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婷 包庆德

摘要：被誉为现代环保运动的“创始之父”康芒纳诞辰整整100周年了。康芒纳在生态学、生态哲学和生态思想史领域的理论建树与实践张力，与其良好的学习工作经历、激进的思想观念转变、厚重的学术思想来源和充满生态智慧的代表性论著不无内在深层逻辑关联。康芒纳第一次将自然、人与技术联系起来，从生态学维度分析环境危机的产生根源，并揭示出环境危机根源就在于人为技术圈与自在生态圈之间作用与反作用，提出著名的“生态学四法则”。康芒纳清醒地意识到生产力系统中的技术存在着致命缺陷，即技术的生态遮蔽，对传统技术理论进行取舍和拓展，由此提出生态技术观，主张今天人类应按照有利于生态原则重新规划技术圈，力争取得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康芒纳生态环境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他肯定自然内在价值，在客观上也承认自然界权利，其生态伦理观主要涵盖生态伦理与个体生存、生态伦理与企业发展、生态伦理与国家建设以及生态伦理与社会责任等。难能可贵的是，他将环境理论通过实践与现实世界相联系，使其在实践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明确提出如果我们要生存，就必须用生态学的思想来指导经济和政治事务，以此自觉注入并有效强化生态学维度考量和评价标准，这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巴里·康芒纳；环境危机；生态四法则；生态技术观；生态伦理

二战后，美国大众意识到了美国环境危机的存在。正逢冷战高度紧张时期，也迎来一个新的时代——“生态时代”。人们环境保护意识觉醒，使得环保运动风起云涌，环保立法规模迅速扩大，各种环保刊物流行，所有迹象都哀叹着地球生态系统的状况，所有这些都指向特定的、日益增长的生态恐惧。在此背景下，康芒纳意识到，环境保护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球共同的事情，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責无旁贷。由此，康芒纳在保护环境的生态之路上鞠躬尽瘁，从而也被称为现代环保运动的“创始之父”。今年正值康芒纳诞辰100周年，本文特此纪念康芒纳在生态思想领域的理论建树与实践张力。

一、生活经历与学术旨趣

康芒纳在生态学、生态哲学和生态思想史领域的理论建树与实践张力，与其良好的学习工作经历、激进的思想观念转变、厚重的学术思想来源和充满生态智慧的代表性论著不无内在深层逻辑关联。

（一）学习工作经历

巴里·康芒纳（Barrry Commoner，1917-2012），1917年5月2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鲁克林区一个普通俄国移民家庭，是俄罗斯移民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青年时期的康芒纳痴迷于生物学，193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学士学位，1938年和1941年先后获哈佛大学植物学硕士和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康芒纳主要研究臭氧层耗竭问题，此外他也对激进政治比较感兴趣，阅读过思想政治家恩格斯和贝纳尔的书，具有良好的教育经历和丰富学术资源。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康芒纳于1942-1946年间选择参军保卫国家，在美国海军航空兵做中尉。二战结束后，康芒纳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美国环保运动最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非常能干的生物学家，他开创了对烟草花叶病毒活组织中的自由基和遗传理论的研究。

康芒纳真正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存在是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那里得知的。原子能委员会（AEC）创立于1946年，负责美国一个旨在发展原子能和核能在军事、科学以及工业上潜力的庞大计划。到1951年，美国已进行16次爆炸试验。直到1954年4月26日，先在纽约州某大学实验室里偶然发现潜在辐射能，随后无论在空气中、雨中、土壤中还是水中，都有核辐射所带来的污染，甚至有些牙医突然发现有一种特殊元素锶90取代人体骨骼和牙齿中钙元素，而锶90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放射线形式。康芒纳联想到，收集孩子们掉落牙齿可能是追踪锶90在地理上分布的一个很好线索，于是他发起一个“宝宝牙齿调查”（BabyTooth Survey）。研究结果表明，1963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牙齿中锶90含量比在大规模进行核试验之前出生的孩子高出50多倍。在康芒纳看来，核辐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这项研究引起包括科学家、民众在内广泛关注，1953年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向康芒纳颁发了纽科姆克兰德奖（Neweomb Cleve-LandPrize），以表彰他对科学的杰出贡献。

1958年，康芒纳与同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一些工作人员以及一群市民、领导人一同组织圣路易斯核情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创办的初衷是通过杂志和演说家举行科学家的情报活动，而到后期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就环境问题对公众进行广泛教育。康芒纳一直坚持公众对环境问题拥有不可质疑的知情权。他认为：“我们特别强调社会公正与牺牲之争的平衡应由每一个公民来判断，而不是把它们留给专家们。”①这项活动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可以说，美苏限制核试验条约就是这项运动小小的胜利。事实上，纵观康芒纳的整个职业生涯，他对于科学研究以及有争议的科学活动所带来的政治影响非常敏感。

（二）思想观念转变

从20世纪60年代起，环境问题成了康芒纳主要研究对象，其中也包括污染和能源问题。1966年他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时，创立并主管自然系统生物学中心，研究“整体环境的科学”。在这期间，他的论文成果主要有《生态危机中科学的责任》（Duty of Science in theEcological Crisis，1967）、《环境健康——基于大学教育和研究的新挑战》（EnvironmentalHeahh——A New Challenge 同uniuereity Education and Research，1968）、《自然平衡：人类如何影响氮循环》（Nature Unbalanced：How Man Inte（eres whh the Nitrogen Cycle，1968）、《无所不能的神话》（The Myth of Omnipotence，1969）。

