱色烈深深地迷醉了。每次旗上邮递员的马蹄声在校园响起，他都要上前问一问，看有没有自己的书信。他已经做好了去最远的地方接人的准备。他不停地埋怨自己，那次不该不去送送马鸣，自己不够朋友，马鸣却对自己如此有情有意。他从邮递员巴雅尔那里打听得知，从锡林浩特去乌兰察布有长途汽车，早晨出发，下午可以到达；还有通向乌兰察布的支线火车，时间要短一些，只不过赶到乌兰察布是深夜。马鸣乘坐的就是那趟火车。他甚至有个不近情理的幻想，就在太阳即将落去的时分，身穿青年列宁装的安娜，独自一人，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了草原，四处打听马鸣的朋友朱色烈。

大概是因为书信走得慢，又过了十多天，朱色烈才收到回信。

信纸还是采用非常难拆的叠法。只见抬头写着：“敬爱的朱色烈老师：”是端庄隽秀的字体。

信中写道：“我叫安娜，在这里代我哥哥马鸣给您回信。我哥哥并没有生什么病，但他不让我告诉您。是因为父亲的牵连使他不能再回到军马场了，因为那里是军事重地啊，怕我哥残害战马啊。我的照片也同样让您害怕了吧？嫌弃了吧？我哥可能已经告诉您我是苏联人了。因为我是苏联人，就连下放锻炼的资格也没有，走到哪里都遭人怀疑、盘查、唾弃，朱老师，您说这个世界公平吗？我们的父亲参加过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卫国战争，在战斗中结识了我的亲生母亲。可我已回忆不起她来了，对她的印象只有一张相片，她和父亲穿着军装，两个人中间有一架收音机，就是我哥哥留在您那里的那个。它很早就听不出音儿了，但我哥哥总想修好它，可他哪懂多少无线电呀。您的回信我们收到了，我哥哥把信交给我，让我替他回您的信，可我不知道这信该怎么回，心里有许多话想跟您说，又不知道该怎样跟您说。朱老师，我是每天都在盼望着能去看看您的家乡，听一听您演奏的马头琴的琴声……”

朱色烈把信读完，惊讶的程度可想而知。他望着盖遍了邮戳的信封，心头涌起一股温暖。这书信是经过张家口，经过大同，经过乌兰察布，经过呼和浩特，经过包头，才到的锡林郭勒。他觉得这邮过来的是一颗信任又真诚的心。

朱色烈迅速写了回信，他十分牵挂马鸣，询问马鸣为什么不亲自写信，现在怎么样了，还在不在北京。希望安娜务必来信告知马鸣目前的情况。

朱色烈又开始等待回信。但这一次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白节的前一天，他意外收到一个邮包。邮来的是一本字典。这是在盟上根本见不着的厚字典。字典扉页上留着两行字：

赠：

我最思念的朱色烈老师

一看字迹，朱色烈就明白是谁寄的了。

从那一天开始，朱色烈变得不爱看书，爱看字典了。样子也像是在读一本很厚的书，其实百看不厌的只是那两行字。备课变得敷衍了事起来，经常在备课时间把安娜的照片拿出来端详。后来，朱色烈干脆将安娜的照片贴在字典的扉页上，这样看安娜字的同时就看到了照片。说来奇怪，照片里的安娜，在朱色烈的眼前，变成了正在颔首写字的安娜。她手里握着一支红杆儿钢笔，一揉一揉地书写着，小拇指头摁着字典的扉页纸，写一个字翘动一下。写罢朱色烈的名字，她停了下来，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窗外。她在望什么呢？是在望窗外的月光吧？望月光干什么呢？姑且那是在沉思或者遐想吧。此刻，朱色烈也面对着竖长的窗户外面升起的半轮惨淡又瘦瘠的月亮，同安娜一起翘望着月圆之夜。

白节那天，朱色烈单独给安娜写了一封书信。

可是，过了一个多月，也没等来安娜的回音。朱色烈渐渐焦躁起来。他开始打听马鸣在北京的住址。他去军马场询问过，在管知青的副旗长手里的花名册上查过，并且拿着信封上的信箱，希望从邮递员巴雅尔的嘴里弄清楚那是个什么保密的地方，但都一无所获。巴雅尔还忠告朱色烈，信箱属于国家机密，不要随便打探。

这一年的冬季非同寻常地漫长。但春天还是来了。草甸上大范围的积雪开始一点一点地融化。到后来，只剩下一片片很薄的冰壳子压着野古草、冰草、驴蹄草的芽。在锡林河边的温暖地带，雌性的野黑麦已悄悄吐出紫色的叶舌。

