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亭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著名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向来以关注个人在特定时代语境下的人性反弹为显著特色：只有在极端情景中，一直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人性才会显露得淋漓尽致。个人历史从来不是属己的、个体性的，而民族国家的历史，向来都属于个人[1]，这是严歌苓在其短篇小说集《穗子物语》自序里所表述的历史辩证观。需要指明的是，笔者主要关注严歌苓第一人称叙述小说中的极端情境下的极致人性体现：通过探讨叙述者“我”与人物“我”之间的话语争夺，思考二者之间的主体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二我差”现象。在聚焦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个人遭际时，严歌苓常常赋予叙述者“我”以成熟理性的主导性声音，同时将观察视角给予不谙世事、“随波逐流”的人物“我”。叙述者声音和人物视角分别被两个主体所拥有，它们时而各司其职，时而又彼此争夺。叙述者“我”和人物“我”通常指同一个人，但这两个“我”的区别在于，作为叙述者的“我”具有很强的反思能力，是一个思想较为成熟和理性的主体，人物“我”则较为幼稚。叙述者“我”对人物“我”的评断和反思，与人物“我”的少不更事、行为冲动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叙述张力。

一、严歌苓小说叙述中的二“我”之争

在严歌苓第一人称叙述小说中，当人物作为经历者被叙述时，发出叙述声音的通常是叙述者，确切地说，是处于当下时刻的叙述者“我”，叙述人物“我”的经历，这两个“我”是同一个人的两个身份，按照叙述时间先后划分，人物所经历的“现实”事件在先，叙述者在后[2]158，也就是经验时间要早于文本叙述时间，这两个时间层次不容混淆。在第一人称叙述文本(自叙传小说、自传、日记)中，叙述者的“我”和人物“我”，这两个“我”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也是叙述学极为关注的问题。

不论是在严歌苓的长篇《金陵十三钗》《芳华》等小说中，还是在短篇小说集《穗子物语》中，都会存在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成熟理性的“我”，来追述以往那个不成熟的“我”的过往，通过成熟理性的叙述者的评论和反思，读者似乎渐渐开始理解和同情那个由于自己的无知和冲动行为，对他人所造成的身心伤害。然而，这个叙述者“我”不仅仅反思那个幼年的“我”的过错，还会由这个局部的“小我”去反思那些被动荡时代所裹挟的“大我”所遮蔽的更为宝贵的内在人性。从现实经验出发，叙述者穿过记忆的闸门，以现在的理性认知去反思和重新审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观察视角和所作所为，因此，叙述者的声音总会在有意无意间带有一种悔过的意味，也会进一步揭示出对那些特殊历史语境下普遍人性沉沦的深刻反思。那些高呼打压别人或者在群情激昂中向“敌人”举起拳头的人，并不清楚自己行为的意义。比如，在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中，村里人都被喇叭声里“消灭封建剥削，打倒地主富农”这句斗争口号所激励：

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作为文本内叙述者兼作家身份的“我”，决定以撰写小说的方式转述“我”姨妈书娟在南京大屠杀中亲身经历。然而，在张艺谋导演、严歌苓为编剧的同名电影《金陵十三钗》中，以成年后的书娟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回顾叙述了在日本攻占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人性复苏和人道主义救援的故事，同时，也是书娟的个人反思和忏悔录。未成年人书娟这一女性人物视角被掺入了成年的叙述者“我”的理性意识，叙述者对书娟的不成熟给予反思。一开始，书娟对玉墨等青楼女子的蔑视和贬低，体现了长久以来人们对风尘女子的偏见：庸俗、堕落、淫荡、不洁、红颜祸水。同许多人一样，书娟根本不相信风尘女子会有正义和善良的一面，那些只懂得风花雪月，卖身献唱的风尘女子身上哪还能有什么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尤其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刻，这些堕落之人更是国破家亡的催化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然而，当风尘女子玉墨等人甘愿为了保护这些教会的年幼女学生的处女贞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时，书娟等人被彻底震撼了，历来的偏见瞬间溃败。严歌苓借助成熟的书娟这一人物视角反思了一个更为深刻而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极致情景中，这些风尘女子的生命是否真的比那些教会女学生更低下？这些女子在生死存亡的国难当头所彰显出的人性至善和爱国情怀，相比于其他人，似乎更有一种英雄气概和悲壮况味。

