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刘燕

[提要] 本文利用2000～2015年各省市自治區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就业的影响。本文首先进行背景介绍，之后叙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之后，确定本文所要使用的数据样本和研究方法，接着在实证研究中使用了两阶段OLS回归，检验出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确实存在内生性，然后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得出环境规制对区域就业存在积极的影响，即环境规制的加强会促进区域就业的增加。最后，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加大环境规制的强度，一方面可以促进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区域就业的增加。

关键词：环境规制；就业；内生性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1月16日

一、前言

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指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外部不经济性，政府通过制定相应政策与措施对厂商等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已达到保持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具体包括工业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保护。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可谓相当严重，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连续的雾霾天气，人们已达到了谈霾色变的地步，政府为了遏制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加紧了对各种环境规制的研究制定，在原有《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2016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又审议通过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环保部也印发了《全国生态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对各种环境问题加以预防和整治。而在现实生活中环境规制在起到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往往也有可能会对就业产生影响。

近年来，随着环保话题的升温，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了环境规制可能会对就业产生的影响上。那么环境规制究竟会对就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从理论传导机制上看，环境规制可能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因为环境规制的加强会促进受规制影响大的企业增加治污方面的设备和人力的投入，设备上的投入会间接促进就业的增加，人力上的投入则会直接促进就业的增加，另外环境规制的加强还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一个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就业的增加；环境规制还有可能对就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因为环境规制的加强会使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在外部利润不变的情况下会使许多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甚至面临倒闭，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通常会通过裁员来缓解企业压力，而面临倒闭的企业则会直接导致员工下岗，因此都会导致就业的减少。不过综合来看，究竟是环境规制对就业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目前理论上还没有定论，而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这一课题值得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去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另外就这个课题来说，解释变量环境规制与被解释变量就业之间可能会存在由于互为因果关系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以往此类文献也较少涉及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探讨。因此，本文决定先对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对就业带来的影响。

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文拟采用省际面板数据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对以往研究发展进行梳理；第三部分介绍样本选择以及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对实证进行分析及对分析结果的讨论；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和就业关系的研究大概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早期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生产成本削弱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缩小生产规模会导致吸纳的就业人数减少，表现出环境规制对于就业的负向影响。Morgenstern和Pizer（1998）依据1984～1994年间美国制造业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环境支出的增加会减少就业；第二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很复杂，在不同的行业和地区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环境规制对就业有正面影响，在有的行业和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正面影响甚至超过了其负面影响，表现为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带来就业的增加。在这其中有的学者为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着重探讨了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Bezdek（1993）实证检验表明，与传统的研究相反，严格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减弱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也没有牺牲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反而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Goodstein（1996）的研究表明，失业率最重要是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截止到1995年，失业率没有受到环境法规的影响。Golombek（1997）和Raknerud（1999）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化学行业的就业无显著影响，但对钢铁和造纸行业却能正向促进就业。McEvoy et al.（2000）认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加强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规制可能会减少就业，但是通过环境规制的加强会促进创新的发展，以提高生产率并降低产品的价格，因此可以增加产出，促进就业的增长。Matthew A Cole和Rob J Elliott（2007）以英国27个行业五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出了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并得出在英国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无显著影响的结论。

目前，国内关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起始较晚，相关研究也较少，关注点也都集中在环境保护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即探讨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大一致。有的学者认为环境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在目前的中国难以实现。陆旸（2011）利用VAR模型以中国43个行业为样本估计了开征碳税后可能对就业产生的冲击，结论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不同，难以在短期内获得环境保护和就业的“双重红利”，征收10元/吨的碳税对未来五年内中国就业增长率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与陆旸不同，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环境规制与就业在中国呈现U型关系，可以通过环境规制实现环境与就业的双赢。闫文娟（2012）利用中国200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当以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作为门限变量时，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显著为正，意味着只有保持低水平的环境规制才能不损害就业，同时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有利于达成环境与就业双赢的局面。陈超（2014）以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传统面板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就业的影响，得出了环境规制与就业整体呈U型关系。娄昌龙（2016）基于中国30个省市不同产业下1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就业关系存在行业差异，呈现出“U型”、“倒U型”和“不相关”三种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探讨还很少，陈媛媛（2011）在“行业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经验研究”一文中，提到了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去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李梦洁（2014）在“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适用于中国现阶段吗？”一文中也指出了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广义系统矩估计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endprint