康芒纳不仅在科学领域创造了辉煌，更是在政治界施展拳脚。1970年有三个关键转折点：一是康芒纳肖像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且显示两个不一样环境场景——康芒纳一半是面对田园风光，另一半是面对世界末日场景，这寓意着人们对于生存环境不同选择，这种选择不仅表明该杂志开创新的专属于环境问题领域，也正是承认环境危机的范围及其复杂性，同时肯定康芒纳在更大环境话语中作为异议者的关键作用。二是世界上第一个“地球日”诞生，同年12月建立美国环保局。伴随地球日而来大量环保宣传，规模之大使康芒纳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努力大大落后了。他认为作为环境科学家不能仅仅保持在原有程度上，即努力查证和描述各种环境问题增长图表：放射尘、空气和水污染、土壤破坏等，以及追溯某些与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联系，去使公众认识环境危机，而是应通过一种民众易懂方式“让公众了解环境危机的根源和它的补救方法的迫切性”。1970年也标志着康芒纳职业生涯重大转变，“他不再只是一个从事环境研究的学术科学家，他也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以科学家的身份为工具为更好的环境而战”。也正是这一转变，他为了更好宣传环保主义和自由主义，将当时环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团体组织起来，形成民权党，在1979年底经联邦选举委员会认定并注册成功，该党获得合法地位，其职责主要是为康芒纳提供生态信息服务。这一新道路使康芒纳最终被民权党于1980年提名竞选总统，虽最终落选，但其努力并未付之东流，他唤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康芒纳把注意力转向城市垃圾和污染问题。到21世纪初，把精力集中在他所理解的对遗传理论认识上的内在缺陷上。2012年9月30日在纽约逝世，享年95岁。

（三）学术思想来源

康芒纳的生态思想来源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属于积极来源，即受其他生态思想家的影响激发了康芒纳思想的灵感以及康芒纳自身的生物学知识和素养的储备。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引起了公众对环境的关注，为人类环境意识启蒙点燃了一盏明灯，这本书也让康芒纳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激发了他对生态环境研究的热爱与灵感，从此环境问题就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其中也包括污染和能源问题。另一方面属于消极来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实环境危机的紧迫性。步步紧逼的环境危机使康芒纳意识到，环境危机会直接导致以资源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为主的社会危机，更深层次地讲，环境危机就是生存危机。由此深入研究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成了康芒纳生态思想的起点。二是科学观念的简化危机。科学是技术产生的理论土壤，这直接影响到技术既定目标就是为解决某一个单一问题而忽略了复杂系统的整体性，从而在技术介入的过程中引发系统内部的不适应与冲突，康芒纳要通过自己的科学思维对此问题进行批判与纠正。三是传统技术观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体现在它是以追求单一经济利益为最大目标而忽视生态效益，也體现在传统技术观是建立在物理化学理论基础的强项与生物学、环境科学是短板的强烈对比之中，康芒纳的生态思想的目的之一正是致力于弥补这一缺陷。

（四）重要代表作品

绿色经典著作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有着思想先锋的指导性作用。作为二战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康芒纳有着敏锐的问题意识及强大的感知力和号召力，并凭借着他渊博的生物学知识以及过人的生态环保的哲学智慧，撰写出重要环境论著。其中《封闭的循环》（1974）一书，康芒纳以其对自然和生命深刻体悟清晰地描写二战后美国被环境危机威胁的现实惨状：全国范围核灾难、洛杉矶空气中有害化学烟雾、伊利诺斯土地中过量硝酸盐以及原本是富庶的伊利湖变成藏污纳垢的巨大污水池，而这并不是局部地区而是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的相似程度的污染；环境危机不只引起了严重的能源危机，也引起了驱使我们走向自我毁灭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生存危机，整个生物圈和社会圈即将走向崩溃。因此，康芒纳力图在本书中分析和揭露这些令人恐怖的问题的根源，并站在客观的、科学的立场上论证造成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甚至是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是战后美国生产技术的经济体系，即以利润为最高指导原则的新技术的变革正在毁灭着生态圈中的人所赖以生存的两个世界：自然世界和人为自己创造的世界。“我们破坏了生命的循环，把它的没有终点的圆圈变成了人工的直线性过程。”我们当然不希望地球就这样在人的“魔爪”下走向最终的毁灭，但环境危机也是生存危机，它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实在是太普遍、太深刻，这不是说可以凭借着几次政策调整或是拼凑起来的立法条例就能够解决的。因此，康芒纳认为应该重组美国的经济以符合不可违反的生态学法则，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与地球和平共处》（1990）是康芒纳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环境危机以及控制环境污染为研究对象，反思美国政府和公众在抢救环境方面为何付出种种努力但环境危机却愈演愈烈。通过对一系列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如垃圾焚化的得与失以及二氧杂芑的危害、帕博尔事故、汽车尾气控制、汞的毒性、温室效应、臭氧效应等描述，引导人们认识环保失败以及失败的代价，指出环境危机“是生态圈中保守的周期性循环的自我和谐的过程与技术圈中创新的线性的但与生态环境不和谐的过程两者之间因极不相容而争斗的产物”。因此，解决环境危机就有必要重视生态圈和技术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康芒纳表示，环境危机虽然可怕，但可以预防，且预防效果要大于控制效果；而预防就要重新规划技术圈，就需要改造我们的工业、农业、能源生产、交通运输等大型生产系统。而且改造的决定权应该从私营大公司转移到政府手中，呼吁为了环境、为了经济，也为了民主自身，在美国一直闲置的民主工具——政府，大家应该拿起来使用。

《封闭的循环》和《与地球和平共处》这两本书向人们系统地展示出各种生产系统在生产出有用的产品时是如何产生污染物从而导致环境恶化的，如合成塑料、杀虫剂以及发动机在推动汽车前进的同时在制造烟尘和酸雨污染物，还有像核电站在发电的同时产生大量的放射性废料，这些例证揭示了环境与经济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以美国的生产体系为纽带的。因此，如果不能引导民众认识环境问题的本质就是生产方式，总是在不触及旧的经济体系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号召人们被动地解决环境问题，那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

康芒纳发表过数百篇论文，主要有《生态危机中科学的责任》《环境健康——基于大学教育和研究的新挑战》《自然平衡：人类如何影响氮循环》《无所不能的神话》《目前的收益和未来的风险》（Present Benefits and Future Risks，1970）、《污染的原因》（The Causes of Poilu-tion，1971）、《经济增长与生态：一个生态学家的观点》（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y：A Biologists View，1971）、《环境危机的其他解决方式》（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the Environmental&isis;，1973）、《太阳能转换》（The Solar Traushion，1978）、《人口快速增长与环境压力》（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Stress，1988）、《工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TheRel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1997）等。这些绿色经典著作的传播，改变了整个时代的人们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鼓舞了全世界一大批环保者投身于环保运动与生态建设中，促成了一系列民间以及政府环保组织和机构成立和运行，且深深地影响了新继承者们。