二、时间中的自我裂变与身份叠影

叙述中的“二我差”现象，其实是符号文本中的叙述时间问题。在严歌苓的第一人称叙述小说中，从幼稚叛逆的人物走向成熟理性的叙述者，体现了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的生命成长历程。《穗子物语》里的穗子，作为叙述者“我”和人物“我”是同一个人，但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物，历时性的生命延续性存在，决定了二者只能通过蜕变为理性而成熟的叙述者的回顾式声音，架起过去之我与现在之我的沟通的桥梁。实际上，这个交流的基点是处于当下时刻的叙述者的记忆重组与人物以往经历的再现。

在严歌苓小说系列中，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文本并非少数。尤其在严歌苓的短篇小说集《穗子物语》中，穗子始终作为被叙述的核心人物，叙述者往往在临近结尾时突然暴露自我身份：“我就是那个曾经不近人情的穗子，那个莽撞自私的穗子就是我”，这是突然而来的“二我差”现象，叙述者未现身时，文本的叙述人称会被自动默认为是第三人称限制叙述，当文本接受者的阅读心理已经对第三人称叙述习以为常时，突然冒出的叙述者“我”却标示了该文本的“二我差”性质。

这种突然而来的“二我差”现象，也即，叙述者“我”的第一人称叙述的突然出现，瞬间就衔接起了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段的人生经历在同一个叙述行为中出现：看与被看、叙述与被叙述、声音与记忆画面……在共时性的叙述时空中产生了完美的叠合。突然而来的“二我差”现象，不仅在严歌苓的第一人称叙述短篇小说中频繁出现，而且在她的长篇小说中也屡见不鲜，差别在于，在短篇小说中的“二我差”现象，是第一人称叙述单数居多；在长篇小说中则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复数为主导。实际上，所有的叙述人称都是第一人称叙述，只是叙述者身份的显隐程度不同，明确出现叙述人称的小说，叙述者选择自我身份暴露是为了满足叙述策略的需要；若隐若现的叙述人称，是在有意窥察受述者或读者的接受心理，叙述人称越是变幻不定，文本的主题导向就越是模糊不定。由此可知，归根结底，第一人称叙述复数“我们”是第一人称叙述“我”的变形，它遵守“二我差”现象中“二我”人格或身份的流动和重叠。

亲身经历成长中诸多事件的是人物“我”，叙述者只能借助第一人称“我”去回顾人物的成长经历并从旁观者的角度对人物做出适当的价值评判。通常情况下，这个叙述者“我”会在膨胀的叙述激情下，牵带出第一人称复数的叙述者“我们”，这时，叙述者所回顾和反思的对象，就超越了对一己生命体验和时代动荡的反思，并转变为一代人对自己所经历的那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回顾与理性反思。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虽然叙述者以作家的身份对扶桑的一生进行了第一人称的深情叙述，但是第一人称单数叙述和第一人称复数叙述会交叉呈现。在叙述中，偶尔还会掺进第二人称，以“你”来称呼扶桑，并且会时常创造一个与扶桑对话的场景。然而，《扶桑》中的“二我差”现象并不是贯通全篇，而总是在不经意间突忽而来，猛然警醒读者，使得读者关注扶桑的命运的同时也在关注自身，扶桑是“我们”共同的生命缩影，“我们”如何看待扶桑，有时出于我们如何看待自身及自身所赖以生存的中国家园。严歌苓的新作《芳华》和曾经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的同名电影《金陵十三钗》也都是这类作品。

与《金陵十三钗》相比，严歌苓的新作《芳华》反思的人性力度似乎更能警醒当下这个价值观多元和崇高被袪魅的时代。《芳华》是一个完美的环形叙述的典型文本，也是一部极具先锋叙述色彩的元小说。在小说《芳华》中，同时作为文本内的作家、叙述者、人物的萧穗子“我”，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时常暴露自己对记忆的遗漏。叙述者“我”随时会点明自己不得不重新组建故事情节、改写人物命运的无奈，这无疑是一种出自文本内写作者或叙述者的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抚慰，现实如此残酷，以至于回忆之中不得不有所筛选。叙述者或文本内作者以不断暴露自己的写作过程来显示所叙述事件的记忆真实：“我不止一次地写何小曼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好她。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照例给起个新名字，叫她何小曼。……她叫什么不重要。给她这个名字，是我在设想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她那样的家庭背景会给她取什么样的名字。”[4]62

