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暑期档，两部国产影片《建军大业》和《战狼2》刚上映就迅速引爆市场，尤其后者势如破竹打破多项国产电影票房纪录，最终以56.83亿人民币的惊人数字登顶中国电影票房榜首，甚至一举冲入全球影史票房TOP100，成为该榜单中唯一的非好莱坞电影。其后，2018年春节档完成大逆转的《红海行动》，又以36.49亿票房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榜亚军。自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影史票房榜首次出现冠亚军均由“主旋律”电影占据的景观，这或许也意味着曾长期处于低谷的“主旋律”电影经过新世纪以来的创新发展，主动求新、求变，不断突破、突围终至崛起，完成了奇迹般地逆袭。

一、“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探索

“主旋律电影”是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影坛出现的概念，通常是指传播主导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片，主要包括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英模人物题材影片两大类，《大决战》《开国大典》《焦裕禄》《孔繁森》等都是“主旋律”电影的代表作品。此外，也包括一些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精神指向的影片，如《鸦片战争》《黄河绝恋》《我的1919》《横空出世》等等。“主旋律”概念是为应对“众声喧哗”的时代文化背景而提出的。在1990年，“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文艺电影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尤其是电影产业化改革之后，《英雄》《十面埋伏》《功夫》《赤壁》等商业大片迅速崛起。2002-2008年年度票房榜前十中，商业大片已占据了90%的统治性份额，而《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等文艺电影则通过国际获奖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全新的竞争格局面前，“主旋律”电影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若不能改变传统的创作观念，便不能适应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以及观众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只有回应挑战，完成自我的“突破”，才能在新的电影文化格局中“突围”。

对此，一些导演开始尝试突破。2004年，尹力导演了影片《张思德》。这个因“老三篇”而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名字，第一次以主人公身份在银幕上出现。青年演员吴军塑造了一个憨厚、质朴、青春、热情，甚至不乏喜剧色彩的张思德形象。本片并不像《大决战》那样表现历史的风云际会，而是聚焦于毛泽东与普通一兵之间的关系，透过延安的日常生活，表现了革命者身上的人性与人情之美。没有口号化的台词，而是通过细腻动人的细节呈现和情感表达，从大历史之外的微观视角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亲和力，“主旋律”開始有了新的“温度”。本片罕见地获得了4000万元票房，名列2004年国产片票房榜第5位，展现了“主旋律”寻求“突破”的可能性。2006年，尹力导演了另一部代表作《云水谣》。这部以两岸关系为背景的影片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片中陈秋水与王碧云的爱情浪漫感人，而金娣与秋水之爱更是荡气回肠，饰演金娣的李冰冰在影片中贡献了可能是她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次表演，将一份执着坚定的爱表现得动人心魄。

在这两部影片中，“主旋律”影片常见的故事模式化、人物脸谱化、说理口号化的缺点，逐渐被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和细腻的情感所取代。不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虚构的艺术创作，不同的政治诉求被置换为可以被理解和沟通的伦理情感，从而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自然转化。“通过伦理感悟来包装政治主题或者说完成政治主题，使政治意义自然地通过伦理情感得到传达。”[1]这种方式在1990年便已经出现，在进入新世纪之后逐渐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艺术策略。“主旋律”电影生产逐渐从计划经济、宣教模式的封闭循环中走了出来，开始被纳入到了现代电影工业和文化产业体系当中。

“主旋律”求新、求变的尝试已经开始，真正的突破来自2009年的《建国大业》。《建国大业》由韩三平、黄建新执导，作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和人民政协会议建立六十周年的献礼影片，影片保持了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电影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壮阔的史诗性，具有典型的文献纪录式风格，这些都与《大决战》等影片一脉相承，而变化也正在悄悄发生。