二、生态观之“生态四法则"

康芒纳第一次将自然、人与技术联系起来，从生态学维度分析环境危机的根源，并揭示了环境危机根源在于人为技术圈与自在生态圈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提出了著名的“生态学四法则”。

（一）“生态四法则”思想动机

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众的危机意识被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以及由环境危机所引发的能源危机、社会危机和生存危机所唤醒，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为环境做点什么：大规模的游行，来自神父、作家、演说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的告诫呈现于大街小巷以及电视广播上。对于环境危机的成因，众说纷纭：有的生物学家抱怨是人口增长或者富裕生活造成了污染；有的人认为是人的内在进取性；神父抱怨各种经济盈利；历史学家抱怨教会；有些政治家把环境污染归罪于技术；有些人则归罪于资本主义但遭到资本家的反击……面对各种相互对立的指责与劝告，康芒纳意识到整个社会对于生物圈以及环境危机的认识似乎太过单一、主观，这使他意识到让公众了解环境危机的根源和补救办法的迫切性。也就是说，公众舆论的不准确性，再加上康芒纳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个人责任感，成为康芒纳开启自己生态思想旅程的动机之一。

动机之二是源于作为生物学家对于生物圈独特而准确理解以及对环境问题职业敏感性。康芒纳眼中生物圈并非常人理解的那样简单，他认为生物圈是个复杂的系统，每个结果都有一个原因，且每一事物都与其周围事物相联系，形成一个互相联系的全球网络，生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必须与这个生物圈相适应，否则就会毁灭。他以环境危机为例，指出：“生命与周围环境之间精心雕琢起来的完美的适应开始發生损伤了。”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其周围事物之间的联系出现中断，使得维持整个生物圈网络的作用和影响也开始出现问题。而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这种状态还能够维持人类生存的时间有多久？我们怎样才能终止这个过程并恢复原有的联系？这些都是康芒纳想要用科学的眼光探究的现实问题。

动机之三是康芒纳想帮人们打开既有认识的思想禁锢，用生动形象的带血的事例唤醒人们最原始的求生本能来解开妨碍生存的枷锁。从常识来看，人的生存以及为了生存的一切活动都是由生物圈来供养，且任何不适应生物圈的事物都是对完美循环的生物圈的威胁；从现实来看，发生在全国甚至是世界领域大规模的空气、水、土壤等的污染也都摆在人们的眼前。在康芒纳看来，人们并不是不懂这些基本的道理，也不是没有注意到已成规模的环境污染问题，但为什么人们知道而不制止、看到而不采取行动？原因就在于民众意识极为分散、自私、狭隘，或者说受到既有认识的禁锢。有人认为环境问题还没有足以影响到自己的生存；有人认为自己不做污染环境的事，环境污染就和自己无关，始终保持着一种事不关己态度；还有人认为生物圈是一个永续循环巨大网络，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能通过自组织系统调节、恢复和改善。因此康芒纳作为一名资深生物学家和环境科学家，认为自己有义务去引导民众辨别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有义务通过一种通俗化方式使民众去理解和感知到底是人类哪些活动破坏生命循环以及为什么破坏了它，以此来启发人们正确认识环境危机的根源，唤醒人们求生本能，从而不至于在无知中走向自我毁灭。就是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康芒纳提出了自己对于生态环境看法——“生态四法则”。

（二）“生态四法则”理论内涵

面对环境问题，生物学家的认识相较于公众的认识总是较为深刻和超前，这多半是由于职业素养的一种直觉。从生物学家跨界到生态学家，是康芒纳知识体系的一次更新与升华。他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生物种群的关系以及联结每种生命物体与物理和化学环境的过程的科学，认为“生态学还没有明确发展为一种结构严密的、或者说是由物理学的规律检验过的简化了的概括原则”。但仍然有很多关于生物圈的原则已经是很明显的，由此康芒纳总结出四条“生态学法则”。

生态学的第一条法则：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这是“关于生态系统的一个简单事实”。它反映了整个生物圈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生命网络系统，在不同的生物组织中，在群落、种群和个体、有机物以及无机物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且自我稳定的，不存在任何孤立的存在物，“生态网是一个扩大器，结果，在一个地方出现的小小混乱就可能产生巨大的、波及很远的、延缓很久的影响”。

“生态学的第二条法则：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康芒纳认为：“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物质成为地球上的多余物，它们被转化成新形式，并且被允许进入到尚未考虑到‘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的法则的环境之中。结果，而且常常是，大量有害物质会在自然状况下，在并不属于它所在的地方积累起来。”这有些类似于物理学的“物质不灭”定律，任何物质是不会凭空彻底消失的，即使消失，那也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始终会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继续它的存在，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垃圾、废物，垃圾桶并不是它的最终归宿，处理它的方式决定它会以哪一种形式继续它的存在，燃烧会使垃圾转换为有污染的空气进而经过呼吸进入人体，填埋会污染土壤，通过农作物或水源进入食物链，最后还是会进入人体。这也是在告诫我们，我们的社会不需要太多的多余物质，数量多了就容易产生废物，而人类遗弃的废物最终还是会循环到人自身。因为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说，自然界中不存在“废物”。