在小说《芳华》中，萧穗子同时拥有三个身份，实际上发挥作用的只有叙述者和人物两个身份，这是因为身为作者的萧穗子实质上是文本外的作者严歌苓的一个伪装的代言身份，这个作者几乎完全与叙述者的“我”相交叠，在这个意义上，严歌苓小说《芳华》中的叙述者，比起马原在小说中直呼“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人”以混淆文本内外，在叙述技巧上更为高明，严歌苓是以隐藏的方式暴露自己，马原是以暴露自我身份的方式暴露或隐藏自己，严歌苓的“萧穗子”指向严歌苓本人——属于文本内的意向性身份投射，而马原的“马原”则重合对应于马原自身——是一种伪纪实风格的误读预设。

《芳华》里萧穗子有两个显性身份：作为现在(作者)叙述者的“我”；作为过去人物的“我”。《芳华》中的叙述者更愿意纯粹活在文本之内，实际上也是如此。正如严歌苓始终竭力回避的问题——作家必须为文本内叙述者所说的话负责。严歌苓强调自己只对文本的艺术审美和文学价值负责，而不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负责。严歌苓自己在《穗子物语》的序言中，就曾表明了这一点：“我只想说，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是否客观我毫不在乎，我忠实于印象”[5]64。同样，在小说《芳华》中，严歌苓通过萧穗子之口表达了类似看法，此时作家严歌苓的身份与文本内人物兼叙述者的萧穗子的身份实现了重合：

为了防止部分学生课前没预习到位，老师在课堂上可以安排快速阅读课文，利用已学知识去掌握新知识，了解产品说明书的概念、作用以及写作结构，并分小组进行抢答，答对加分。问题的设置围绕基本知识点（如：A.产品说明书由哪几部分构成？B.你觉得产品说明书有哪些特点呢？C.你觉得产品说明书的作用有哪些？），接着引入小视频（控制好时长），进行分组抢答，从而让学生受到感官刺激，捕捉信息点回答问题。

作为一个小说家，一般我不写小说人物的对话，只转述他们的对话，因为我怕自己编造或部分编造的话放进引号里，万一作为我小说人物原型的真人对号入座，跟我抗议：“那不是我说的话！”他们的抗议应该成立，明明是我编造的话，一放进引号人家就要负责了。所以我现在写到这段的时刻，把刘峰的话回忆了再回忆，尽量不编造地放到一对儿引号之间。[5]18

围绕着反思好人刘峰“触摸林丁丁事件”展开叙述的小说《芳华》，依然是对极端情境中极端人性变奏的密切关注。原本在正常年代里羞涩的爱情表白，到了那个政治敏感的时代，就理所当然地被指认为犯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被污名化为性骚扰和道德败坏。林丁丁的过度反应引起了所有人对刘峰人格的怀疑，即使亲身经历触摸事件的林丁丁本人也认为刘峰的表白行为拉低了他在她心里的位格，确切地说，林丁丁认为刘峰向她表白的话语本身强暴了她，而不是刘峰仅仅用手触摸了一下她的后背这一行为。像所有人一样，林丁丁不是根据个体经验对刘峰品格的判断，而是基于那个时代风气和社会规约，对刘峰的行为加以否定和憎恶。普通人犯的错误可以被谅解，然而，当一贯被尊为英雄或好人的刘峰一旦犯下同样的错误，就只有一个下场——万劫不复。

作为叙述者的萧穗子，围绕着刘峰这个核心人物，同时展开了几个人物命运的讲述：林丁丁的故事、何小曼的故事、萧穗子的故事……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道德反思似乎都与刘峰息息相关。与其说刘峰是一个鲜活的人物，不如说他是被标注为某种政治和道德价值观的活体，当他全副身心投注于这种价值观时，他没有自我，只有好人、榜样和英雄的身份标签。正因为刘峰是一个被所有人公认的好人，所以他不是平常人，他不应该有七情六欲，不应该有超出原则之外的行为，一旦超出这个原则区域，他的言行举止就成为了僭越和堕落。刘峰行为举止一旦与常人无异，就注定了他的命运必然会跌至社会评判的谷底，成为人人可以口诛笔伐、拳打脚踢的恶魔和罪大恶极之人。