在历史呈现方面，《建国大业》以全新的视角，尝试贴近和还原历史真实，以立体化、个性化而非脸谱化、程式化的方式进行角色塑造，以更加柔性而非生硬的方式进行理念的传达。片中，毛泽东、蒋介石及一众人物形象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淮海战役捷报传来，根据地人民欢天喜地，周恩来、朱德等端着酒高唱国际歌，一旁倚靠着墙的毛泽东酒至微醺，沉浸在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中。而在另一边，黯然下野的蒋介石，在台阶上与儿子蒋经国促膝而坐，不得不面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历史发展的结局，人物内心的情感和思想转折，在一喜一悲的对比中已经展现了出来。变化体现在了点滴的剧情细节当中，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的距离，也改变了观众回望历史的视角。在思想传达和艺术表达方面，“主旋律”电影已有了明显的进步。

《建国大业》最引人瞩目的是对于商业电影制作方式的借鉴，大成本、大制作、大阵容、大营销，“主旋律”电影开始主动与产业化的时代大潮相对接。作为史诗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影片多线叙事和群像式人物塑造的特殊艺术形态，使得借鉴商业大片的明星化策略成为可能。本片最终一共使用了187位明星担任主演或客串，其规模可称前所未有，创造出了“数星星”这样独特的观影奇观。这些每人单独都足以担纲大制作的明星，汇集在了同一部影片中，明星效应放大了影片的影响力，而他们基于自身形象、气质及对人物的理解，又赋予了大小角色独特的艺术魅力。比如，刘烨饰演的红军战士，陈凯歌饰演的冯玉祥，冯小刚饰演的杜月笙，陈坤饰演的蒋经国，包括葛优和王宝强的短暂出场，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超大规模明星阵容模式并非完全是市场化的，但它的确借用了商业化明星制的形式，开创了一种相当独特的艺术形态，并使之成为自己显著的特色之一。

《建国大业》最终获得4.15亿票房，成为年度票房冠军，这是产业化改革之后票房最高的“主旋律”电影，影片也因此成为了年度重要的文化事件。坚持“主旋律”的精神品格，同时主动借鉴商业电影的制作模式，“主旋律”电影通过商业化策略升级转型，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国电影产业格局中的突围。《建国大业》之后的《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等影片，都延续了“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制作”的创作策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二、 商业电影的“主旋律”转向

随着电影文化的发展，“主旋律”电影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一些商业类型的电影开始主动向“主旋律”方向靠拢，它们借鉴使用传统的“主旋律”题材，或者在主题上自觉趋近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开始逐渐形成“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新现象。

同样在2009年，由陈可辛监制、陈德森导演、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十月围城》，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与好莱坞电影一样，为了赢得更多的国际化市场，香港电影通常会自觉以娱乐化面目示人，有意远离政治题材。然而，《十月围城》却相当罕见地反其道而行之，讲述的是一个“革命”故事。影片的题材和主题是严肃的，但它的形态却是类型化的。作为一部动作剧情片，《十月围城》具有高度的戏剧性，从行动筹备到执行过程一波三折，而动作性也相当突出。而影片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主题的传达，参与行动的六义士都有其个人化的扎实可信的行为动机，他们是卑微的贩夫走卒、赌徒乞丐，或为报仇，或为报恩，或为行侠，或因男人和父亲的责任，一一慷慨赴死，共同完成了一件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正是在扎实的微观叙事背景下，孙中山陈述牺牲之于“革命”的意义，离港时的泪目，显得更加深沉凝重，感人至深。

