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楚颖

“……更鼓频催良宵短，不觉得东方发白天已明。”

委婉缠绵的越剧被轻轻哼起。一支《碧玉簪》，融进缝纫机“咔哒咔哒”的响声里。机针咬住金黄色的、绣着朵朵银色的盛放着的菊花的锦缎，上上下下地跳跃，把这一支江南旧谣同外婆深深的爱一并缝进了即将制成的棉背心中。从出生起，我便与这锦缎所制的背心结下了不解之缘。八月酷热的大暑天，外婆用白棉衣将刚来到这世界的我层层裹住，再套上一件大红色的锦缎背心：在襁褓中牙牙学语，在学步车上滑行，在冬日的暖阳里跌跌撞撞，在来仪亭的石凳上一次次好奇地张望着世界……

蒙蒙亮的天，空气潮湿。隔壁楼房中吴老师家的鸡还未叫，就听得画片在牛皮纸上滑动，大剪子追着划痕跑，于是缝纫机哼起歌来。 外婆用拇指蘸了湿湿的海绵，戴着老花镜，翻着早已失了封面的裁缝教学书，用三角形的蓝色画片在废弃的草稿纸上涂涂画画，然后用直尺比画着，在牛皮纸上精准地画下一道道笔直的线；又推推眼镜，细细查看着刚画好的服装底稿，或点头微笑，或俯身修饰，力求将这日常穿着的衣服做到最舒坦、美观大方。缝纫机的响声与外婆哼起的断断续续的越剧，伴我度过了十七个春秋。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外婆是怎样为我量了肩宽腰长，在她自己搭建的简易木桌上设计各式服装，在缝纫机前踏着脚踏板摇着手摇器，制作我的丝绸白睡裙、锦缎棉背心。

如今我不再常穿外婆做的衣服。市面上各色各式的新潮衣服，占据了家里大半个衣柜，却无法待满两个春秋。秋末整理衣橱时，忽然在里头翻出两件早年穿过的棉背心，它们依然瑰丽多姿，色彩明亮。我抚摸着凉凉的锦缎，感受它温热的气息。一件棉背心，若是机械化的流水生产，不出一天便能制得两三百件；而在外婆日渐枯瘦的手中，一匹锦缎，一堆上好的棉花，意味着三天或四天的埋头操劳。从打稿、裁剪，到缝制、充棉花，最后排扣、藏线头，还不算完全做成。成衣之前得先上身，看领口、肩膀处是否过窄，运动时是否方便。外婆的严谨精细，决定了这必然是一件优秀的作品。最后，整理晾晒。外婆小心翼翼地，亲手为我套上背心，扣上花一样的琵琶扣。穿上身的背心，不仅有阳光的味道，还有外婆倾注的爱与心血。我静静地站着，看外婆脸上绽开的如花一般的笑容。她的眼睛里，有淡淡的光，像倒映在静静流淌的富春江里的明月。那是一种不露声色的美。

我小的时候，常看到一位住在对江的阿姨到我们家来，让外婆帮她改改衣裤，做做衣服，织件毛线衣。外婆用软尺在她腰上绕一圈，胸上绕一圈，在两肩处比一比，手臂上比一比，戴起老花镜微微仰起头垂下眼读出数字，记录在专用的小本子上。这位阿姨隔几天后再来，外婆已做好了衣服，让她试穿。她总是合不拢嘴地笑，夸赞外婆的手艺真是独一无二的好。住在小区里的老师也常叫住外公：“吴老师，洪老师的衣服做得真好哎。穿着很舒服的！”——洪老师指的当然是我外婆。不只是外公，就连我听了，自豪之情也油然而生。

岁月依旧，不过外婆却慢慢走向了衰老。她用唾液湿润了线头，用手搓捻，将针眼对准光亮，却总穿不进线。地摊上十元一副的老花镜经年累月，镜片发黄，厚厚的胶布一圈圈地缠绕着折断的镜腿，像极了岁月蒙蔽了外婆的双眼，缠住了骨髓。可她依然执着地穿引着针线，在缝纫机前做她一生钟爱的事业。她哼唱着越剧，念着细碎的唱词，浑身散发着温静的底蕴。日子就在这绵长的唱腔里拉扯得很长，宛如外婆手里的丝线。

年轻的人，几乎不愿终其一生做一个普通的裁缝；也难沉下心，去等待一件定制的新衣，等待它的形成，等它在裁缝手中生花，在时间里慢慢发酵。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缺乏的，正是像外婆一样的匠心精神。外婆亲手制作的锦缎背心，如绵长优雅的越剧，亦如她专注求实的心，指导着我以匠心的態度去感受生活。

（指导教师：张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