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重花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02-0043-01

习总书记在2014年和2016年分别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那么，习总书记为什么要提“文化自信”？这个概念的提出，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本文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回答我国在当下提出“文化自信”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

一、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大”

1793年，英国使者马噶尔尼率领了庞大的使团来中国给乾隆皇帝祝寿，当然，真正的目的是开通中英的正常贸易往来，但最终的结果是马噶尔尼受到了大清帝国傲慢的回应与冷漠轻视，怏怏而归。乾隆皇帝以及大清官员对大英帝国使者的这种傲慢态度，源自中国历史上一贯的“文化自信”心理。这种“文化自信”和当时英国社会的真实发展来比较，则反衬出大清皇帝与官员是一种“文化自大”的自欺欺人的表现，因为当时的英国从它历史发展的劲头来说，确实要进步于当时的“清王朝”。1793年的英国，在政治上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开始了工业革命机器生产，文化上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的追求。而当时的中国，还沉浸在农业社会的传统暮歌之中。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闭关自守”、坐井觀天，认为“天空”还是“历史的天空”，却不知“历史的天空”早已风云变幻，今非昔比。

二、从“文化自大”到“文化自卑”

国人这种“文化自大”心理，在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也没有大的改变，仅仅只有林则徐魏源等几人认识到了中国不是在一切方面都优越于“英夷”的，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至少认识到了“英夷”在一些方面可以当我们的老师。但是从整体的文化态度上来说，林魏还是认为中国在文化整体上是优越于西方的。二十年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给整个朝廷以沉重的精神打击，所以才会有曾左李章领导下的“洋务运动”，虽然风雨激荡历经三十年，但是因为无论从实际掌权者还是整个社会认识程度上，都仍然是沉浸在一种“文化自大”与“文化自欺”之中的。

国人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文化落后，是“甲午一战”。光绪皇帝痛哭流涕，康梁等“公车上书”，决心师承日本，“变法图强”。可以说这时的国人，已经从一种“文化自欺”“文化自大”的虚骄中，开始了文化上的不自信与怀疑。而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则是最高统治者的一种对于本国和西方文化制度的表态，但囿于无论从最高统治者还是社会各层次来说，思想上的认识都还比较肤浅，所以“新政”也没有使国人找回“自信”。但国人对自己文化态度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等到孙中山等“革命派”人物，就认识到中国的旧制度是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并最终推翻了旧的制度。而从思想宣传上给国人进行“制度”与“文化”洗礼的，则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梁漱溟等人的观点，是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种更为客观理性与中肯的认识。

三、“经济自信”与“文化自信”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近代国人对自己文化的一种深深的自卑，首先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的物质侵略下的中国的“经济物质自卑”的基础上的，因为物质上的落后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落后。

所以近代国人的一种“自救”，也是追求“物质自强”开始的，尤其是在1949年后的中国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最终的奋斗目标来说都是以建立一个“物质经济强大的中国”为目的的。国人这种渴望经济物质强大而又不能强大的心理，是反映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的，也是反映在2000年前后的我们单一追求GDP的发展速度中的，因为“物质经济”的强大是“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至少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前，我们的“物质自信”是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也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才从经济发展总量上超越了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因为一个世纪来的文化心理的自卑，使不少国人总觉得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从根本上是落后于西方的。

所以，纵看历史的发展，国人的文化心理，从先秦到唐宋元是一步步建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从明清到1900年“庚子变乱”前是文化虚骄自大自欺过程，1900年庚子变乱后到2000年整整一百年是文化与制度自卑的过程，而现在，我们的国家，在自身经济物质逐步强大的基础上，又是重拾自己的文化与制度自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