《十月围城》的拍摄，是香港电影与内地市场及文化政治相融合的产物。这部陈德森筹备10年的影片，故事创意源于陈可辛父亲拍摄于1973年的《赤胆好汉》。影片之所以能够以1.5亿巨额投资开拍，与内地庞大的市场空间以及内地观众对于严肃题材的审美取向有着直接关系。片中，许多看来相当“革命”的台词，是监制陈可辛亲笔添加的。其原因在于，“虽然我对人性有怀疑，但是爱国的情感在我的血液里却是很天真、很浪漫的。我这样写并没有讨好领导的意思，完全是自发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比谁都主旋律。其实香港人看似人情很薄，但是香港与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一脉相承的，香港人的爱国情绪非常强烈，甚至比内地人还要爱国。很多华侨背井离乡，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反而对民族对国家的感情更为强烈”。①港人的家国情怀，在新形态的“主旋律”电影中，找到了宣泄的出口，而它同样在内地获得了强烈的共鸣。本片获得2.7亿票房，位列年度票房榜亚军，仅次于《建国大业》。影片开启了将商业类型片与“主旋律”题材相结合的新路，既有商业类型片高度的戏剧性和观赏性，又将宏大主题与微观视角自然无间地融合，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延续《十月围城》开创的道路，其后的《智取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动》将“商业片导演+类型片形态+主旋律题材”的创作模式推向了新的高潮。作为“红色经典”，《智取威虎山》故事早已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徐克2016年的新版保留了原作中孤胆英雄的传奇性，却在类型探索上走得更远。影片杂揉了好莱坞超级英雄片、香港动作片、徐式武侠片以及现代战争片的不同形态，同时实现了几个突破：在制作层面上，它使中国的类型化“主旋律”电影进一步接近了国际水平。片中，威虎山及城堡宏大壮观的场景设计、人虎相搏的壮观场面、爆炸枪击的战斗场景，尤其是结尾的机库大战，都颇具奇观化的震撼视听效果。徐老怪的奇思妙想、最为擅长的人物与动作及场景设计、科技控倾向、对动画及特效的痴迷，都在片中表露无遗。在叙事语态上，影片赋予了人物合理的动机，在行动中展现其性格，并有意加入了一个回忆性视点，建构起了今天与历史的内在联系。片尾杨子荣与203在悬崖绝顶相视一笑，“豪情只剩一襟晚照”的江湖豪情，被自然地转化为了革命者的胸襟抱负。“红色经典”中的传奇英雄与徐克擅长的江湖世界之间就此建构起了联系。

《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由香港商业片导演改编拍摄的“红色经典”作品，展示了“红色题材”与商业类型片结合的可能性。相比于1990年“主旋律娱乐化”浪潮下，那些在传统风格与类型尝试中“半生不熟”的影片，徐克拍摄的影片显然在类型化、工业化、娱乐化方面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借助商业类型电影的外力，“主旋律”电影迎来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

《智取威虎山》之后，《湄公河行动》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最终票房近12亿，口碑亦相当出色。一方面，本片根据真實新闻事件“湄公河大案”改编，其题材具有强烈的国族意识形态特征，从案件到影片，背后都有着鲜明的国家形象支撑。案件的侦破属于国家行动，影片的拍摄同样在国家层面进行，享有此前同类影片不曾拥有的高规模，如资料调研、借景公安部大楼、突破性审查尺度等。虽着重表现一支小分队的英勇抓捕行动，但其背后是以国家力量为支撑的。它是一部典型的国家指向的电影，通过表现国家对其公民权利、对正义的维护和捍卫，最终完成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国家力量、国家价值、国家意识形态的肯定。

