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华， 牟晋联

(东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威廉·莱斯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限度》揭示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阐明了人对人的控制才是生态危机问题的实质，因此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莱斯提出从改变观念的层面上改造社会制度、建立“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来解放自然。莱斯“控制自然”的思想既有一定的局限性，又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对此，我们要进行辩证的分析与考察。

一、莱斯“控制自然”思想的内容

早在17世纪“控制自然”就逐渐显现出来，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渐加快，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控制自然”会是怎样的呢？莱斯从生态危机问题的根源出发，阐明环境问题背后更深刻的困境——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又指出科学技术成为控制自然的工具。

1.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莱斯将“控制自然”理解成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指出“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科学仅仅是控制自然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根源。”[1]“控制自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内在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剥削，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剥削的不仅仅是工人的劳动，还有技术和自然，而非理性的生产和消费导致了技术、人还有消费的异化，进而造成生产力和资源的浪费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滥用造成了自然生态的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同生态危机问题的出现也有着不可抹杀的紧密联系，在此，莱斯也对马尔库塞的观点表示赞同。

2.控制自然的本质是控制人本身

控制的基本特性是为了承认主体的利益或权威服务，或者说发挥作用为其斗争，与控制相关的事物是能够服从主体意志的服从意识，即只有具有服从意识的事物才可以成为被控制的对象。不然，人类“控制自然”这一概念便无法成立且毫无意义，自然从不屈从于任何的社会意志。

3.科学技术是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

莱斯从控制自然的实质出发，分析了科学技术和控制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仅仅是作为人类控制自然的一种工具。科学技术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人控制自然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的，科学技术发展能够满足人自身发展的需要，缓和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发展。控制自然既能说是人类对自然的剥削，也可以说是人类对于自然的侵略扩张，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向自然进发这样一个过程中的工具，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对人运用科学技术的控制，其实质就是对人的控制。然而，科学技术不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以及实现人类解放的手段。莱斯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已经与政治斗争相联系，因而在一切由政治集团统治为特征的社会形态中，科学及其合理性、技术及其发展都不能作为人类解放的手段。

4.解放人性是解放自然的必然途径

莱斯为“控制自然”赋予了新的内涵，同时又为解放自然提出了具体的方式。莱斯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出发，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近代社会以来具有长久影响力的一种意识形态，他认为控制自然的主旨在于道德伦理的发展而不是科学技术的革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伦理道德的发展就是与科学技术革新相互矛盾的，道德伦理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进步作为支撑。控制自然的任务就是控制人的一些不合理的、具有破坏性的欲望，即将以往的控制自然转变成控制自然——解放自然——保卫和提高生命，自然的解放也就是人性的解放。人性的解放就是人在与自然的和谐中自由享受丰富智慧的成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这种可以使人享受智慧成果的社会环境，负责任以及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作为提高人类生产生活能力的一种手段。莱斯为此提出了解放自然的途径，他认为“社会变革的当前方向被物质生产的无限制扩大的理想以及支持物质生产的基础设施所主宰。”[2]因此，解放技术、改变消费需求观、形成“开明自利”的思想、让自然拥有法律地位才能改变控制自然的观念；改造社会制度、“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走向可替代性架构、实行可替代性社会政策才能解放人性，从而最终实现解放自然。

二、莱斯“控制自然”思想先进性和局限性

莱斯的生态危机根源问题及其提出的改造社会制度、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作为解放自然的途径的观点，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追求利益的本质，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开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有机结合起来。莱斯“控制自然”思想中消费异化的观点，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控制自然的意识观念的观点，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控制自然”思想仅仅从意识形态层次对生态危机问题进行考察，没有进行深层次的社会制度分析，致使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1.“控制自然”思想的先进性

第一，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

莱斯指出“控制”这一概念一直被人们误解，人们认为随着自身幸福感以及人类能力的增强，人逐渐实现对自然的控制，在这一进程之中，人们毫无约束、节制地对自然进行掠夺、倾轧、破坏，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莱斯指出，把“控制”理解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把握，将其控制在理性范围内，便可以解决生态危机。这便于我们认识到社会道德价值观的掩蔽以及人与人的内在博弈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斯认为对自然的控制同对人的控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改变价值观念的同时，还要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问题。“人与自然是否能实现和谐相处最终要落实到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身关系的哲学理解，其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到人类对待社会和自然界的价值观及其行为价值取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制度和人的行为方式和习惯，这就是人类社会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人文精神的体现。”[3]这说明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必须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利益关系。

第二，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推动力。

莱斯指出，科学技术同科学技术的运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技术并不是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根源。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出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我们要辩证看待科学技术，既不能盲目崇拜科技，滥用科技，也不能彻底否定科技，将其视为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可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不尽相同的作用，带来各种各样的结果，但我们始终要理性辩证地看待科学技术，同时扬长避短，实现科学技术的最大效用和价值，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2.“控制自然”思想的局限性

第一，没有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本质。

莱斯对生态危机根源问题的考察止步于资本主义特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层面上，忽视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作用。

