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改革角度特别是国内经济改革的角度对中苏两国作了简略对比，认为，两国改革的起点不同，物价改革的方针政策不同，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先后进程不同，由此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尤其是中国坚持了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权，才使得改革开放能够顺利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关键词】 改革开放;成功经验;苏联教训

关于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不断把改革推向深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2]

进入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破解发展中遇到难题，化解来自国内外的风险挑战，除了积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别无他途。为了更好地抓住和用好历史发展机遇，抢占决胜未来的制高点，啃下“难啃的硬骨头”，对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宝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就显得尤为必要。同样是改革，作为当今世界上第一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其改革则出现迥然不同的结果，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国家解体。尽管苏联解体快三十年了，其教训仍然十分深刻。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3]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苏共终究没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之路拉开了序幕。进入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联在总结以往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掀起新一轮改革浪潮。在当时，这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引起世界关注。同样的改革，却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苏联的改革，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却使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发生逆转，苏联解体。中国的改革使政局更加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改革开放成效显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日益彰显。

当然，改革导致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因、外因，又有远因、近因。窥一斑见全貌，本文仅从改革角度特别是国内经济改革的角度对两国作一简略对比，就能使我们愈加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宝贵经验。

一、改革的起点不同

从前苏联来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拔重用了一批主张企业自治的经济学家，因为他认为，苏联经济停滞的罪魁祸首是“管理部门”，经济主管部门中官僚主义严重，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受到限制。因此必须加强企业和劳动集体的自主权，千方百计调动工人的上进心和积极性。1986年以后，苏联相继通过了《劳动集体法》、《企业法》等法律法规，宣扬实行企业自治，扩大劳动集体和工人代表大会的权力。规定劳动集体或工人代表大会拥有选举企业经理和工厂领导的权力，可确定工资水平，确定产品价格。然而这些措施推行后，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权力下放后，无论是企业领导，还是工人代表大会，都未着力加强生产、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相反却想方设法提高价格，提高企业工资报酬。这样不但没能增强苏联经济的活力，反而加深了地区和部门的条块分割，使本已紧张的国家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同时，在经济改革的背后，已经埋藏下民族分裂的“种子”。在经济领域改革碰壁后，戈氏迫切需要找到另一途径，于是把目光转向社会政治领域，希望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找到突破口。

种种改革均不见成效，苏联社会消费品市场的商品一天天短缺，社会生产严重衰退，1990年经济出现负增长，1991年负增长达12%，财政赤字和国内外债务惊人增长，通货膨胀，卢布大幅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失控。

在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实行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中国改革的起点之所以在农村，因为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如果不解决广大农民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安定。同时，工业发展也需要农业提供各种原材料，其中40%左右的工业原料、70%的轻工业原料来自农村。农村还是工业制成品的重要市场，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涉农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农村改革必然为城市工商业改革创造条件，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物价改革的方针政策不同

苏联在实行物价改革时，高通货膨胀，社会出现大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商品市场供给告急，食品等日用生活必须品几乎从货架上消失，居民紧张不安地等待价格改革政策的出台。1989年，政府宣布放开物价，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物价似脱缰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据官方公布的材料显示：当年的社会消费品价格和服务费用比1985年高出好几倍，物价上涨幅度竟达700%，仅几年光景，许多商品的价格上升了近10倍，甚至更多。而同期居民的收入不增反降，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终导致社会混乱不堪，改革失败。

中国的物价改革遵循的原则是逐渐有序地放开物价。1988年邓小平说：“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各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差价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上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财政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就更少了。所以，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4]小平同志的谈话表明，其一，中国的价格改革是逐步推进的，先从农副产品开始;其二，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主动进行而不是被动应对的;其三，中国物价改革的目标是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人民群众收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为全面经济改革奠定基础。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只在1988年达到最高点——10%多一点，而苏联同期达到91%，1991年以后更高。

由此可见，价格改革逐步有序进行，不能急风暴雨式，必须时时考虑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承受能力，不能损害人民的日常生活。只有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经济改革才能进一步深入下去。

三、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先后进程不同

1988年6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虽然会上有的代表准备讨论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但戈尔巴乔夫掌握了会议的进程。他坚持，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改革注定要失败。结果，以戈氏为代表的革新派获得了主动，占了上风。他幻想避开经济改革长时间艰苦的努力，选择一条成功的捷径，祈望通过政治放松和机构改组，或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改革效果。实际上戈氏为自己埋下了一颗颗“地雷”，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在苏联内部，政治松动，经济处于困境，促使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也愈发明显。最后，一张撕毁苏联的大旗——民族独立，高高举起，1991年11月，苏联解体。12月27日，当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到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准备收拾行囊时，叶利钦已端坐在他昔日宽大的座椅上，令他尴尬万分。

伴随着中国经济领域改革的顺利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开始有条不紊地实施，否则就不能有效地保障经济领域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其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正如邓小平所说：“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

总之，从中苏两国改革的进程可清晰看到，中国的改革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采取逐步推进、稳中求进的方针，避免大起大落，而且中国的改革始终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保持和维护一个和平稳定的改革环境，具体进程是：农村改革当先，城市改革紧跟，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取得巨大成功。而苏联的改革没有在苏共的绝对领导之下，没有依靠人民群众，无论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改革都采取疾风暴雨式，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然会出现政局动荡，物价飞涨，经济持续衰退，人民生活艰难，最终的结果就不足为怪了。

以苏为鉴。习近平总书记归纳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宝贵经验：第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正确的方向，就是要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第三，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科学统一。第四，推进改革必须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也是我们各项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都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任何方面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坚强有力，我们改革开放的各项事业就能健康顺利发展。反之，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因此，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5]第六，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改革发展成果要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4（1）67-68.

[2] 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7.23.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4.10（1）91.

[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1）1232.

[5] 習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人民出版社，2017.10.

【作者简介】

王兴仓（1972—），法学硕士，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