另一方面，《湄公河行动》又完整地采用了成熟的商业类型片模式，出品方博纳影业为影片的定位就是好莱坞商业大片风格。虽基于真实新闻事件，却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电影化改造，案件侦破中的数百人团队被浓缩成了各显神通、能人辈出的小分队行动，真实事件中看似波澜不兴的抓捕，代之以商业类型片中环环相扣、悬念丛生的类型叙事以及激烈对抗、阳刚血性的动作场面。除了影片的始、终都与真实事件相符，中间过程几乎全是虚构的，这样的改编程度以及片中出现的刑讯、吸毒、杀俘、童军等敏感内容，按照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操作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一部关涉国际的重大事件，被改造成为动作性、观赏性极强的商业大片，同时又植入了强烈而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实现了宣传目标、商业诉求和类型规则的均衡与统一。家国情怀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自然缝合，成为故事的内在情感支撑，而类型化形式则为其添加了强大的外部驱动力。《智取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动》票房分别为8.8亿和12亿，而它们的豆瓣评分更高达7.7分和8分，这意味着它们在市场和口碑上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对于这两部影片来说，它们究竟是“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还是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已经很难区分，而这恰恰说明“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类型电影之间的借鉴与融合，或许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自然和自如以及被称为“新主流电影”的全新阶段：它们以历史事件、红色革命、国防军事等为题材，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精神内核，具有较为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并开始追求具有人类普适性的人性、情感和价值观的表达，同时以商业类型电影为形式载体，强调视听层面的观赏性、娱乐性，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所谓“新主流”，即“主流价值观”“主流商业类型”“主流市场与受众”的综合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新主流电影”是“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类型电影的复合与重构，或者说是“主旋律”电影的升级形式。

三、《建军大业》：革命历史题材的新视角与新突破

通过回顾新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的发展脉络，可以理解2017年引领暑期档的两部“主旋律”影片的出现绝非偶然。

《建军大业》的上映，意味着“建业三部曲”至此得以完成。从建党、建军到建国，透过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三部曲”浓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史进程，中国革命史的宏大叙事及其内在逻辑得以完整建构起来。虽皆聚焦于“建”之肇始，但“三部曲”试图回答的却是“走什么道路”“做何种选择”等关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性问题。如此，它们便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追忆，也是对当下现实及未来的确认，历史、现实与未来由此得以联结。

《建军大业》是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阐释，需要描述广阔而复杂的历史背景，展现不同方向的政治角力，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写人即写史，而史是落脚点，这使得多线叙事和群像式人物塑造成为必然，这样的艺术形态对于观众接受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只有具备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才能更加顺畅地理解影片，这或许正是“大历史”的叙事与接受特征。

相对于两部前作，《建军大业》是类型化特征最显著的一部。本片延续了 “商业片导演+类型片形态+主旋律题材”的创作模式。启用香港商业片导演是“建业三部曲”的第一次，展现了其尝试突破的野心。刘伟强最为著名的是黑帮片与警匪片，擅长的是激烈动作、紧张对峙、阳刚血性以及肾上腺素的大激发，这些无不与战争片特征相吻合。影片开场交待了南昌起义的缘起，便具有典型的刘伟强风格：汪寿华被杜月笙诱杀、血洗商务印书馆、街头屠杀与白色恐怖、周恩来找斯烈质疑大屠杀何人指使，几个段落通过平行蒙太奇呈现，动作性强、镜语丰富、节奏紧凑、剪辑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不论是爆炸场面，还是紧张的对峙，其场景气氛的营造即使在纯粹的商业片中亦达到了高水准。

南昌起义和三河坝战役是影片的重头戏，也是占全片近40%篇幅的战争戏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国战争片在质感呈现上已有了极大进步，如《我的战争》《勇士》《血战湘江》等片在视听技术层面已有了质的提升。本片在此基础上则融入了刘伟强个人化的风格：南昌起义的炮火中，粟裕挥舞大刀飞身跃起的高速镜头，或者叶挺置生死于不顾狂放指挥战斗，仿佛化身战争英雄交响曲的指挥，英雄主义的史诗性被推到了极致。对于徐克、林超贤、刘伟强等香港导演而言，“主旋律”叙事所内含的政治伦理，与他们所擅长的爱情、亲情、友情、正义与复仇等情感与道德逻辑之间，完成了巧妙地置换与缝合。