西方发达国家环境规制与就业问题出现的较早，这方面的文献也大都以发达国家为样本，以美国居多，目前国外学者已经对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而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的研究也较少，研究的主题也大多集中在环境保护与就业的双重红利，主要探讨了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太一致。有的学者认为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环境规制与就业不存在U型关系；但是大多数学者都支持目前在我国环境规制与就业是存在U型关系的。国内文献对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涉及很少，而且涉及主要目的是在于解决内生性问题以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很少有文献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去解决这一问题。总的来说，国内关于该领域的研究还属于探索发展阶段，需要有更多的学者付出更大的精力去进行相关研究。

关于环境规制与就业的研究，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环境规制对于就业的影响上，而环境规制与就业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很少被提及，这就造成得出的结果缺乏一定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也正是在总结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在探讨环境規制和就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再对环境规制对区域就业有何种影响加以研究。

三、样本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考虑到政府在2000年以后加快了对环保法律法规制定的速度，特别是最近几年，关于环保方面的政策法令越来越频繁，对于就业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因此选取了2000～2015年各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西藏数据严重缺失且与其他省市差距较大故剔除。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环境方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个别缺失的数据取前后两年的平均值。

（二）变量定义。被解释变量为我国区域就业量，用各省市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环境规制，目前还没有直接衡量环境规制的指标，参考以往研究的做法，傅京燕用地区污染投诉率、失业率代表正式规制，用收入、人口密度、人口因素代替非正式规制；张成等用污染治理投资占企业总成本的比值来衡量，陈媛媛用污染排放量与相应工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闫文娟等用污染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比值来衡量，李梦洁等通过采用综合指数方法构建环境规制综合体系来进行衡量。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考了陈超等学者的做法，选择使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来衡量环境规制。

其他几个控制变量：本文使用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生产总值越高，经济越发达，能创造的就业就越多，对就业的促进就会越大。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是因为不同产业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有所不同。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对外贸易，毛日研究表明出口规模和出口开放度与制造业劳动就业存在正相关关系。用固定资产净值来衡量资本存量，刘宗明研究表明投资对就业存在一定影响。借鉴Beaudry和Collard的办法，采用各地区规模以上经济的工业总产值与就业人数之比来衡量劳动生产率。

工具变量：由于本文涉及到关于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研究，因此需要在回归分析中加入工具变量，以确定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到底是否存在内生性。参考以往文献以及工具变量的选择原则，本文使用地区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地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来作为工具变量。（表1）

（三）模型构建

1、对环境规制和就业进行回归。假设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不存在内生性的情况下，先对环境规制和区域就业进行OLS回归。得出回归结果，以便与后面的回归结果相对比。

empl=c0+c1X+c2envi+u （1）

其中，empl为被解释变量，c0为常数项，X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存量，envi为解释变量，u为随机误差项。

2、对内生性问题的检验。根据经典的计量经济分析（伍德里奇），内生性问题是指在回归检验中，自变量和回归残差的协方差不为0，其可能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遗漏变量、测量误差以及互为因果。考虑到本文研究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重点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互为因果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互为因果问题是指在回归中，可能存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互相影响的情况。具体到本文中是指，环境规制对就业有影响，就业对环境规制也可能产生影响。对于这种内生性问题的处理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合适的工具变量的内生性检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根据工具变量的选择原则，（1）相关性：与解释变量相关；（2）独立性：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即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因此，本文决定使用区域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区域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作为工具变量。在具体的检验方法中，本文将采用豪斯曼检验来对由于遗漏变量所造成的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在进行豪斯曼检验时，选定工具变量以后，豪斯曼检验需要通过如下两次回归完成。