叙述者“我”在反思和评述过去那个少不更事的人物“我”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人物“我”，使得后者不再那么令人痛心和憎恶——人物“我”毕竟还不具备理性认知能力，只是在集体无意识的煽动下放逐了自我的本心，追随那个荒诞时代赋予的有“进步”思想的集体或政治身份。作为叙述者“我”的萧穗子，会在回顾人物萧穗子时随机插入自己的评论，这评论就好比是电影中被定格的镜头：一个具有多重不确定性的寓意深刻的镜头。叙述者甚至大胆设想：如果选择另一种行为，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

有时，由于叙述者在叙述中设想的可能性结局过多，以至于在努力收回臆想时，牵带出的情感氛围还萦绕不绝，使得依然沉浸在理想结局中的读者，一时反应不过来自己所处的语境是虚是实。按照惯常的理解，小说总有一个温暖而动人的结局，然而，《芳华》让这种阅读期待落空了，好人未必有好报，好人刘峰的一生似乎都在严格遵守“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伦理道德中度过，即使在死后还要被强势的他人争用灵堂。这也是“二我差”推向虚化背景的地方，当“我”的多重身份汇合为一的时候，“我”不仅完全成为了自我本身，也开始完全理解刘峰作为多个时代牺牲品的深刻动因：普遍麻木的人性关注的始终是，由过分膨胀的自我分裂出去的碎片化的身份，每个身份都想自成一体，独享主体权利的尊容，然而，这些身份不过是被他者的价值观所塑造的外在装饰，只有刘峰和反思过后的“我”或“我们”才逐渐地靠近了自我本身，这也是以消隐或淡化“二我差”为前提的自我复归或价值叠影。

三、无法消除的“二我差”：共生的叙述修辞与世界观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严歌苓的第一人称叙述小说中独特的“二我差”现象，不仅仅是叙述修辞的问题，它还与严歌苓的世界观有着紧密的关联。不可否认，严歌苓在小说修辞上一直有着可贵的先锋姿态，始终在探讨新的叙述方式，始终处于叙述技巧的流转之中。然而，严歌苓深刻而透彻的世界观，才是她自己引以为豪的叙述基底，这也是她的小说持久得以风行，继而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并深受好评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生于特定时代的严歌苓，注定了无法回避自己所经历的过往，注定了会通过自己特有的叙述修辞来呈现自己不断深刻起来的世界观。

严歌苓小说里的“二我差”现象相当普遍且独树一帜。就严歌苓的第一人称叙述小说来说，这种拥有多重人生体验的叙述者在回顾人物的经历时，有意无意之间，不可能完全过滤掉严歌苓自身的多样化人生经历：舞蹈出身、军旅履历、职业作家、电影编剧、留学欧美、移民身份、美国外交官的夫人。在《少女小渔》和《无出路咖啡馆》等小说中，移民身份认同的问题始终与“二我差”式的自我审度相关。赵毅衡说，“‘二我差’是第一人称回忆式小说的内在张力的源头”[2]160。在严歌苓的《扶桑》《人寰》《小顾艳传》《雌性的草地》等小说中，始终存在着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这一必不可少的角色，这个叙述者会随时从叙述层次跳跃至人物所经历的生活层次，与人物展开对话。一般来说，第一人称成长小说或省悟小说、自传或日记等体裁都存在“二我差”现象，因为随着人物心智的成长，人物不同时期的经历和思想变化会发生重叠或分化，人物很难在不变的人格中守持自身，人物总会或多或少受到阅历的影响思考自身。

在《扶桑》中，叙述者冷不丁地一句话劈开了两层叙述，“我告诉你，正是这个少年对于你的这份天堂般的情分使我决定写你扶桑的故事”[6]。叙述者“我”是一个移民到美国的作家，一直遭受着身份认同的思想困扰，正是在对扶桑故事的文献的整理、回顾和写作中，通过发现扶桑逐渐发现了自我，原本一味渴求他者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叙述者最终从扶桑身上发现了坚守自我民族性与内在自我的重要性。同样，《扶桑》中的男主人翁克里斯，用了几乎整整一生的时间，在反思和追悔自我年少时盲从强势群体轮奸扶桑的同时，不断冥思扶桑身上的东方神秘感，最终悟出扶桑对原始自我本性的无意识坚守是其最大的魅力所在。