“生态学的第三条法则：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康芒纳对第三条法则的解释是：“直截了当地说，生态第三定律认为，在自然生态系统的任何重大的人为改变可能是有害的。”我们常把自己称作是“开化了的人”，能够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各种技术摆脱自然进而控制自然，让自然无条件地为人类服务，但事实却是“我们非但没有减少对自然平衡的依赖，反而更依赖于它”。康芒纳认为，这种盲目的自信并没有任何科学的积淀，但凡“任何在自然系统中主要是因人为而引起的变化，对那个系统都有可能是有害的”。如人工合成塑料、DDT、洗涤剂等，它们本不是自然系统内本来就有的，所以不能通过自然系统的自我調节能力得以循环，只能通过人类技术的方式加以消灭，但真的都消灭了吗？恐怕没有，这就回到了生态学的第二条法则，即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而这些人造物的最终去向也只能复归到源头那里，即人自身。当然，在我们看来，康芒纳的第三条生态学法则似乎说得太绝对，如果人的各种社会行动或是生产方式始终遵循生态学的基本规律来运行，其结果是有好的趋向性的，并不能一概而论。

“生态学的第四条法则：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说，任何发展都是有代价的。只是生态哲学视野中的发展应该而且必须是将发展控制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环境系统的自我净化、自然系统的自我承载阈值之内。

（三）“生态四法则”哲学意蕴

从哲学思想上看，“生态四法则”可以从三方面来界说：其一，“生态四法则”揭示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一反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和改造与被改造关系；其二，“生态四法则”揭示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其三，“生态四法则”是由简单论到整体论的复归。

首先，“生态四法则”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认为这是主体间性关系。主体间性一般涉及三个领域：社会学意义上指作为社会主体人与人之间关系；认识论领域上意指认识主体之间关系；本体论领域意指人与自然在存在和解释活动中的同一性，即人与自然不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它们之间是相互交往理解关系，涉及自由与认识问题。“生态四法则”在这里体现的正是“主体间性”在第三个领域的运用。就是说，人与自然从生态位来说是平等的两个主体，互相引导、互相影响、互为渗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人与自然是主客体关系——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自然懂得的才是最好的”，不管是人与人的主体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主体间关系，都不应该忽略人作为生物圈的一分子来说自带的生物属性或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与其他生物的自然属性是协调一致的，只有遵循了人的自然属性，人的活动才不会与自然发生冲突，才会与整个自然界共融为一个同质世界。因此生态学的第四条法则“没有免费的午餐”，是要告诉人们不要把当代人的幸福建立在后代人的痛苦之上。

其次，康芒纳的“生态四法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是像一种告诫：人类对于技术的战略选择应该听从生态规律的指挥，考察技术的生态科学含量是对科学与技术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考虑。在人类最初使用技术的时候并没有相应的科学观念。因为技术在本质上是科学的表现，技术出了问题必然会映射出科学的缺陷。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第八章中提到一个形象的比喻：技术的缺陷“就像是一个两条腿的凳子。在物理学和化学上发现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第三条腿被丢掉而成为有缺陷的了，这丢失掉的第三条腿就是环境中的生物学”。这足以呈现出康芒纳本人的技术观。

最后，“生态四法则”强调认识自然应是从简单论到整体论的复归。如今科学走向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化，自然学科界限也就越明晰，研究对象也就越具有针对性。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将生物圈这个巨大生命网络作了还原式简化理解，但这样简化理解会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忽略整体研究视角，会导致技术在最初设计时就缺乏全方位技术关照而致力于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孰不知，人为技术对自然界介入总会附带着其他我们没有考虑的某些关联，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康芒纳“生态四法则”另一个重点就在于主张科学要从“简化论”向“整体论”复归。因为没有孤立存在的简单事物，每一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联系，这体现了事物的自身复杂性，因此，对事物的考察应该尽可能综合、全面，而不是反方向的、拆分式的碎片化理解。在康芒纳看来，环境危机正是“生物圈中保守的周期性循环的自我和谐的过程与技术圈中创新的线性的但与生态环境不和谐的过程两者之间因极不相容而争斗的产物”。因此，人们对技术的最初设计与最终选择才会更贴合人、自然与社会共同建设、共同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这个世界给予更合理的解释，对生态危机有更明智的判断，对生态危机的解决才会有更正确的进路。

三、技术观的生态之重构

康芒纳清醒地意识到生产力系统中的技术存在着致命缺陷，即技术的生态遮蔽，对传统技术理论进行取舍和拓展，由此提出生态技术观：主张今天人类应按照有利于生态原则重新规划技术圈，力争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一）生态技术观的思想来源

康芒纳生态技术观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对于现实环境危机成因的探索与反思，生物学知识的理论积淀，对传统科技观的批判。

首先，对环境危机成因的解构与建构促成康芒纳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与追问。就美国本土来说，环境危机已严重地影响人们生存：单就污染物数量每年增加的例子来说，1940年到1970年的30年间比从1910年到1940年的30年间，城市污水中磷酸盐的数量以每年3亿磅的数量成倍增加，且增加速度越来越快；在1950年到1967年间，合成塑料增加270%；来自汽车的氢氧化合物、来自工厂的汞、来自原子弹工程以及核电站的人工放射性元素、来自农业的无机氮肥以及杀虫剂DDT，都作为污染物而成了环境问题的制造者；1948年多诺拉二氧化硫污染事件；1952年8月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1961年加利福尼亚化工类产品和资源消耗型产品的生产而造成的严重空气污染使谷物损失大约为800万美元，这已经完全超出自然环境本身净化循环能力；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漏油事件，上百万加仑不可溶解石油迅速占领海面；此外江河湖泊富营养化所造成的低氧状态大大减少了水生物多样性，削减了江河湖泊对于人类的自然价值；汽车尾气增加、核电站射尘扩散、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都给自然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生态系统是有生态阈限的，就是说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一个生态的隔离界限，像一道天然的屏障，但超出生态系统承受最高限度，就会打开装有各种各样疾病和有毒危险物的潘多拉魔盒，这样生态平衡就会被破坏，整个生态系统难以负重必然走向崩溃。