第一个回归是用待检验变量envi对全部控制变量gdp、third、port、labo、capi以及选定的工具变量iww、iwg进行回归，如下：

envi=a0+a1X+a2iww+a3iwg+v （2）

其中，envi为解释变量，a0为常数项，iww和iwg为工具变量，v为随机误差项。

用OLS法估计上式，并提取残差序列resid。

第二步是把第一步回归中得到的残差序列resid作为附加变量加到最初的回归中，用OLS法再次回归。

empl=b0+b1X+b2envi+b3resid+u （3）endprint

其中，empl为被解释变量，b0为常数项，X为控制变量，envi为解释变量，resid为（1）式所得残差项，u为随机误差项。

如果残差项resid的回归系数的OLS估计量具有显著性，则说明b0、b1、b2不具有一致性，envi是内生变量，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b0、b1和b2则为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之后的有效估计量。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在表2中我们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我们发现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离散程度也比较高，其中环境规制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差异最大，说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區域差异年份差异很大，特别是近些年来，政府对环保方面的重视程度日益变大，更加大这种差异。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目前环境恶化程度，环境保护确实刻不容缓。区域就业标准差较小，说明区域之间的就业差异较小。但是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并不能完全反映环境规制与区域就业的相关关系，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需要通过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2）

（二）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第二阶段残差项的回归系数为-0.618，且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则说明环境规制为内生变量，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存在内生性。在表3中，我们给出了假设解释变量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的回归结果。不难看出，在不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为0.088，在5%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对就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程度较低。在控制了内生性的情况下，环境规制的回顾系数为1.041，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对就业有很显著的影响，且影响程度较大。以上回归结果表明了在不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对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的估计会产生较大程度的偏差，影响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这种内生性问题的存在，说明就业确实会对环境规制产生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就业作为影响社会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在制定环保法律法规时会一定程度上考虑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一些对就业有很大影响的政策法规就不会得到通过，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众多工人组成的工会的存在，工会作为一个集体的存在更能影响到政府相关环保法律法规是否通过。从以上回归结果来说，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生性会导致对环境规制对区域就业的影响的低估。因此，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会影响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对最后结论产生误判。（表3）

1、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分析。两阶段回归结果中，第一阶段回归反映了加入工具变量的情况下，环境规制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为了检验工具变量的挑选是否合适并得出残差项的回归序列。首先，从工具变量选择的原则来看，这两个变量都会影响环境规制，也就是影响解释变量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但与就业基本不相关，属于外生变量，完全符合工具变量有效性的两个条件。而且工具变量的个数也大于内生变量的个数，可以进行过度识别检验，以识别其有效性；其次，实证结果也可以证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适的。在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一阶段回归中调整后的R平方高达0.615，F值为110.25，可以拒绝“工具变量没有解释力”的原假设，也就是说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而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都是合适有效的。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iwg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越高的省份，其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越多。工具变量iww回归系数为正，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一个省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对其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有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经济发展系数为-0.335，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经济发展能显著抑制环境规制。资本存量系数为0.893，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资本存量的增加能显著促进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和劳动生产率对环境规制无显著影响。（表4）

