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中兰 曹顺仙

摘要：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是基于全球化、文明转型、后现代科学哲学而提出的一种新观念新思想。它不仅揭示了文明转型的历史趋势，而且阐明了文明中心由欧美等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可能性。在深刻反思和批判自由资本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对自然、人、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破坏性的基础上，提出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内容、本质、前途和实现途径是遵循自然、人和社会等三者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而确立的，其“为了共同福祉”的核心价值观包含着超越人际而指向人和自然万物协同共生、共享生态福利的价值取向。笔者采用自然、人和社会构成的“三维化”思维诠释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旨在为更贴切地揭示和评析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内在本质，即“一种新构想的人类、自然与社会和谐共处之道出现：生态文明”，更好地把握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人际和谐的生态和谐文明这一本质，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较早呼应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较早提出比较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和策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其生态文明观在西方后现代社会思潮中具有代表性，对我国创新和发展生态文明理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共同福祉；“三维化”

近年来，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生态文明观的研究是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科学和哲学研究范式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展开的。这种研究是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政治哲学发展的积极回应。笔者采用自然、人和社会构成的“三维化”思维评析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旨在为更加全面准确地诠释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推进中国生态政治哲学和生态文明研究范式的转变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在“三维化”的视域中，有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文明的内涵、实质、理论建构、实践途径和思维方式等都是基于对自然、人和社会三者的有机联系而提出的。其中，自然、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恶化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建构的逻辑起点；关于生态危机从社会到人类和自然，从全球到国家、地方和个人的整体性研究，形成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关于生态危机的成因分析和出路探讨则形成了否定资本主义、有机、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关于自然、人和社会三者价值的反思以及对有机共同体价值、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则形成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有机价值论。简单地评判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可能会重蹈有机马克思主义误读、误判马克思主义的覆辙。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生态危机论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以“三维化”的生态危机论为逻辑起点。首先，从社会视角把生态危机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相联系。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其中最核心的价值和目标是财富创造和增殖”。其社会建构于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评判体系之上，把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家庭、社区、生态系统，甚至这个星球转化为商品，使市场价值取代了内在价值，“全球化市场”主宰了人类社会和这个星球，“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与人道主义灾难”。另一方面论证了全球环境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世界面临一系列资本主义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危机。例如，资本主义自身各种过分行为所带来的危机，包括企业自私贪婪、富人贿选、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平等日益加剧、中产阶级愈加脆弱、全球环境问题如气候问题更加紧迫等。这使“第一次，资本主义面临着它无法解决的危机”。

第二，从人性维度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所秉持的消极人性观即“性本恶”的密切联系。认为基于这种人性本恶论建构起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利己主义的。例如，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学说混淆了人类基本人权的“自由”与富人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的“自由”。这种基于人性本恶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使“看不见的手”如同上帝之手一样没有给人类带来所希望的正义。“无节制资本主义至少如同野蛮的殖民主义一样，带给人类和这个星球同样多的伤害。”正是消极的人性观和利己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价值导向，导致了利己与利他的分裂，导致了两极分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虽然不乏有道德良知的智者，但更多人在“人性恶”中沉沦为物质的奴隶。金钱本位、资本本位主导了人们的灵魂和行为，成为衡量万物的价值尺度。

第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基本特征是复合性的，涉及自然、人和社会三大领域，涉及穷人与富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人类社会及整个地球。生态危机是“不加干预的资本主义的后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哲学，一直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放任富者益富，穷者益穷，结果是成就了1%的最富有人的自私，而迅速导致了其余99%的人不再适于居住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正在威胁着人类文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资源减少、全球气候恶化、经济衰退的问题，这些都是当今的现实。当人类越来越接近悬崖的边缘时，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将会使人类社会更快地滑过悬崖边缘、跌入深渊。”