生态危机的步步紧逼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这些环境问题的成因进行根源性的挖掘，因为只有知道了原因，才能有正确行动方向去缓解甚至是消灭生态危机。对于环境危机的可能成因，众说纷纭。康芒纳把它们归纳为：人口说（认为环境恶化根源在于地球上有限资源同快速增长人口之间平衡关系被打破，如公共地悲剧）、富裕说（认为富裕社会必然会产生多余物质废物从而造成资源过度浪费以及环境过度污染）、需求说（认为人们为满足各类需求会生产出不同类别产品，需求刺激生产，生产为满足需求而对自然不择手段）、进取意识说（认为人类想要战胜其他物种并渴望征服自然界這种进取心，导致人们会随意践踏整个自然界从而造成污染问题）、教育说（认为文明的出现导致人类自我感觉良好——是万物之灵，是教育把人们教导为非人类，使得人们并没有热爱自然的概念）、利润说（认为人类对自然资源掠夺是受利益驱使，占有自然资源越多就越有利可图）、宗教说（把环境危机归罪于基督教信条，因为基督教认为自然存在意义体现在为人类服务）、技术说（认为是技术本身造成空气、土壤、水等的污染）、政客说（认为政客观念会直接影响到政策内容与策略，因为他们首要指导原则是政治利益而非生态环境）、社会制度说（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环境污染）等。在康芒纳看来，对于环境危机形成原因之所以众说纷纭而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原因有二：第一，生态学第一法则，即生物圈或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内部相互联系的巨大网络系统，任何一个小的地方出现问题都会引起整个生物圈的连锁反应，因此要想探索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本成因，必须对生态循环的每一个环节有精湛的了解，对自然规律有准确的把握；第二，观察渗透着理论，就是说每一个观察者所得出的结论都会受到他自身既得观念如经济与政治地位、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以及自身生产生活习惯的影响。这两种原因使得他们结论并不能够经得起理论的推敲以及实践的检验。康芒纳全面审视这些原因，通过真实有效的数据深入研究现实中的各种环境问题，以此来解构以上各种环境危机成因，并提出生态技术观。这在当时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具有革命性意义。

（二）生态技术观的理论主旨

康芒纳的生态技术观与传统技术观的不同之处在于：去除只追求经济利益的单一向导，抹掉技术力量的神话色彩，并填补了技术立足于科学的生态空白。

构成康芒纳生态技术观的认识前提在于：既承认现代科学技术是有缺陷的，也承认技术既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破坏力。首先，技术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体现于生产技术所犯的生态错误，环境压力也正来源于此。康芒纳明确地表示：“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在战后企业经营中新技术的引用在经济繁荣昌盛表象下起关键作用，把技术与利润之间联系起来的经济因素是生产率（生产率通常是用来表示单位劳力输入所产生的产量），通过技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增强，让自然参与物质变换频率加快，体现在经济上就是技术促进生产率大幅提高，也是利润获取主要来源。但经济上胜利的代价是生态环境不可逆转损坏，在这里容易忽略一个隐性联系：人们常把污染归罪于经济增长，而利润正是经济增长完美代表，那利润与污染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康芒纳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指出“把污染和利润联结起来的重要环节似乎是现代技术，它是最近生产率增长——从而也有利润的增长，以及最近关于环境的各种问题的主要根源”。也就是说，真正与污染发生联系的并非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取得的方式。“我们的成功在于汽车和核反应堆的建设，我们的失败在于它们的运作。”归根结底，就是生产力体系中的生产技术，因为生产技术本身“在当前总是被当做一种达到单一目的的手段。显然，这个目的总是非常遗憾地、非常经常地被用来提高生产率——同时提高利润的愿望所支配”。总之，生产技术的经济属性严严实实地遮蔽了技术的生态属性。其次，康芒纳认识到，技术既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破坏力。“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巨大的技术实力和极度的人类需求所支配着的时代。”在现代社会和工业技术急于追求利润过程中，技术充满神话般神秘色彩甚至会使人产生一种致命错觉：“通过我们的各种机器，我们至少已经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中摆脱出来了。”我们把自己称作开化了的人，可以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人为环境，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也可以生产出人们更好生活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们似乎已从对环境依赖中解脱了。但事实却是“在每个例子上，新的技术都加剧了环境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技术对自然损害和对资源消耗早已超出自然界承受范围。“技术上盲目的、不从生态上做考虑的进步，已经在各方面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环境，它们在较晚的时候，可能就成为健康的威胁。熟视而无睹，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危险的世界。”技术的负效应开始显现，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和预防，人类毫无疑问将会遭遇灭顶之灾。

由于以上两个认识前提，康芒纳生态技术观必然含有两个重要理论基点：一是生态技术作为人与自然联系的工具和手段来说，其目标必然是追求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双向结合，通过生态技术使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技术的生态维度是今后技术发展的首要参考标量。可见技术虽有缺陷，但技术缺陷是可以弥补的，即需要技术在生态学指导下颠覆性变革，也可以说是技术的生态重构。尽管康芒纳认为技术对环境影响一般都是负面的，也不代表他对技术持完全否定态度，他批评那种认为技术无论怎么设计都会与生态圈相抵触观点，认为“与生态圈相和谐的技术的确是存在的——只不过现在用得极少而已”。有些是以控制污染为目的的技术，只是属于过渡性技术装置，可以通过减少污染物改善生产，但并没有对环境污染源进行彻底消除。这也就说明为什么美国在抢救环境方面花数十亿美元，而美国环境危机却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只是表面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虚假的解决方案只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康芒纳提出如果没有深刻的社会变革，就没有解决环境危机的永久方案。技术本身的原始设计目的并没有错误，错误在于由于对技术使用不当而对生态环境产生危害，这类情况只要人们重新设计生产过程就能避免此类错误。因此关键是“单单拥有所需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如何应用这些技术”。

对政治权利的贪欲和对经济利益的极度渴望是构成生态技术观在实践中的最大瓶颈。康芒纳看到：“在生态学理论和蕴藏着各种环境问题的现实世界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尖锐的矛盾。”尽管我们生活经验已体会到环境危机教训，也在从理论上探究环境危机所表现出来各种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和政治之间细微联系，但经济和政治上明显毫无希望的惰性决定对于环境危机探究只能存在于理论层面，在现实生活实践中是很难落实的。这是环境理论与现实世界勾连过程中的人性阻隔，因此要想在现实世界中切实践行生态技术观，必须采取自觉而有效的“社会行动”，“需要把它与所有社会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力量联系起来，这些力量控制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的进程”，必须借助于社会力量方阵去重新规划技术圈。