17世纪初，“控制自然”的观念鼓励人有足够能力从根本上改变生存条件。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破坏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控制自然的观念逐渐成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曾经具有创造性和进步意义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自然”观念逐步向贫乏的、机械性质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生产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的，造成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生产力和资源的浪费，并产生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对自然和人的“控制”的加剧，科学技术成为统治的工具，控制自然及其结果就会循环往复。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生产方式无疑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危机的原因……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4]控制自然的观念仅仅是在生态危机问题的出现上起着一个助力作用。

第二，解放自然的途径缺乏可行性。

在解放自然的方式上，莱斯提出要改造社会制度，寻找替代性架构，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他仅仅抽象地提出改造社会制度的任务，依靠改变人的观念，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有效的措施，具有强烈的不可实践性和乌托邦色彩。莱斯认为，解放自然就是解放人性、解放人本身，要从意识形态上解放，过分强调伦理和道德的发展，根本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上解决问题，没有触及资本主义追逐高额利润的本质，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良性措施，其中有一些还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举措。同时，他认为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自然依旧被新的政治制度所掌控，因此无法真正地解决生态问题。“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成功的结果却是使人们面临着一个强大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已经把整个地球置于达摩克利斯剑之下。”[1]这不仅仅具有嘲讽意味，同时也抹杀了社会主义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所作的贡献。

莱斯“控制自然”的思想从意识形态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社会矛盾，其思想虽然本身带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但依然具有合理性成分。因此，我们对其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要辩证理性地考察，使其更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

三、莱斯“控制自然”思想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千禧年之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匮乏等社会矛盾愈加突出。我国正处于快速转型发展的新时期，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显紧张，生态环境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环境保护问题的解决也愈加紧迫。莱斯的“控制自然”思想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启示作用。

1.引导和培育人民树立生态意识

莱斯指出要从人们的意识行为出发，引导人们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我国人口众多、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道德修养参差不齐，只有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第一，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统一的理念。

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是实现我国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就是实现生态平衡以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和谐共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健康发展。自然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我们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及合理地利用自然，才能逐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从而实现和谐共生统一。

第二，开展生态道德教育。

一是要完善用以规范人民涉及生态文明行为的社会道德约束机制，明确人民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从而实现人民对生态环境的自觉保护；二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开展生态道德教育，给人民普及环保知识，引导人民树立环保意识，增强人民明辨是非的能力，充分发挥政府的道德教育引导机制和作用。

第三，提升人民的生态责任感。

增强人民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人民能够自觉地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约束自身的行为，积极配合和响应政府的相关工作和机制引导，同时使人民能够明确和理解自身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位置，从而实现理性处事，逢凶化吉。只有这样人民才会积极、勇于承担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义务，才能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

2.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

莱斯指出，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做出了不可取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是社会和生产力发展进步的源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超出理性可控范围之外的时候，常常带来一些诸如环境破坏、资源匮乏等消极的后果，并认为这是科学技术导致而不是自身同自然产生的冲突。所以，我们要树立起正确的科学技术观，正确对待和运用科学技术，从而实现社会实践中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

第一，理性运用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消极的作用，从而可能导致人的异化和技术的异化，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最大效益和价值，在运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我们要扬长避短，尽可能防止科技带来的消极后果和效应。同时在发展科学技术的进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要全面看待科学技术的运用，既要考虑科学技术的有利之处，又要防范科学技术的消极影响。在社会实践中更加趋于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使其能够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统一，与人类的长远发展统一。

第二，推动科学技术创新。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科学技术被定义为第一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科学技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就要求我国加快科学技术的创新步伐，因此，要不断深化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科研管理机制，建立新型奖励机制，培育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加深国内、国际科学技术研究交流，实现共建、共享、共同发展。加快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者兼顾双赢的局面。

3.坚持绿色发展

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向前发展，不仅仅需要树立诸如生态环保意识、生态道德意识等先进的生态文明理念，正确的科学技术世界观、价值观，还需要政府的制度保障，这就要求我们要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完善生态文明体制。

第一，发展绿色经济。

莱斯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与和谐始终是未来生态模式的基本特征，落实到经济发展领域，就是要求我们要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与和谐为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时不能简单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经济的发展与增长，我们要在实现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第二，促进和谐生态社会的建成。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板块，其位置是极其重要、必不可少的。而生态与政治、经济联系紧密，三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只有实现三者和谐与共同发展，才能给社会带来切实的向前发展成果。因此必须将政治、经济与生态的发展摆放在同一个高度，将三者的发展有机结合，实现三者的相互促进与共同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决胜阶段，要求我们必须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实现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完善生态文明体制，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生态和谐发展，才能实现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四、结语

莱斯从人自身的角度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对“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把握，这表明了“控制自然”实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假想，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人类自身人性的解放和升华。莱斯“控制自然”的思想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又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们要辩证地对其进行分析和考察。

参考文献：

[1]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玲，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序言3．

[2] 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M]．李永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13．

[3] 张治忠，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结构体系[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3)：17-23．

[4]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