第四，这种复合性生态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所奉行的机械论自然观和世界观，而机械主义世界观恰恰是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正是这种机械主义世界观将我们和我们的身体与整个自然割裂开来”，“由于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位幸存者，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坚决主张超越现代性”，主张以怀特海的有机整体论取代分析主义的机械论，消除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柯布认为：“怀特海对现代性的批判很有价值。他将其‘有机哲学与对‘机械哲学的启蒙并列而言。他以这样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比马克思更为根本的现代性批判。”

鉴于对资本主义信条、历史逻辑、体制、后果以及现代性的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了近现代以来的生态危机是源于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以及保障这种逻辑的社会制度，是涉及自然、人和社会等不同领域的复合性危机，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在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下，资本主义颠覆了自然主義，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颠覆了天人关系和“神”人关系，物质至上颠覆了人的物质和精神二象性。失去灵魂的卓越富人逐渐掌握了世界的话语权，利欲熏心的人和物欲横流的社会导致自然被征服、被“祛魅”。另一方面否定了以资本主义为前途的解决方案。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车轮已经驶离了以往安全的轨道，并将很快陷入危险境地”。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了其依据自身能力、通过努力工作就能获得财富的神话。事实上，很多时候并不是“最优者胜出”。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有的人可以不劳而获，有的人可能凭借财产继承获得比依靠劳动收入所带来的收益高得多的财富。而且这种经济不平等的趋势将会持续加剧，“除非我们改变现行的经济结构，比如可以采取征收全球累进资本税制度”。简言之，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使人类面临严峻形势，全球气候变化将在很多地方导致社会和经济崩溃，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前途是光明的，从这些崩溃的尘埃中可能会诞生一种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内涵和实质

基于对生态危机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和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价值体系的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生态文明”观。

这种生态文明观对“文明”的基本理解是“文明”意味着与自然的疏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与自然的疏离史，这种疏离发展到工业文明导致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可持续。那么，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文明，何以能不反自然？

首先，作为解决生态危机和现代性危机的出路，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环保才是最大的政治，建设生态文明才是最紧迫的任务”，认为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不仅标志着由现代欧美主导的破坏环境的文明正在终结，也昭示着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正在诞生，即“一种新构想的人类、自然與社会和谐共处之道出现：生态文明”。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的总体定位是“三维化”的。

其次，作为化解机械论和工业文明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的后现代方案，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其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石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帮助我们到达成功彼岸的最好渡船”。这意味着三层含义：（1）生态文明的自然观和世界观是有机论。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近现代以来人们认识和理解周遭世界的方式有两种，即机械模式与有机模式。前者源于物理学，偏好因果力和决定论的结果。后者源自生命系统的运行方式，强调整体性和进化关系。有机思想（organic thoughts）追寻自然、人类及其社会的和谐共处之道。它认识到，这三者一损俱损，缺一不可。与此相应，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论的价值观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强调每一个有机体都具有内在价值，有机体所包含的关系和创造力是衡量有机体的内在价值的标准；“现实是由相互关联的事件而不是由单独、孤立的物质构成。从总体上说，这些事件构成了所有生物和自然的生命，它们具有其内在价值。所以，必须把他者看作目标本身，而不只是作为手段”。这意味着在生态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追求目标。人类作为共同体的一员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也应考虑其他物种的利益，因为其他物种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生态价值观，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怀特海过程哲学所说的价值正是“合作和共同体而非竞争与个体”。