（三）生态技术观的哲学意蕴

康芒纳从生产力技术层面分析环境危机根源，从而调和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并为其提出重新规划技术圈生态技术观等理论打下基础。其生态技术观蕴含了丰富生态哲学思想，值得考究。

第一，康芒纳对传统技术观的批判与反思，是对生态哲学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面对现实中严峻的生态危机，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单纯地呼吁和说教，而是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科学分析真实有效材料数据，运用生物学以及生态学专业知识严谨求证环境危机产生原因在于人造技术圈与自在生态圈之间冲突。但康芒纳的工作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继续追究这种冲突的理论根源，由此康芒纳展开对传统技术观批判，如技术工具论和技术价值论，技术工具论只看到了是达到目的的一种工具，认为技术与文化、价值、伦理等毫无关系，由此我们解决环境危机就不用改善技术，而只要保证使用技术的正确态度，环境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技术价值论分为技术决定论和技术与社会互构论，技术决定论指技术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要素，强调技术是自主的，而技术与社会互构论指技术不仅促进社会发展也制约社会发展，反过来社会发展状况也影响着技术发展状况。

第二，康芒纳技术观是一种全新的具有生态转向的技术观，渗透生态学思维方式。现代科技缺陷就在于技术的生态空白，康芒纳刚好在理论上补足技术这一空缺，重新发现技术四重性质。最首要的性质就是技术的工具性。康芒纳第一次将自然、人与技术联系起来，指出技术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人也将无法生存，这就是将技术看作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从而求得生存。其次，技术设计应具有社会性，而非个人性。主要强调技术设计应站在整个社会视角上，即把各种社会力量包括经济、政治、科学、人文、生态、正义因素赋予技术本质中，使技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制约下为人类服务。再次，技术具有复杂性。根据康芒纳提出的“生态四原则”，自然界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技术不应是曾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战略性技术，而应该是复杂的，综合考虑了各种影响因素而被投入使用，这也决定了技术的复杂性。最后，技术具有生态性。康芒纳主张技术理论应该实现生态哲学层面的转向，使技术在使用时就自带一种生态环保的自明性。

第三，康芒纳的生态技术观是积极和乐观的。康芒纳虽对传统技术进行了有力的、深刻的批判，指出了技术本身带有的致命缺陷，也强调了正是由于使用这种带有缺陷的技术使得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并使得挽救生态危机的各种努力收效甚微，这种世界环境的弊端很容易产生一种极度的悲观主义。但康芒纳却从环境危机自身深处发现乐观主义源泉：“一旦问题的各个分离部分之间的联系被发觉了，就有可能发现解决整个问题的手段。”环境危机是属于人类的社会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而并非人类生物能力产生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它是可以随着人类的社会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所以只要人类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行动与生态圈取得和谐一致时，环境危机就可以消除，人类也可以以一种人道的状态幸存于地球了。

四、伦理观之权利与义务

康芒纳肯定了自然内在价值，在客观上也承认自然界权利，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其生态伦理观主要涵盖生态伦理与个体生存、生态伦理与企业发展、生态伦理与国家建设以及生态伦理与社会责任。

（一）生态伦理与个体生存

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的荒野哲学家罗尔斯顿曾说：“伦理学在个人身上得到某种体现就像生命和物种要通过个体而得到体现一样。伦理学、生命、物种虽都超越了个体，但其也绝对离不开个体。……伦理是人们的生活世界，是其生存环境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位置，而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伦理学依托于个体才能彰显，而个体因为有伦理学的存在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所，这种相依相托的密切关系也存在于生态伦理与个体生存之间。

“自然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基本盟友。”这是康芒纳在伦理层面对个体与自然的生态断定。人与自然是基本盟友的关系，就是说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两个主体，各自有其對应生态位。这就有力地反驳和批判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这两种观点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观点，但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存在一种极端的倾向，不是以人为中心就是以生态整体为中心，这在逻辑起点上就将人与自然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其中，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其核心要义是以人为中心，衡量世间万物的标准是人的价值与利益，这种观点最大限度地强调了人的第一性，最大限度地扩大人类行为的自由度；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则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强调相对于母体的生态系统来说个体的权利与利益，因此，生态中心主义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环境的利益与人类个体的利益协调统一起来。

因此康芒纳生态伦理正是对这两种极端价值观的中和与解决：首先，就生态位来说，人与自然是平等主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生存于自然世界与人造世界之中，决定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人生存在地球上，自然属性要求人必须要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社会属性要求人要确保人的各项权利得到满足。这两种诉求看似冲突，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解决矛盾的衔接点，那就是要将人与自然看作两个平等主体，将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其次，就价值层面来说，人有价值，自然也有客观内在价值，自然内在价值就体现于满足个体生存的需要。因此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不仅能使人类获取更大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人类生存的根本目的；从伦理角度来说，人有向自然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的权利，自然也有权利让人遵循自然规律进行个体活动，而这也是人对自然要履行的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我们拥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理所应当地履行我们该履行的保护义务。

环境和生态问题事关人类的生存大计。“要想与地球和平共处，我们居住于地球上的各国人民先得和平共处。”将这种生态伦理行为范式用于指导社会实践，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和谐画面将会完美呈现。

（二）生态伦理与企业发展

印第安纳州美孚石油公司总裁约翰·斯韦林根曾说：我们的商业准则不是为了生产出能源，而是创造更多利润最好地回报股东的投资。可见利润对企业来说是至上的。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私营企业是经济运行命脉，且拥有高程度自主权，它们有权决定投资利润率高、市场占有率大，或其他有利于个人行业，无论是生产钢铁、化学品还是石油。康芒纳分析了企业具有的双重性质：一是从影响上看，企业仍具有其社会性，它不仅影响着社会就业状况和工人工资、工作条件以及整个行业命运，还影响着生态环境；二是就控制权而言，公司是属于私人的，选举管理人员完全由内部决定，他们除了遵守政府相关法规外对社会不负有责任。此外，企业自主权还集中体现在对生产技术的最大决定权。