一天中午，巴雅尔骑着快马来找朱色烈。他给朱色烈捎来了一个口信儿：让他赶快去乌兰察布。

在旗上，邮递员巴雅尔不仅递送书信、电报，也經常给牧民捎带这样那样的口信。这口信就出自旗邮政所的那部手摇电话机。他接到了一个打给朱色烈的电话，让他明天赶到乌兰察布，在火车站出站口接一个人。车次是246次，时间是清晨7点半。

“接一个穿列宁装的姑娘。别接错了人！”巴雅尔说。

邮递员巴雅尔的名字里含有“大喜”的意思。他此时的语气里，也明显流露着这样的言外之意：朱色烈，我巴雅尔给你捎来了一个大大的喜讯！

“巴雅尔，电话里没有别的了？”

朱色烈有些不敢相信。他重重地皱起了眉头，心里隐隐有个预感，巴雅尔捎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

“你还需要什么别的？电话里说：‘只说接一个穿深灰色青年列宁装的姑娘，他就什么都明白了。难道你朱色烈还不明白？”

“是马鸣打来的电话不是？”

“不是，听上去是位温柔的其木格！”

巴雅尔调转马头，夹了夹马肚子，“怎么摸着的人家这么个姑娘！厄洛斯神怎么偏袒了这么个呆子……”

朱色烈赶到乌兰察布是凌晨一点多钟。

他到火车站的时候，正遇上一阵急促的防空警报在乌兰察布上空响起。市里的大街、工厂、桥梁、灯塔上的灯光一片片熄灭下去，车站也被拉了电闸。一个工作人员正举着很沉的汽灯，费力地往候车室的天花板上挂。

铁道上往来的火车稀少。站台偶尔会出现一支荷枪的工人巡逻队，在路基外侧撒成一线。他们头上的钢盔、刺刀和身上的其他金属物在黑夜中隐隐生辉，如同伦勃朗画中的人物。每当此时，就会有一列满载军火的列车沉重地驶过，震得地面和天花板发颤。巡逻队还不时会突然闯进候车室，在旅客中盘查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候车室的旅客不多，三三两两安静地坐在一起。他们似乎早已适应了这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朱色烈借着时明时暗的灯光，还是看清了列车时刻牌显示的车次。巴雅尔传递的口信儿一点没错。是246次，也是早晨7点半，准确的时间是7点35分。这是一列北京开来的直快客车，再往前三百多公里，就是边境城市二连浩特了。

朱色烈一直忧虑重重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安娜会突然来到乌兰察布？她为什么不用写信、或发电报的方式，却捎来口信儿？是写的信没有抵达，还是发生了什么急迫情况？朱色烈几次信中，的确对她发出过邀请。最后那封单独给她的信里，他还苦思冥想地写了几句富有诗意的语言，表露对她的思慕心情和对她到来的期盼，也特别提到过愿意到乌兰察布接她。而现在，就像他以前曾经幻想过的一样，安娜真的独自从北京来了。朱色烈既热切地期待安娜的到来，又希望这不是真的。她能平平安安留在亲人身边，不比什么都好？安娜此行千里迢迢，又是孤身一人，时局又这样动荡和混乱，他最担心的是途中会出现什么事情。

候车室里的旅客大都在打瞌睡，只有朱色烈坐立不安。为了熬过难耐的时间，朱色烈又来到列车时刻牌面前，上下找了找，找到了巴雅尔曾经神秘地说起过的东方国际列车。据说即使是爆发了战争，国际列车也畅通无阻。它从北京开往莫斯科，途经外蒙古，往返一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车上坐着各国的外交官，还有形形色色的高级间谍。他想看一看国际列车是什么情形，但发往莫斯科方向的已经开过去了，往北京方向的要等到九天之后的深夜。

“九天哪。”

朱色烈想到九天，心情一下子变得好受起来，脸上出现了耐人寻味的笑容。因为，他想到，到那时间，安娜在他家至少可以算是住到了第八天了。母亲会为安娜做她从来没吃过的莜麦面、哈达饼。说不定父亲会不吱声地猎一只黄羊回来，烤制出鲜嫩的带皮黄羊，大开酒宴，大家跳起欢快的舞蹈，所有的忧愁和不快早已消散……

俄罗斯姑娘个个能歌善舞，总不会说安娜不跳一支吧？想到这里，朱色烈的手臂不由自主地摆了个拉琴的动作。

246次客车刚一作出进站预报，朱色烈就早早站在出站口处最显眼的位置。这时候天已经放亮，有一小队骑兵，正沿着路基迎着列车开来的方向巡视过去，一匹匹肥壮的大马扭动着油光发亮的宽臀。骑兵在视线里消失不久，246次就进站了，车轮在站台抱闸抱出一串串火星儿。