2、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分析。第二阶段回归反映的是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情况下，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回归系数为1.041，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对区域就业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越大，地区就业量越大。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时，企业被迫采取治理污染的活动中，都需要有劳动力的投入，这样会增加一部分就业；另一方面受环境规制影响的企业可能并不会因为环境规制的加强就面临倒闭而造成大量失业；也可能是因为环境规制使得相关企业在严酷的外部条件下增加了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发展壮大，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最后，环境规制的加强会促进环保产业的大力发展，而一般新兴产业都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环境规制会促进环保产业方面的就业大量增加。在控制变量上，经济发展的系数为1.505，在1%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经济发展对区域就业影响显著为正，经济的快速增长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引起区域就业量增加。资本存量的系数为-1.325，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资本存量的增加能显著抑制区域就业，这是由于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替代性，资本的增加必然会对劳动产生替代，譬如工厂自动化机器设备的增加会使得工厂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为-0.413，都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会显著抑制区域就业水平，因为单个劳动力生产能力提高了，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下降，因此会导致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这与Davis和Haltiwanger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产业结构的系数为-0.141，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会显著抑制区域就业，这是因为相较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因此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会明显减少区域就业。对外贸易系数为0.053，在任一水平下都不显著，说明对外贸易对就业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进口一般会对国内劳动力产生替代，抑制就业，而出口一般会促进国内就业水平，因此进出口总额对就业的影响便会相互抵消，表现为对就业无显著影响。endprint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0～2015年各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区域就业的影响。与已有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文选取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这个指标去替代环境规制，着重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选取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作为工具变量，并选取了大量的控制变量，控制住了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两阶段OLS回归，得出了稳健的回归结果。针对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都反映了工具变量和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本文不但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还讨论了可能影响环境规制的因素，为制定相关的环境规制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通过以上实证我们可以发现，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存在内生性，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之后，环境规制对区域就业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另外，经济发展对区域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区域就业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外贸易对区域就业无显著影响。

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传统观念上的矛盾关系。环境规制的加强反而会促进就业的增加。因此，政府应加大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这样一方面可以推动对环境的保护，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最终达到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商机和就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就业水平。

（二）经济发展对区域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经济发展对环境规制有明显抑制作用。说明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企业有资本购置治污设备，居民有更高的环保意识，环境便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那时环境规制强度自然会降低。就业问题的解决最终也得依靠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环境和就业的问题都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

（三）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处理好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现阶段，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很不合理，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过大，而且由于我国第二产业大多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第二产业比例降低第三产业比例上升可能会造成一部分失业，但是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增长对就业拉动的长期效应应该是一致的，都会使就业规模增加，相较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的比例相对更大，因此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产业结构调整不但可以有效减轻环境污染，降低环境规制压力，同时也可增加就业机会，因此要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处理好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1]Morgenstern，R.D.，W.A.Pizer，and J.Shih.Jobs Versus the Environment：an Industry-Leve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2，Vol.43（3）.

[2]Bezdek，R.H.，R.M.Wendling，and P.Dipern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Economy，and Jobs：National and Regional Analys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8，Vol.86（1）.

[3]Goodstein E B.Jobs and environment.An overview[J].Environmental Mangement，1996，Vol.20.

[4]Golombek R，Ranknerud A.Do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harm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Vol.99.

[5]McEvoy，D.，D.C.Gibbs，and J.W.S Longhurst.Assessing the Employment Implications of a Sustainable Energy System，a Methodological Overview[J].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Modelling，2000，Vol.2.

[6]Matthew A.Cole and Rob J.Elliott.D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ost Jobs？ An Industry-Level Analysis of the UK[J].The B.E.Journal of Economics Analysis and Policy，2007，Vol7.

[7]陸旸.中国的绿色政策与就业：存在双重红利吗[J].经济研究，2011.7.

[8]闫文娟，郭树龙，史亚东.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效应：线性还是非线性[J].经济科学，2012.6.

[9]陈超，何凯，尹晓波.环境规制对我国区域就业影响[J].人口与社会，2014.3.

[10]娄昌龙，冉茂盛.环境规制对行业就业的影响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2016.3.

[11]陈媛媛.行业环境管制对就业影响的经验研究——基于25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1.3.

[12]李梦洁，杜威剑.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适用于中国现阶段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经济科学，2014.4.

[13]傅京燕，李丽莎.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J].管理世界，2010.10.

[14]张成，陆旸，郭路，于同申.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2.

[15]毛日昇.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就业[J].经济研究，2009.11.

[16]Beaudry P，Collard F.Green D A.Demographics and recent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insights from cross country comparisons[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economique，2005.38.2.

[17]Davis S J，Haltiwanger J.Sectoral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response to oil price change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1.48.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