（2）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而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建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开放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仍然令人信服。在现代，可能没有思想家能够写出这样的理论了，这些理论极富洞察力地研究了社会经济建设应该如何追求共同福祉，以及权贵们又是如何建造了为极少数人而非大多数人谋利的政府”。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言，“社会主义是与他们自己所持的人类社会理想最切合一致的社会政治哲学”。同时，“世界面临一系列资本主义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危机”。例如，全球环境问题“支持从根本上转变我们曾用来建构人类文明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为回到马克思主义之不朽见解提供了理想契机。另一方面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有缺陷的。一是就自然观而言，马克思把自然界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注重对人类社会的研究而忽视对自然界的研究；二是就科学性而言，受黑格尔理性主义和思维框架的影响而信奉历史规律论和线性决定论，这导致其一些设想只能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三是就时代性而言，一些解决方案是为工业时代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设计的；四是就思维方式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生态思维相矛盾的历史决定论和现代性哲学。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对于21世纪来说，任何切实可行的马克思主义都要在人类永远生存于地球之上这一大背景下思考人类本身。一切有生命之物，一切自然资源，简言之，整个地球，都与阶级斗争有关。资本主义是对人类和地球的双重蹂躏，对此，马克思主义是而且必须是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只有建立在有机原则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有效回应环境危机时代对新的政治理论和政府作用所提出的新要求。同样，历史是非线性、非决定论和无限开放的。至今没有一个统一或无所不包的体系能够捕捉到文明变化的复杂性。所以，最好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过程哲学。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欧洲现代主义假设中的许多观点，“如果他的理论要满足后现代世界的需要，必须利用可资借鉴的最新理论资源对其进行大胆的重建”，并把“在后现代语境下重建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相信“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思维的结合为政治理论和人类政策制定指出了最有希望的方向”。因此，生态文明要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是要把怀特海过程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因为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自然有机论，还主张把文化的特殊性作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同一个民族的传统智慧和精神文化资源联系在一起，以便更好地扎根于人们心中。“柯布指出，怀特海的有机哲学要求更加关注文化和精神因素，而不只是经济决定论，这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二是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把自身定位为“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建构性（constructive）方案”。主张“修正”“更新”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因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威胁着地球的生存之时，提出了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马克思主义却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实践进行必要的修正与更新：马克思主义不是普遍的预测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必要只强调公有制、国有企业，并消除一切市场力量。马克思主义绝不只是意味着大学教授们的抽象理论争论。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应用中彻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才能矫正过去的那种失衡。”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依旧充满活力”，但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提出“真正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将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适应于特定时空条件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和捍卫的“是那种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当它被运用于不同的政治与经济语境时，其核心理念会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

（3）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是多元、开放的，但主要是怀特海式的。作为一种以开放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为基石的思想理论，其哲学基础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怀特海过程哲学和中国过程思想。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和怀特海的哲学思想具有共通之处：“都质疑个人主义，而鼓励一种更加以社会为本位的思想理念。”认为“当人们从一言一行上真正把自己融入旨在追求共同福祉的共同体时，即当人们组成社会共同体，从内心信仰和实际行动上为其共同福祉服务时，反而会获得更大的利益”。“怀特海需要马克思去帮助其充分关注作为一种世界性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方面”。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与过程思想高度一致”，“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丰富的过程思维”。“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共同体为本位，强调整体性和过程思想，与怀特海哲学具有完全的一致性”。有机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古代智慧、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环境思想的整合称之为有机馬克思主义”。不过，有机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怀特海式的。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所申明的“过程哲学是本书借鉴的决定性理论资源”。自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本从过程思想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怀特海的有机的过程哲学为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生态文明观，强调事物或事件的有机性和过程性。它主张相互联系，认为人类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单位或个体，注重不断变化的过程；认为随着时代的推移，没有什么是可以保持不变和完全相同的，倡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论等等。有机马克思主义将有机哲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旨在克服人与自然相对立的现代形而上学二元论，以有机思维替代实体思维。

再次，作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谓新型生态文明的前途是生态社会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指出，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文明，其“主要特征：可持续的、融入具体文化和历史的、建设性后现代的、基于过程思想的、根本性地本土化的、共同体取向的——简言之：生态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宣言：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因此，呼吁全球领导者依据生态和社会主义原则重组人类文明，声明“生态社会主义与我们的观点一致，那就是，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已演变为‘危及人类生存的致命弯道”。认同生态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变革的取向，即“一个变革的社会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且实践的发展能够实现这种和谐共处的模式。生态社会主义旨在提出针对所有社会和生态破坏性系统的替代方案……生态社会主义基于这样一种视角——把其他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看作具有自我价值的，并把其视为一个共同命运体的合作伙伴”。

