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对体育的需求也不断提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体育需求与体育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1]，矛盾的根源主要表现为体育供给不平衡不充分[2]。公共财政是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满足大众体育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最根本、最重要的物质基础[3]，那么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供给手段——公共财政是否出现了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以来，我国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规模水平和均衡水平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有，那么横向来看，各地区之间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不平衡差异及演变趋势如何？纵向来看，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不充分性及演变趋势又如何？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些差异？我国体育事业本身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发挥公共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对解决体育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探讨我国体育事业公共财政支出的时空动态差异及其演进趋势、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查阅的相关文献来看，学者对体育公共财政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公共财政规模与结构的评述、体育公共财政支持各类体育事业发展的现状及路径、中外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比较、体育公共财政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如李丽等[4]结合历年国家体育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从体育事业发展的政策依据、历史经验、时代要求等方面分析了体育事业对公共财政保障的需求；卢志成[5-6]则从公平性角度分析了我国体育公共财政支出，认为我国公共体育财政支出存在向竞技体育倾斜、区域不均、城乡悬殊等不公平现象；李丽[7]、冯国有[8]、王钊[9]分别从民生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场馆对外开放视角，研究分析了体育公共财政支持体育事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他们认为，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体育事权配置不合理，应不断提高体育公共财政投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明确重点支持的领域；杨叶红[10]、王松[11]通过对美国、德国等国家财政制度及体育体制实践考察，从政策法规、经费来源、财政支出方式与范围、绩效评价等维度分析了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安排的模式和特点，认为财政模式与体育体制应匹配，并提出了优化我国体育公共财政的启示和建议；黄道名[12]、张羽[13]则研究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学者对我国体育公共财政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与启示，这为深入研究体育公共财政提供了前期积累和重要支撑，但相关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对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空间分布差异的动态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还不够。基于此，本文利用2012—2017年各省（市、区）体育财政决算数据来分析区域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差异，并考察这一差异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空间分布差异及其演变趋势的衡量方法

一般而言，衡量区域差异的方法主要有泰尔指数、平均对数离差、非参数估计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在实践应用中都很广泛。泰尔指数是泰尔于1967年提出来的，主要用于研究收入差距等问题；非参数估计法能够有效地考擦样本分布动态的演变趋势。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式中：T表示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总泰尔指数；Tw表示省级区域内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差异程度；Tb表示省级区域间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差异程度；Y表示30个省（市、区）的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总和；N表示各省（市、区）的总人口；Yij和Nij分别表示每一区域内的体育公共财政支出、人口数量。

平均对数离差的计算公式：

式中：D表示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平均对数离差；n表示30个省份；xi表示各省（市、区）体育公共财政支出；x表示xi的平均值。

非参数估计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Kernel核密度函数本质上是一个权重函数，主要通过观察核密度图中的峰度和偏度等信息来考擦区域空间分布差异及其演变趋势，Kernel密度估计已经成为研究空间分布差异的一种重要的非参数估计方法。本文采用其中的Gaussian核密度函数来计算各区域体育公共财政空间分布差异及其演变趋势，计算公式为：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数据来源于2012—2017年各省（市、区）体育局和政府预决算信息平台公布的历年决算数据；使用的各地区转移支付数据来源于国家财政部公布的2012—2017年决算数据；各省（市、区）人口数量、GDP、等级运动员数量、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支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区）发布的历年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1）由于海南省体育局与文化旅游合在一起，没有单独的体育决算数据，故本文研究对象是除海南省、港澳台以外的其他30个省（市、区）；（2）根据一般研究的分类，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广西11个省（市、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9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宁夏、西藏10个省（市、区）。

好的问题应当具有开放性，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学生才能有所思考．问题过于直白，会代替了学生的思考，将最有价值的部分忽略掉．本节课中，反复的一个问题是：“你对该图形有哪些认识？”这个问题看似比较模糊，实际经过反复的打磨，就是希望把“想”和“说”的权利还给学生，让学生有时间去思考如何认识图形，应当从图形的形状、大小和位置关系去观察．教学中的提问不一定要多，但给学生 “想” 和“说”的时间一定要多，这样建立师生良好的沟通平台，这就是好问题的作用．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时空动态差异及其演进

2.1.1 我国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时空演变的可视化描述 本文利用相关软件，绘制了2012年和2017年30个省（市、区）的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和人均公共体育财政支出的空间分布图（见图1~图4）。总体来看，我国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空间非均衡性显著。从支出规模来看，我国省级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发展较快，6年间总规模上升幅度超过50%；人均支出年均增长率达到10%，但总体水平依然较低，与其他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文化、卫生等有很大差距。从分布集聚区域来看，省级体育公共财政总支出和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空间分布分别有共同集聚区域，体育公共财政总支出呈现高值集聚的是东部及沿海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呈现低值集聚的是中西部地区（如青海、新疆、宁夏、吉林等）。这表明，2012—2017年间我国体育公共财政支出三大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空间集聚效应十分显著。进一步地，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被认为是衡量财政支出公平性和均衡性的重要指标[14]，省级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空间分布则与前述有一定差异，呈现高值集聚的是部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如北京、西藏等），呈现低值集聚的主要是中部地区（如河南、湖南等），中部地区的人均公共体育财政支出最低；数据显示，2017年东部地区天津、上海等地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超过100元，西部地区西藏、青海等地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也显著高于均值，而中部地区河南、江西等地不足10元，这与传统认识认为西部地区投入不足有一定区别，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获得中央转移支付力度较大且人口相对较少，中部地区投入水平较低的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