下车的旅客都拥挤在一起，涌上天桥，涌向出站口。朱色烈堵着出站口的栅栏门，不放过任何一个穿列宁装的人。可让朱色烈慌乱的是，从天桥上涌下来的人群中，竟然有那么多穿列宁装的。两个即将会面的人，彼此之前仅仅是在照片上见过。朱色烈要接的安娜，明显的特征就是她金色的头发，半长的辫子，可在依然春寒料峭的季节，如果安娜戴了帽子或者裹着头巾，那就很难辨认了。

好在朱色烈事先考虑到了。站在出站口的朱色烈，身穿单薄的镶着蓝边的白袍，头戴蓝色的绣着洁白祥云的尖顶栖鹰冠，这身装束，为的就是让安娜能够认出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朱色烈，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见她要找的朱色烈。而且，朱色烈胸前还举了一张纸牌儿，上面写着：

安娜

我是朱色烈

可是，那些穿列宁装的女人一个都不是安娜。她们用诧异的眼神瞅一下朱色烈和他的牌子，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出站口。不久，站内已经空无一人，246次列车也鸣着汽笛缓缓启动。朱色烈焦急起来，认为是自己看漏了人，就跑下车站广场，在四散的人群中追来问去。

他的举止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人戴着老花镜，是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只见他走到朱色烈跟前，开口问道：“你叫朱色烈？接246次、一个叫安娜的姑娘对吧？”

“对呀对呀！我是接安娜！”

这老人透过老花镜仔细打量了一下朱色烈，然后用不容质疑的口吻说：

“请跟我来。”

朱色烈被引到了火车站对面的一条小巷子。小巷子安安静静的。老人边走边说：“昨天，我们收留了一个可怜的姑娘。她说她名字叫安娜，在車站等她的哥哥。他们本是应该在出站口汇合的。她是昨天从246次上下来的。”

朱色烈听到这里，心头一阵绞疼。这个巴雅尔！是这个巴雅尔害苦了安娜。一定是他把接车的时间给说错了……再一想，他又怨恨起自己，怨恨是自己把时间给理解错了，电话里的“明天”，不就是今天的“昨天”吗？本应昨天赶到乌兰察布，而且时间足够，结果却整整晚到了一天。当安娜在出站口见不到接她的人，该是多么失望？朱色烈心急火燎，紧跟着那个老人走进一个堆满旧书旧报的院子。

“朱同志，请屋里来，看看她是不是你寻找的安娜。”老人推开一间屋门。

朱色烈走进屋，就见一个姑娘瑟缩在房间深处的一块棉毯上。初看去，只有两条金色的辫子望着熟悉，其他的都对不上。这姑娘穿的是一件长皮袍，一双翻毛皮靴，一顶毛色雪白的耷耳皮帽遮掩着脸庞。

“安娜！”朱色烈轻轻唤了一声。

那姑娘身体颤了一下，没怎么回应朱色烈的呼唤。

“安娜，我是朱色烈呀，接你来了。”朱色烈又说。

那姑娘不仅没抬头迎接朱色烈急切的目光，反而将脸埋到了袍子的毛领子里面，身体还惊恐地向墙角里移了移，双手紧紧地捉住胸口，就像那里有一宗珍宝。

“老同志，这不像我找的安娜。我找的安娜不是这身衣服。”朱色烈有些失望，他向老人说，“我的安娜穿的是列宁装。这姑娘是从哪里来的？她说没说过是哪地方的人？”

老人说：“她汉话会的不多。单看服饰和相貌，她应当是从帕米尔高原下来的高山塔吉克族姑娘。大迁移那阵子，我见过像她这样漂泊过来的塔吉克族人。她真的不是你要寻找的安娜？”

听老人这么一说，朱色烈已经可以确定眼前这个姑娘不是他要找的安娜了。朱色烈肯定地摇了摇头。但眼前这个孤单无援的安娜，还是让朱色烈的鼻子一阵阵发酸。他说：“安娜，你不要害怕！你的亲人一定会找到你的。我也在找我的安娜呀，我的安娜，我一定会找到她！”

棉毯上的安娜这时慢慢转过身来，抬起了头，露出躲在帽檐毛丛里的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她望着朱色烈，目光里充满了委屈和哀伤。

朱色烈离开了老人的屋子，匆匆朝车站奔去。不知是因为什么，朱色烈固执地坚信，安娜一定会在乌兰察布的站口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