第四，生态文明的思维方式是有机的生态思维，其核心理论是“一个生态的世界秩序，即一个万物相互联系的由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他或她为同一个特定的家庭共同体负责时，每一个世界公民也都会对共同体的其他人负责”。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正是以20世纪有机生物学、生态系统理论为科学基础，注意到了系统生物学、生物学中的以有机体为中心的方法和生态系统理论，并将这些有机论观点应用到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而成就了有机马克思主义。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以对有机体、生态系统和地球生物圈的新的整体性理解为基础的，对自然、人和社会的理解强调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过程和整体论，具有非线性、不确定的特点。其研究范式是有机的而非机械论的。“有机”的政治文化含义是将变革性的社会主义原则融入具体的文化背景中。

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论就生态哲学的角度而言是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政治哲学的视域而言，是以有机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生态社会主义为前途，展开基于本土文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以化解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生态危机的一种综合性人类文明理论。其目标是替代工业文明，谋求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永续，实质更贴近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

三、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策略

就生态文明的实践向度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其“生态文明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或者仅仅是一套理论原则”，而是把社会变革作为关注的重点，致力于从实践需要出发，提出指导原则、政策策略。其主要内容包括：

（1）生态文明需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反对像鸵鸟一样埋头沙子而不顾未来，主张勇于创新。主张为了人类和整个星球而不是个人或某个国家而积极行动，认为马上行动比等待灾难的力量全部爆发后再行动要好得多。

（2）以生态和谐优先于机械控制为基本准则，反对现代主义统治和征服地球的探索。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四项基本原则，即为了共同福祉、有机的生态思维、关注阶级不平等问题、长远的整体视野等。例如，弘扬北美土著人所秉行的“第七代法则”，即人们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行事，你的决定将对你的第七代（曾孙的曾孙）产生正面的净效应；建立长远规划，这种规划是系统的也是整体性的。国家往往被看作一个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系统整体。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规划都应考虑其发展对其他地区的影响等。

（3）生态文明的道路选择是“第三道路”。即在经济上主张“全球经济范式转变”，提出“市场社会主义”即以资本为基础的改革模式。这种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而是如约翰·罗默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是基于银行信贷的中央管制和以地方为依托的市场经济；实行混合所有制，主张超越公、私二分法。认为一种公与私、市场与政治调控相混合的体制会发挥更大作用，适当约束的市场力量对促进公共利益也是有好处的；倡导以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取代资本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市场分配”的分配制度，建立基于人们真正生存需要而不是基于他们无休止的贪婪欲望的和谐的资源分配体系。放弃“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观点，为了整个星球的共同福祉，只让市场发挥其附属的次要作用，而不是主宰一切。由此，主张提倡一种以社会善来衡量社会进步的经济理论。

在政治上，关注阶级不平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权力集中，主张以民主协商方式推进政治变革，提出通过政策解决权力、财富、消费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平等；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按需分配”原则为基础的政策，国家利益不再是政府决策的唯一参考指标，政府政策的制定既要考虑地球资源在国与国之间的平均分配，也要考虑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平衡分配，其解决方案应该是跨国性、跨种际的，即对外要展开环境外交，对内要制定遏制权力向少数富人手中集中的政策，确立更加全面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把“生物圈的繁荣”“国民幸福指数”等纳入衡量体指标；解决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的力量源泉在于全球积蓄着的革命性变革的民本运动。正是全球危机催生的这种全球变革力量，使马克思超越国界的变革梦想才会最终实现。

在文化价值层面，主张超越“价值中立”的教育而倡导“有机价值观”。一方面，承认现实是由相互联系的事件而不是由单独、孤立的物质构成，认为这些事件在总体上构成了所有生物和自然的生命，它们具有其内在价值。真正的价值存在于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有机的联系中，而不是在于它们的用途或者它们在自由市场上能换多少钱等外在因素。另一方面，能把个人和土地、自然和那些支撑它们的文化传统再次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以共同体价值取代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选择。因此，有机马克思义代表了一种抵制极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重要力量。