《建军大业》最为醒目的突破，在于其重述历史的新视角，大量青年演员在片中出演了英雄伟人形象。在中国人熟悉的历史想象中，革命战争年代英雄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题材影视作品中，伟人英雄们的扮演者多是中年甚至老年。1981年，上影厂出品的《南昌起义》，片中革命领袖均是成熟稳重的中年形象。2007年，八一厂拍摄的《八月一日》，片中几名主要演员刘劲、侯勇、王霙、吕良伟、李子雄出演时的平均年龄甚至已经超过46岁，似乎从未有人对其年龄提出疑问。在各种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者们的年龄问题往往被忽略了，而事实却是许多先驱者在弱冠之年就已踏上了革命之路。参与建军大业的历史人物中，除了朱德40岁最为年长，其他所有人都可称年轻，选择青年演员更接近历史事实，这与对于“老一辈革命家”的想象定式完全不同。据说，制片黄建新最初设定的演员标准是35-40岁，然而，刘伟强在研读了“上千万字史料”后否定了这一设定，因为“青春是没法演的”。

《建军大业》全新青春视角的意义或许在于，它改写了传统的革命史书写方式，还原了历史一个面向的真实。这其中固有商业目的的考量，但它对于年轻观众或有另外的启示和教育意义：这些先驅者曾与你一样年轻，却已经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在干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成片来看，大多数年轻演员的表现是合格的。第二次饰演毛泽东的刘烨驾轻就熟，饰演周恩来的朱亚文表现出色、果断坚毅，在片中犹如定海神针。虽确有年轻演员表现稚嫩，但大体都呈现了与角色相符的气质，并试图塑造其独特的个性。此前争议最大的是欧豪饰演的叶挺，也算性格鲜明，演出了难得的霸气与豪气。出演这些伟人英雄，对于这些年轻演员而言，无论在职业精神、信念或信仰层面，或许都是一次洗礼。

还有一点较少被提及的，是本片在内容上的突破性。《建军大业》是第一部表现南昌起义南下历程的电影作品，影片还将最为浓墨重彩的高潮段落给予了三河坝大战和天心圩整兵。直面南下的悲壮、正视曾经的挫折、还原革命史的艰辛历程，相比于胜利，苦难或许更具深刻的意义，这是《建军大业》的又一层突破，也展现出了我党我军对于自身发展历史更为强大的自信。

《建军大业》延续了新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在艺术观念上的创新与突破，正如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副局长张宏森为本片撰写的创作阐述指出的那样：“消灭一切陈词滥调和拖泥带水，包括那些多余的‘政治正确”，“艺术的完美呈现才是电影的政治正确，一个不够精致、不尊艺术的政治正确，对于电影来说才是最最不正确的，要给‘主旋律电影正名，正到这样的修辞评价：主旋律在交响中可以是快板，可以是慢板，当然也可以是狂板。”①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只有先能感染人，才能影响人。作为“新主流”的“主旋律”电影所做的创新艺术探索，便是在坚持导向的前提下，尽量回归电影艺术本体。《建军大业》在“主旋律”题材与类型化形态、在思想传达与艺术表现之间的融合与平衡方面，的确有了进一步地发展，也为未来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战狼2》《红海行动》：当代题材与时代共鸣创造奇迹

《战狼2》是2017年暑期档最大的奇迹，《红海行动》则完成了2018年春节档的超级逆袭。两部影片在数月内先后登上中国影史票房冠亚军宝座，创造了“主旋律”电影的崭新历史。此外，空军题材的《空天猎》也有了较大的突破性，并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探寻这些“新主流”电影成功的秘密，成了电影业的热门话题。

《战狼2》与《红海行动》的成功，首先源于对于当代军事题材的大胆开拓。从1990年以来，当代军旅题材的影片创作陷入了长期的困境。和平是军人的最高追求，但对于战争电影来说，“没有敌人”“无仗可打”却成了创作上最大的困境，没有善恶对立的矛盾冲突，没有“真刀、真枪、真死亡”的戏剧强度，再加上军旅题材生产的相对封闭和高门槛，当代军旅题材的影片逐渐变成了“军营生活片”“训练片”“演习片”。《冲天飞豹》《歼十出击》《目标战》等影片都试图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却都难以突破“先天”的类型限制，它们既没有获得市场成功，亦没能产生相应的文化影响。至少在大众文化层面，当代军旅题材与普通受众之间没有形成广泛的对话关系，更多的只是“军营电影”，而非“全民电影”。