叙述者通过不断介入人物故事来显现“二我差”。在小说《雌性的草地》中，叙述者时常走进人物的故事，与人物一道商议如何安排人物的命运，有时由于意见相左，甚至与人物发生激烈的争执，这实质上也是叙述者与人物在争夺最终话语权的问题：

我只告诉你结局，我已在故事开头暗示了这个结局。……

她问：“那么，她会在什么时候认出我来？”

我说：“这要看我情节发展的需要。我也拿不准她，我不是你们那个时代的人啊。你们那个时代的人都警觉得像狗。”

她默想一会儿，一个急转身，我知道她想逃。我揪住她：“你不能逃，你一逃就搞乱了我整个构思。”[7]

叙述者不是人物之一，却又不断以作家或叙述者的姿态出现在人物的经历之中，并且随时有干预人物命运走向的冲动，这是典型的元叙述。在严歌苓《雌性的草地》中，叙述者“我”原本可以作为旁观者客观记下文革中被下放的女知青们的故事，然而，原本抱着旁观记录态度的叙述者“我”，却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参与到人物的命运中去，并且还会因为与人物的观点发生矛盾而争得面红耳赤，这很像观看戏剧的观众急于冲破虚构与现实的界限，给不明就里的主人翁通风报信，试图扭转故事的发展走向。区别在于，前者实现了成功干预，后者则是徒劳的。

同样，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作为叙述者的“我”并不是那个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少女书娟，而是书娟的外甥女。作为转述者的“我”在讲述姨妈那段经历时，并非无动于衷地客观记录听来的故事，而是在讲述中不时加入自己的思考——反思战争中的人性多变和弱势民族孤立无援的悲哀。另外，叙述者不只转述姨妈书娟的故事，也在叙述中掺杂了自己对那段历史的叩问与反思，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姨妈的故事，姨妈的故事成为叙述者“我”反思历史、战争、人性和民族性的话题切口。叙述不是为了叙述，而是为了在叙述中反思，“我”也在叙述姨妈的故事中成长。

严歌苓的短篇小说集《穗子物语》，既像穗子的自传和忏悔录，在“二我差”中发现当下之我与过去之我的认知差，又像是借助个体人性的沦亡，来反思群体人性和集体暴力对个体人性的摧残和侵袭。严歌苓通过叙述者之口表达了自己对人性的深刻反思，“在迫害他人时，暂时使你和集体有了一个结盟，因此你获得了暂时的安全。你要想与集体结盟牢固、长久，你就必须被迫害者决裂得彻底”[8]，这是严歌苓对那个特定时代人性变幻无常的深刻反思，后来，严歌苓把自己的这段被背叛的早恋经历写入了小说《灰舞鞋》，借助于虚构的叙述方式，重新反思了这段不堪回首的青春伤痛，并在叙述中理性反思了那些背叛者或施暴者的行为动机。

“二我差”现象，在严歌苓第一人称叙述小说中极为普遍。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二我差”的存在，才使得严歌苓的小说更具有反思极致人性和历史荒诞的力量，使得严歌苓的叙述修辞和鲜明的世界观始终相辅相成。另外，“二我差”是个叙述时间的问题，小说时间的过去时说明，小说中的叙述者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既是人物又是叙述者，人物的经历必然在先，叙述者的叙述在后，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严歌苓第一人称叙述小说中的“二我差”现象也无法消除，实际上，正是由于叙述时间的分层——叙述者的叙述行为时间和人物经历的被叙述内容时间构成了极大的张力，间接地体现了严歌苓通过小说修辞对极端历史语境下的极端人性的反思。

参考文献：

[1] 严歌苓．《穗子物语》自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3] 严歌苓． 第九个寡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42．

[4] 严歌苓． 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5] 李 燕． 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作品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6] 严歌苓． 严歌苓文集(3)[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51．

[7] 严歌苓． 严歌苓文集(1)[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87．

[8] 严歌苓． 严歌苓自选集[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