在个人自由权利方面，倡导一种各尽所能的自由观和保护地球共同体的绿色人权观。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应该被理解为能够充分发挥每一个个体和社会的巨大潜力，即“当我们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并且在衣食住行及安全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我们就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仅仅向人们提供摆脱他人与政府的干预，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是远远不够的”。各尽所能的自由观将与近现代保障富人权利为本质的虚伪人权观脱钩，主张一种超越“蓝色权利”、旨在保护地球共同体的“绿色权利”的人权观。所谓“蓝色权利”是以洛克自由主义传统所代表的强调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所谓“红色权利”是由马克思主义及其同盟者提出的，主张在个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追求社会共同体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其中，工作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及文化活动权是红色权利的核心内容。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红色权利”比“蓝色权利”进步，因为它指向了社会维度和多数人的公平公正；“绿色权利”则比“红色权利”更进一步，因为它不仅关心个人、社会，还考虑到非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的生态，它的核心理念是“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既不是纯粹的个人利益问题，也不是纯粹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所依赖的自然資源构成了个人与社会幸福安康的基础”。它追求的“生态正义”代表了为了共同体福祉的新思维和人类文明的未来。简言之，有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关注人类个体、社会和生态系统的“三维”化人权。“生态文明将健康环境权和平等权等核心有机价值观融入经济和社会权利中。显然，绿色权利是集体权利而非个人权利。当人们以绿色权利框架去思考问题时，就超越了现代个人主义，走向了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维。”

在社会正义问题上，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右的”立场本质上是保护个体的利益，意味着要求富人用自己的财富帮助穷人的主张是不公平的。马克思主义的“左的”立场关注社会共同体的福利，而当代自由主义罗尔斯坚持平等主义的“中间”立场，主张正义就是应当在所有人中平等地分配财富。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平衡、和谐为依据，认为不正义就是各子系统间的不平衡和不和谐，因此，接受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共同体的价值立场，但又从整体性思维出发，主张合理协调有机整体各系统之间的关系，以便真正实现平衡、和谐的正义。

（4）生态文明的领导者和引领者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作为生态文明的领导者，“需要一种把人类与星球的共同福祉放在首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哲学思想”，需要能够智慧、灵活和克己地工作和生活，且把整个星球的福祉放在第一位的人。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最有希望引领生态文明”，因为西方现代文明的特点是原子论和碎片化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引领作用，这是她的特殊使命。一是因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内含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它是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思维自然演进的一部分”。二是在现实中，中国领导人也率先正式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理想目标。……但是，只有作为一个道德和精神领袖，中国才能够完成时代赋予它的使命。在全球层面上，只有有机合作才可以产生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四、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价值和局限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理论价值。（1）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文明转型的时代判断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成就而提出的新思想理论，不仅明确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转型的时代”，“这一次的转型处于全球化背景下”，而且认为这种转型意味着“由现代欧洲和北美主导的破坏环境的文明，正在终结；而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正在诞生”，强调由于不可修复性，这种文明将在发展中国家首先建立，其中，中国将发挥引领作用。“在发展中的世界，尤其在亚洲，新的生态文明基础即将建立。”这种时代观和文明观对破除西方中心论和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2）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总体定位是后现代的、选择的方案是“建构性”的（constructive），是涵盖自然、人和社会三大领域，针对“生态危机”“不加干预的资本主义的后果”以及“现代性之死”而提出的一种关于“人类、自然与社会和谐共处之道”的生态文明，相信“人类和环境再次和谐地整合在一起的想法不会是一个浪漫的梦想”，因为“这是源于我们人类本性的一个基本渴望”，也是源于人类是社会动物的本性，总想通过自己所做的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期望看到一个比现在更美好的世界。这种“三维化”的定位和愿景有利于深刻把握复合性生态危机的本质，有利于进一步反思和厘清生态文明的内涵和历史方向。