二战后的美国，生产技术既是第一创造力，也是第一破坏力。在工业系统中，核电站既是发电的主要动力，也是制造核辐射以及化学烟雾的罪魁祸首；在农业领域中，各类杀虫剂消灭了农作物的天敌却将不可消解的有毒元素附在了农作物上，最后被人体吸收，还有氮肥虽然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却使土壤和水中的磷酸盐含量飙升，最终污染水资源及土壤；在交通运输方面，人们拥有汽车，生活更为便捷，但汽车尾气释放的铅、汞等有毒元素极易被儿童吸收，严重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如此等等，都显示出二战后美国的生产技术是造成环境危机的最深层原因。因此要想解决环境危机，必须从技术层面人手，而技术选择权和决定权又掌握在私营企业手里。由此私营企业对于环境危机产生是负有生态伦理责任的。

康芒纳指出：“建立在战后有着生态错误的技术基础上的新生产企业，其主要部分都必须完全遵循着生态上的正确路线去重建。”也就是说，企业应该树立新型的生态技术观：首先，无论是生产技术、商品效用还是商品数量，注入生态学维度考量，以符合生态学要求；其次，企业行动中应将现代伦理学的责任范畴贯彻始终，并注重企业道德原则和生态规范的践履；再次，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主体应该以身作则，在全社会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增强人类自我保护的健康生存意识和忧患意识。

（三）生态伦理与国家建设

在康芒纳看来，环境危机已使我们清楚意识到：“如果我们要生存，就必须用生态学的思想来指导经济和政治事务。”而国家作为管理社会的工具，需要运用生态学的思维来管理、建设社会；再者，在国际层面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交往，也应用生态学的思维来指导。

从国家内部建设来说，康芒纳并没有把解决环境危机希望放在“环境标准和限制的立法上，而是寄希望于这种立法可能导致的行动，也就是在生产体系中发生可以使其与生态系统和谐一致的各种变革”。在经济建设方面，致力于发展循环经济、构筑循环型社会，从整体和长远角度着眼，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共同纳入循环再生体系框架中，这样我们就需要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各类行业中发展更多符合生态系统要求的新技术。比如对所有可重新使用金属、玻璃以及纸制品的完全再造；从根本上控制和回收燃烧过程中以及冶炼和化学反应中产生废物；通过生态技术对城市地区进行科学评测和良好规划等。

在政治建设方面，少一些权利的贪欲——不惜利用环境的紊乱达到更大的政治权利，多一些生态政策以及生态立法，为生态社会的发展建设保驾护航；少一些自私的权术——为少数人谋取不该有的财富，多一些社会福利，让全部的民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少一些权利的封闭，多一些多市民权利的激活……不遗余力地从政治路径实现政治的生态化。政治经济的变迁会极大地影响到文化，这也使康芒纳认为我们可以为之努力的第三个方面，“开拓新的知识领域，这些知识会比当前所有的知识更密切地与现实世界的结构取得一致，同时更迅速地说明人类真正的问题”，如果以上三个层面的变迁都成为现实，科学和技术就会反作用于生产体系，从而使得“生态的复苏就可能成为一种不断扩大的、自我加速的过程”。进一步说，在这样完善的、生态的社会体系中，社会利益得到充分的实现，但我们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利益必然是把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民的福利放在首位的”。

从国际间的交往来说，康芒纳指出，若从环境观点来认识地球，地球是一個统一整体；若从人类活动角度来观察这个星球时，就会发现地球会分为南北两个半球——北半球分布着大部分现代技术圈以及由其创造的财富，而南半球则分布着地球上大部分人口，且这部分人口几乎处于赤贫状态。这个现象产生的结果是：南半球贫穷国家不但被剥夺世界上相应属于他们的财富，且还不得不忍受着北半球富裕国家在创造这些财富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恶果，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等恶劣环境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环境危机挑战，也遭受人口危机以及贫穷威胁。“生态主义者认同康芒纳关于生态危机的结论的真理性：‘要想与地球和平共处，我们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先得和平相处。”在此问题上，康芒纳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把世界的部分财富归还给发展中国家：第一，以货物的形式归还财富；第二，提供生产这些货物的技术形式，但这技术形式不包含造成生态圈污染的那些技术，而应该是经过技术变革后的生态技术。概括地说，对生态危机的解决，不是某一国家单独行动就能战胜的，而是各个国家相互配合，默契发展，国家之间重新平均分配现有的地球资源，不再掠夺，不再转移污染。就像罗马俱乐部佩西在其著名《未来的一百页》中所说，人类“对世界的自然资源没有绝对的使用权；人类必须尽可能公平地保护和共享之，不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如何”。因此无论是容忍贫困、种族歧视还是军事战争，在其本质上都是一种生态不正义的表现。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类，早已成为一种命运共同体。康芒纳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源不是在于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而是在于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方式。”

因此我们要想在地球上得以更好生存，不仅在经济与政治事务中需要生态智慧引导，在争取与环境和谐一致、争取生活在其中的人民间的和平上，更需要生态智慧支持。总之，社会有国界，生态无国界。

（四）生态伦理与社会责任

科学家和民众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也是康芒纳生态思想体系中的理论重点，由此在美国掀起一场“信息运动”波澜。康芒纳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就有责任有义务将各种研究资料、研究结果传播到公众中，因为“这是科学界的独一无二的责任”。就环境危机来说，公众有权利知道和了解环境中出现的各种危机，而科学家们作为知识的监管者，就应该把它们交给我们的市民伙伴们，而不是出于某种政治压力故意对公众隐瞒或编造。可以说，这是科学家们社会责任的体现，而这种社会责任暗示了一种伙伴关系，即科学家与市民之间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往往暗示群众运动高涨，群众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事实也证明“公共的舆论已经对各种危害做出了相当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从那些自一系列广泛的活动中产生的利益角度来说是可行的”。康芒纳指出：“并不是由于什么可以以某种聪明的规划来纠正的管理上的错误造成的，而是由于构成这场历史进军的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方阵。任何提出要治理环境危机的人，都因此承担着变革这个历史进程的责任。”这是对于社会各界领袖的呼吁，又是对自己的鞭策，也正是这种鞭策和以身作则引领了新的“生态时代”的到来。