直到2015年《战狼》的出现，影片以黑马之姿斩获超过5亿票房，成为25年来第一部在影院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当代军事电影。影片所开创的“特种兵对抗境外犯罪集团和雇佣军”的新题材，突破了当代题材的限制，为当代军事电影寻找到了“新的敌人”和“新的战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后的《战狼2》《空天猎》《红海行动》分别将战场放到了非洲、中亚和中东，几部影片都以拯救被困异国他乡的同胞为故事，置身战场，且要与凶残的反叛军、雇佣军对抗，火爆激烈的战争大场面变得顺理成章。打破传统当代军旅题材的类型限制，为观众提供全新的观影体验，是它们创造影史奇迹的前提条件。

高度的类型化，是这些当代军事题材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战狼》将战争片与动作类型相结合，充分发挥吴京作为功夫明星的优势，开发出了军事动作片的类型。《战狼2》与《红海行动》的故事原型都是海军的撤侨行动，虽然撤侨也有惊心动魄之处，但整体来说，其戏剧性、冲突性、动作性都不足以支撑一部商业类型大片，将撤侨与战争片和动作片类型相结合，才奠定了影片高度的观赏性。《战狼2》在叙事的推进、矛盾冲突的设置、高潮段落的安排、情感的铺垫等方面，都充分遵循了类型片的基本规律，而动作场面又延续了自《杀破狼》以来的动作设计风格，没有传统武侠片、功夫片华丽虚浮的桥马架式，代之以高度实战化的综合格斗风格，动作凌厉，拳拳到肉，紧急情况下随手拈来的钢丝、弹簧床都能参与战斗。《红海行动》是具有极强动作性的“战斗片”，全片甚至便由海上作战、街道巷战、山地战、村庄近战、沙漠坦克战、空降特种作战等六场不同形态的作战样式构成，几乎是从头打到尾。《空天猎》更是41年来我国首部空战题材影片，填补了长期以来的类型空白。在海陆空军方的大力支持下，这些影片中出现了歼20、运20、054A导弹护卫舰、071型船坞登陆舰等我军的最新装备，使影片真正上升到了“重工业层级”。在制作上，结合高水平特效制作的贫民窟绝命追逐、城市废墟激战、惊心动魄的坦克大战和空战，都使影片在创意、制作上接近了国际化水准。

这些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版的超级英雄形象，使得超级英雄不再只是好莱坞大片的专属。《战狼》系列的冷锋有着传统“主旋律”电影少有的“个人主义色彩”，他个性鲜明、思想独立，两部影片都以其“违规违纪”被处分开始，然而两次“违规违纪”却都有其值得认可或同情的理由。他能够因时因地、灵活机动地作出独立判断，并不机械地执行命令，又有着超凡的个人能力，海水下以一敌八的搏斗、钢丝网挡住RPG榴弹、坦克大漂移，连树枝都能改造为致命武器，肉搏、冷兵器、热兵器无一不能。就个人能力而言，冷锋就是中国版的“兰博”，一个具备超凡个人能力的全能战士。《红海行动》中的蛟龙特战队员，同样展现了超强的综合作战能力，不仅能够熟练使用各国枪械，甚至还能驾驶坦克、翼装飞行。“007”《碟中谍》《谍影重重》等好莱坞系列大片当中，超级英雄主人公出现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地域，执行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些在非洲、中东、中亚作戰的中国英雄，在个人能力与跨域空间上的“国际范儿”与好莱坞英雄已非常相似。个人化的超级英雄、国际化的制作水平，甚至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时空关系，似乎都意味着由“主旋律”大片发展而来的“新主流大片”的进一步成型。