（3）为了共同福祉和长远的整体利益，“致力于建设一个可持续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有利于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理论共识。有机马克思主义较为系统地阐明了其新型生态文明的直接目的是要避免地球生态灾难，目标是为解决危机并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一种把人类与星球的共同福祉放在首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哲学思想，第一要务是诊断和解构已被历史证明为有缺陷的欧洲现代主义的假设，为替代带来大量不公和全球环境灾难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体制，建立一种更为可行的混合体系，把市场力量限制在追求共同福祉的社会主义共同体范围内的经济社会体制，以避免因全球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可能导致的社会和经济的崩溃，并呼吁为了人类和整个星球，马上行动要比等待灾难的力量全部爆发之后再行动要好得多。这些对我们今天推进生态文明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不过，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由于在理论基础的建构上存在明显缺陷而导致思想观念的创建存在一定局限。一是在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上不仅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也误读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例如，就人类文明史的划分而言，怀特海生于1861年死于1947年，很难称其哲学成果是当代最新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又不得不吸纳约翰·罗默（1945-）、罗尔斯（1921-2002）以及当代复杂性科学等的理论成果。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不仅存在着误读，也存在误解和割裂。马克思主义坚持物质第一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承认物质运动的多样性和永恒性，主张历史的必然与偶然的统一。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依据的过程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就表现为一种活动的过程。过程的背后并不存在不变的物质实体，其唯一的持续性就是活动的结构。不承认物质实体，只承认存在着一定条件下由性质和关系所构成的机体。否定历史决定论，强调偶然否定必然，强调变而否定变与不变的内在统一。克莱顿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说：“马克思没有跳出黑格尔的框架。结果，他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我们后来已经认识到历史决定论是错误的。”“因为很多偶然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贡献，所以只谈论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会误入歧途。”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否定和误解，只能使有機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遭遇乌托邦陷阱。因为这种割裂、不确定的历史观念和思维，隐含着人类历史不一定只会越来越好，所期待的国家或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也不一定能成功取代欧美现代文明，当然也难以确认结果一定会是一个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在后现代语境中，发展过程取代了趋向完善的过程”，其结果不仅将招致理论质疑，也将导致实践过程与目标、目的的分离。共同福祉和长远利益可能失去内在动力和方向。

二是作为其生态文明前途的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定义为“旨在为全体人民共同福祉提供社会服务的那些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另一方面作为真正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混合体系，是把市场力量限制在追求共同福祉的社会主义共同体范围内，又混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优势、具有生态关怀的生态社会主义。其实质是经济上的市场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主义、目标定位和价值追求的生态社会主义。

三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把有机教育更确切地说是有机价值观教育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试图通过有机教育培育人们对地球所有生命共生共荣及公正分配资源的知识和价值观，强调所有有机物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注重共同体价值和人类对其他有机物和共同体的责任。这种有机教育的实质是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相对立的共同体价值观教育。这与其追求自然、人和社会等自由平等和谐的内在逻辑相背离，当然也包含着人类之外的有机物的内在价值如何科学确认等难题。

四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论在美国缺乏现实基础。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尽管美国人知道，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源自卡尔·马克思，但几乎没有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回事，并且几十年来，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了解都是负面的。基本上，在美国人心目中，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味着国家拥有一切，没有私有财产、自由市场或人权。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试图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是不切实际的。”④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不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现实社会主义的了解还停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

此外，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维更具有对立和不确定的倾向，既强调联系、变化和整体论，又割裂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与现代、过程与结果等的关系；生态文明定位在理论上是全球视域的，在实践向度上却陷入了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的对立，认为“生态文明基本上是本土的。换句话说，生态文明必须关注特定的场所，为这些特定场所中的人们找到可持续生存于其中的方式。相对小的区域必须是相对自给自足的。”在策略选择中，将国有、大规模拥有与私有和小规模拥有，全球化与“本土制造”、手工制作等相对立，主张废除现代银行系统，反对以技术为基础的农业化，施行小家庭农场，鼓励小手工制作等。这些逆全球化、逆后现代科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的途径选择，只能使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成为后现代的乌托邦。

[作者简介：董中兰，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曹顺仙，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