五、相关评价、质疑与影响

康芒纳是美国著名生态环境学家，其生态思想集中表现在其《封闭的循环》和《与地球和平共处》中。由于他在美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影响力很大，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康芒纳的评价包含各种不同声音，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质疑的也有拥护的。

（一）相关学术评价与相关质疑诘难

学界对康芒纳评价主要集中三个方面：科学、民主和环境。在科学层面，针对“生态四法则”，西蒙一巴特勒（SimonButler）给予极高的评价：“任何忽视康芒纳第一定律的社会，即一切都与其他事物相关，都会引发生态和社会动荡。”在民主层面，康芒纳传记作者迈克尔·伊根（Michael Egan）认为，康芒纳对科学家和公众二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将美国的民主向前推进了一步，实际上发起了一场“科学信息运动”，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途径“交流技术信息，使公众可以更好地参与社会、政治和环境的辩论”。在环境层面，迈克尔·伊根高度称赞康芒纳：“在过去的50年里，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在塑造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代》杂志不仅以康芒纳作为杂志封面，还将康芒纳称为“保罗的生态敬畏”，说康芒纳“比其他任何一位美国科学家都做得更出色了，他说出并唤醒了人们对生活质量下降的紧迫感”，充分肯定了康芒纳在唤醒和提升人类的环境意识上的重要作用。还有Peter Dreier这样评价：“康芒纳将环境问题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正义观联系起来。他呼吁注意环境、民权、劳工和和平运动之间的相似之处。他将环境危机与贫困、不公正、种族主义、公共卫生、国家安全和战争等问题联系起来。”也有人认可康芒纳在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康芒纳也是环境运动关于人口规模与环境恶化关系的辩论中的关键人物”。

在中国，学者对于康芒纳的评价多数具有偏向性，尤其对生态技术观表示认可，并就其生态思想对中国的启示方面给予高度赞扬。美国《企业周刊》这样评论康芒纳《封闭的循环》一书：它是自《寂寞的春天》以来最好和最有挑战性的书之一，它也可能同样引起争论。而这些争论主要表现为对康芒纳某些思想的不赞同，有学者认为康芒纳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技术变革的本质和规律，且没有指明现代技术向生态技术转变的内在原因和具体路径，而且对于如何促使公众、企业、社会组织、政府各利益方的生态化转变都没有具体论述，如迈克尔·伊根认为“他把技术作为影响环境危机的唯一重要因素也是有问题的”；还有学者认为，康芒纳生态技术思想不适宜于中国人口大国基本国情，“在人均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以及每单位商品产生的污染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总数的增长也会引起总污染量的增长”，因此，建议中国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通过限制人口来保持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对于这一观点，我们还是持保留意见的。这就像是主张控制人口的建议者之一盖瑞特·哈定“公共食堂的悲剧”：把生态系统比作一个公用的牧场，牧场里的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最大限度地占有牧场，扩大牧群，直到牧场被彻底毁灭。康芒纳将这种观点称为野蛮理论，理由是为了“幸运的少数人”继续生存的权利，而否定更大范围的人数或是每个人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平等权利。

（二）学界重视程度与学术思想影响

随着环境危机的扩大与环保运动的深入发展，康芒纳思想逐步获得国内外学界关注，为美国乃至世界的环保运动起到思想启蒙甚至是精神引领作用。

不论是康芒纳的“生态四法则”，还是生态技术观和生态伦理观，都对美国以及世界的生态思想和环保实践提供了理论铺垫和精神动力，特别是深化了人们对环境危机的认识，并提供了解决环境危机的具体实践方向，使得他成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对人类与环境问题最有见识与说服力的代言人。

康芒纳的生态思想改变了二战后美国和欧洲的实践和政治。1970年12月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EPA）。在1970-1977年间美国国会陆续通过多项重要环境法规：《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环境杀虫剂控制法》《清洁空气法》《水质量法》等。20世纪90年代，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在其报告《为人类和地球彻底改造城市》中指出：在城市问题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是未来人们居住的主要环境，因此必须借用生态学思维把规划本国城市放在长期发展战略的地位；在资本主义工业系统上，必须改变以往对有问题的局部环节修修补补的病态，转而必须实现整个技术圈的生态化转向。美国从1993年开始制定“国家环境技术战略”，1994年发布“面向可持续未来的技术”等战略与计划，1997年成立“绿色化学院”以及“绿色化学研究所”等国家级研究机构。此外，德国以生态化技术为基础的循环经济尝试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欧洲开始将发展生态技术列入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战略议程。

康芒纳的生态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与建设具有深刻的指导性意义。其影响和启示至少体现为以下三点：一是“生态四原则”启示我们要从生态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发展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任何决策都要与自然规律相符合。中国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谐共生就意味着对冲突与矛盾的合理规避，这种合理规避符合马克思“合理调节”的思想，“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话来说，就是“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二是生态技术观启发中国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技术进行符合生态要求的创新引领和社会管理。不得不承认，中国有着美国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在美国，企业拥有比政府多的技术选择权与决定权，这就导致技术的生态变革所面临的问题充满多样性与复杂性；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政府是人民政府，这使得中国科技的生态化变革在政策的统一管理下将产生一种整体协调变革的趋势，而环境危机的解决正需要这种强大而坚定的力量支持。三是生态伦理观要求个人、企業、国家等社会主体必须树立起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以及道德责任意识，构建以政府为指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共同为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负全责。我们要始终明白，对大自然的热爱实质上是对人类自身的热爱，对大自然的保护和尊重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保护和尊重。面对人与自然的冲突，我们不应我行我素，只关注自己；面对当前不可避免的生态危机，也不应该悲观失望，顾影自怜。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所谓的造世主，人类的未来自始至终都取决于人类自身的选择。

[作者简介：刘雨婷，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包庆德，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暨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张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