然而冷锋、杨锐、吴迪等毕竟不是007、伊森·亨特或杰森·波恩，他们与好莱坞式个人主义英雄根本性的不同在于其身上强烈的国族烙印。虽然类型化是使《战狼2》获得市场胜利的关键因素，但并不能真正解释它们奇迹般地成功。它们能够成为现象级别的“全民电影”，在于影片与“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性社会心理之间形成的共鸣与共振。近1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不同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崛起，GDP总量早已跃居世界第二，从奥运会到APEC，从辽宁舰、歼20到蛟龙号、国产大飞机C919，从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四大发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都得到了空前地增强。恰恰在这些影片中，不论是海军舰长含泪喊出“开火”，或是以臂竖国旗率民众通过交战区，或是“中国海军接你们回家”，都以热血的方式宣泄了观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他们不仅是中国军人的形象代表，也是一个强大国家的象征。《战狼》系列中，冷锋与西方雇佣军的善恶对垒，便以隐喻的方式暗示了某种国族竞争及其结局。甚至连它们不断冲高的票房纪录，似乎都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产生了关联，这正是无数观众自觉变成影片的“精神股东”、不断刷新票房榜的根本原因。

《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并不完美，除了剧作上的瑕疵以及某些争议性的军事细节外，过于简单直露的国族表达无疑也对其跨文化传播造成了障碍，但它与中国观众之间的价值、情感联系则是真实和强大的。关于中国战争片的发展，笔者在几年前曾有以下的观点：“战争特效、视听震撼解决的只是艺术质感的问题，而建构价值认同、创造情感共鸣才是真正进入思想与心灵的深层次问题，也是中国战争片面临的艰巨课题和最大挑战。任何关于历史的讲述与阐释，其实都建立在对现实、对当下的体验与理解基础之上，只有使二者的节律达成内在一致，才能使观众产生真正的情感和心灵共鸣。寻找主导价值与普世价值之间的共通性、共同点，使之既能符合中国的国情，同时也能回应观众真实的价值诉求与情感需求，这是未来中国军事电影发展的关键所在”。[2]从此意义上看，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与时代心理、民族情感之间的这种共鸣共振，正是《战狼2》等影片“燃爆”观感的强大内驱力，也是它们创造奇迹的真正秘密。不止军事题材影片，与时代心灵之间的共鸣，对社会心理需求的呼应，也正是“主旋律”电影发展中需要回应和解决的基本课题，《战狼2》等片的成功便是极佳的例证。

从《张思德》《云水谣》到《建国大业》《十月围城》，从《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到《建军大业》《战狼2》《空天猎》《红海行动》，经过十几年的创新发展，“主旋律”电影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在题材上，从传统的革命历史、“好人好事”题材，逐步拓展到了围绕新时代强军目标的军事变革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军事、外交等不同领域;在主题与观念传达上，从抽象的概念讲述和单向灌输，转向对于主流价值、时代心理、个体情感的关注与呼应;在叙事语态上，从高高在上的宣教模式，开始转向平等交流与对话;在艺术形态上，从“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探索到商业电影的“主旋律”转向，从传统剧情片模式到与战争片、爱情片、动作片等不同商业类型的自然融合，更加追求思想传达与观赏效果之间的平衡;在生产与传播方式上，从依靠内部输血的计划体制下的封闭循环、市场与产业边缘的看客，成长为市场环境中的竞逐者，甚至成为电影产业的引领者。“主旋律”电影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自我突破，从困境中突围，最终开始迈向了全面地崛起。

在仍然面临挑战的情况下，“主旋律”电影需要保持创造活力，适应时代文化和审美的需求，不断调整艺术策略，改进跨文化传播方式，增强文化与市场竞争力，为中国由电影大国变为电影强国提供强大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将始终是“主旋律”电影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154.

[2]詹庆生.当前电影产业格局中的中国军事电影：挑战与前瞻[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3）：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