图1 2012年省级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总额分布/亿元Figure1 Total Sports Finance Expenditure in 2012

图2 2017年省级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总额分布/亿元Figure2 Total Sports Finance Expenditure in 2017

2.1.2 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空间非均衡性度量 根据公式（1）、（2）和（3），本文用泰尔指数和平均对数离差度量了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空间非均衡性；利用泰尔指数对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非均衡性演进进行了度量。

图3 2012省级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分布/元Figure3 Average Sports Finance Expenditure in 2012

图4 2017省级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分布/元Figure4 Average Sports Finance Expenditure in 2017

无论是采用泰尔指数还是平均对数离差，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空间非均衡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螺旋走势，且2017年泰尔指数及其上升幅度显著高于前期。结合统计数来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部分省份因为全运会大幅增加了财政支出（如主办城市天津2017年支出较2016年大幅提高66%，其中竞技体育支出增长了1倍，但在2018年又降至2016年水平），而其他省份并未显著提高支出，由此造成了不均衡程度扩大。总体来看，区域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非均衡程度在保持相对平稳的同时有扩大趋势，这表明，虽然近年来各地区对体育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但由于地区经济规模、增速等因素，导致各地对体育财政投入存在显著差异，从而扩大了省域间体育财政支出的非均衡差异（见图5）。

图5 2012—2017年省级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不均衡指数Figure5 Unbalanced Index of Provincial Per Capita Sports Public Financial Expenditure in 2012—2017

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空间非均衡性主要是由各区域内部非均衡性决定的，尤其是东部和西部地区内各省间的非均衡性。东、中、西3大区域内部的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非均衡性较高，反映非均衡性的泰尔指数在最近3年呈现连续上升态势。2017年，3大区域内部造成的非均衡差异对总体非均衡差异的贡献率超过80%；3大区域中，东部地区非均衡程度最高，西部地区次之。2017年，东部地区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最高的上海是最低广西的27倍，西部地区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最高的西藏是最低云南的7倍，而中部地区的极差只有3倍。值得注意的是，东、中、西3大区域间的非均衡性较低，且呈现下降态势，这表明，公共财政支持东、中、西3大区域体育事业发展的均衡性较高。由此可见，如果要缩小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空间非均衡性，提高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公平度，应以东、西部，尤其是东部为重点（见表1）。

表1 2012—2017年全国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泰尔指数Table1 Theil Index of National Per Capita Sports Public Finance Expenditure from 2012 to 2017

2.1.3 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Kernel密度估计 利用Stata软件，采用Gaussian核密度函数绘制了2012—2017年全国30个省（市、区）和东、中、西部3大区域的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Kernel密度估计的分布动态演进趋势。

根据全国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核密度演进趋势可以得出以下3点结论：（1）从波形峰值来看，波峰峰值呈现连续下降态势，表明全国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变大，而且这一差异扩大的趋势越来越显著；（2）从波形移动趋势来看，波形整体呈现向右移动的趋势，说明我国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右移不显著，说明提高的幅度还有待进一步扩大；（3）从波形尾线来看，波形右尾线逐年拉长，表明部分省份（如西部地区甘肃、宁夏、贵州）的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发展较快，而有些省份（如中部地区江西、河南、湖南）的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发展缓慢，两者之间形成了较大差异（见图6）。

图6 全国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核密度Figure6 K Density of National Per Capita Sports Finance

根据东、中、西3大区域内部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核密度演进趋势可以得出以下3点结论：（1）从波形峰值来看，3大区域波峰峰值均呈现连续下降态势，尤其是东部和西部下降较为显著，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差异在不断变大，不均衡趋势越来越明显；（2）从波形移动趋势来看，3大区域波形均呈现向右移动趋势，表明3大区域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均有所提高，东部地区右移更为显著，说明东部地区较中西部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增速更快；（3）从波形尾线来看，3大区域波形右尾线均拉长，尤其是东部地区波形右尾线拉长趋势更为显著，表明东部地区各省之间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发展增速的不均衡性更为强烈。数据显示，2017年较2012年，东部地区河北、上海、福建等省（市）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增速均超过一倍，而辽宁、山东增速很低，几乎无增长（见图7~图9）。

图7 东部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核密度Figure7 K Density of Eastern Per Capita Sports Finance

2.2 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与实证分析

2.2.1 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假设 根据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相关理论，结合学者已有研究，可能影响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差异的主要因素如下。

图8 中部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核密度Figure8 K Density of Central Per Capita Sports Finance

图9 西部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核密度Figure9 K Density of Western Per Capita Sports Finance

（2）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水平。一般而言，地方政府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水平越高，其财政保障能力就会越强，也就越有可能（能力）增加包括体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投入。本文用地方政府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来表征中央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水平。

（3）财政支出用于经济建设的比例。具备充足的财政能力并不意味着有足够意愿增加包括体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投入，尤其是我国长期以GDP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地方政府则有较强的动机将公共财政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这就相应减少了公共服务投入。2017年，各省（市、区）财政决算数据显示，地方政府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均值为52%，而用于文化体育传媒支出比重均值仅有1.83%，而且这一比重呈现连续下降态势。因此，财政支出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越高，则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就越低，进而很可能降低了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本文用经济建设领域财政支出比重来表征这一比例。

（4）地方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从各省（市、区）体育局财政决算数据来看，竞技体育财政支出比例较高，占比超过30%，而且竞技体育长期是考核地方政府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地方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越高，地方体育局越有可能获得财政支持。考虑到地方体育局获得财政支持的主要动力很可能来源于前一年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本文用滞后一年的每万人等级运动员数量来表征地方竞技体育发展水平。

2.2.2 模型的建立 为验证上述因素对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影响，本文选取如下计量模型：

式中：as表示i省t年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x1it-x4it分别表示i省t年人均GDP、中央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比重、财政支出用于经济建设的比例和竞技体育发展水平；α1-α4分别表示4个因素的影响系数；α0表示常数项；δit表示随机扰动项。为降低数据量纲不一带来的误差，所有数据均取对数。

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或差异）短期变化并不显著，那么在保持现有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或差异）的情况下，其他因素是否显著地影响了人均公共体育财政支出水平呢？为此，本文建立以下模型进行验证：

式中：as表示i省t年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x1it-x3it分别表示i省t年中央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比重、财政支出用于经济建设的比例和竞技体育发展水平；β1-β3分别表示3个因素的影响系数；β0表示常数项；δit表示随机扰动项。

2.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利用stata软件，并借用Hausman检验选取最优模型，对全国和3大区域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的最显著因素，全国人均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将提高1.3个百分点；人均GDP对3大区域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也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西部影响最大，中部最低；其他因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水平、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和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对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影响不显著（见表2）。

表2 模型（5）的GLS回归结果Table2GLS Regression Results of Model（5）

在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或差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是影响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主要因素，两者呈现负相关，与分析假设一致（见表3）。全国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可拉动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增长2.52个百分点。从3大区域来看，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对中、西部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3.74和-5.62，对西部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结果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是以GDP为基础，采取“对上不对下”的考核方式，即主要面临上级政府监督，而不是来自大众的评价与考核，因此，地方政府就有强烈动机将财政更多地投向经济建设领域，进而挤占了包括体育事业在内的民生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由此可以看出，在既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通过降低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可显著提升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作用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很可能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大多投向了经济建设领域，较少投入到包括体育事业在内的公共服务领域。

表3 模型（6）的GLS回归结果Table3GLS Regression Results of Model（6）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本文利用2012—2017年全国30个省（市、区）体育财政决算数据分析了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时空动态演进轨迹及影响因素，主要得出了以下2点结论。

（1）考察期内，我国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存在区域不平衡、规模不充分现象。从横向来看，省际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差异显著，反映空间非均衡程度的泰尔指数呈现扩大趋势，这主要是由东、中、西3大区域内部非均衡性决定的，东部地区内部各省之间差异最为显著。Kernel密度分布演进趋势图表明，3大区域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省份发展较快，但东部地区内部发展增速的不均衡性更为强烈，中部省份整体发展缓慢。从纵向来看，省级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总规模和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虽然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总体支出水平依然较低，尤其是中部地区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最低。

（2）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地方政府对经济建设领域的投入程度也是影响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主要因素。人均GDP的提高可显著扩大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全国、东、中、西部人均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相应提高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1.3、1.2、0.6和2.0个百分点。全国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可拉动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增长2.52个百分点，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对中、西部人均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3.2 政策建议

（1）优化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方式，加快财政支出结构转型，进一步扩大体育公共财政投入规模和比重。考虑到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将财政大多用于经济建设领域，且这一因素对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建议，应进一步弱化对地方政府以GDP为主的考核方式，明确地方政府在体育事业发展领域的职责，并强化对体育事业财政支出的绩效考核；此外，考虑引入大众参与机制，加强公众对地方财政支持体育事业发展的监督，以此增加地方政府提高体育事业财政支出的动力和压力，从而进一步扩大体育公共财政投入规模和比重。

（2）加大对体育事业的专项转移支付水平，专项转移支付的重点区域应以中部地区和投入不足的部分东、西部地区为主。考虑到地方政府将中央转移支付大多用于经济建设领域，建议以提高体育事业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为重点，通过财政资金对体育事业发展的“专款专用”来实现地方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水平的提升。考虑到中部地区整体体育公共财政支出规模最低、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建议应着力扩大中部地区的体育事业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投入较低省份如广西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此外，西部地区四川和云南也应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