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林密

朱大可先生有篇千字短文——《开放的大门与净化的阀门》，其中提出了五个观点：一、商朝信奉的“帝”，其发音、字形和语义，完全源于苏美尔的楔形文字；二、周朝所信奉的“天”，源于突厥语的天神（“腾格里”）；三、北京话中残留着部分羯胡语（希伯来语）；四、基于殖民地语境的皮钦语，始终是上海城市方言的核心部分；五、现代汉语的组建，有赖于日语对白话文运动的“赞助”。

笔者学识浅薄，孤陋寡闻，这五个观点，都是第一次见到，因而急切地想知道其中原委。遗憾的是，该文缺少“引经据典”，五个观点干巴巴地杵在那儿，没有任何理论支持，没有任何事实基础，通篇只见到“有研究者指出”“有人统计称”，却没有说明是谁研究的，又是哪位做出了什么样的统计。

限于学识，笔者一时也不敢对朱先生的这些观点说三道四，只能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暂且存疑。不过，对“现代汉语赖于日语‘赞助’”一说，笔者觉得好笑。作者在文中指出，“如果没有日语的大规模反哺，白话文运动或将声势微弱得多”，而这一论点的支持是：“因为在废除文言之后，当时的汉民族自有的民间口语体系，只能用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很难营造精神和思想的现代化场景。”这段文字明显不能作为“汉语声势微弱”的论据，因为这段话也同样需要证据来证明是否成立。再说，当时的民间口语体系，真的就那么“形而下”么？不尽然。仅举一例：被誉为“相声艺术开山祖师”的“穷不怕”（朱绍文）、马麻子等人，清末民初时已把民间逗乐子的俏皮话加工整理成了一种完整的，以口语表演为主要形式的曲艺艺术。在京津地区，相声这种表演形式受老百姓欢迎的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京戏，当时已是最接地气的民间艺术，不止普通百姓喜闻乐见，它也完全登得上大雅之堂。相声艺术的成熟，显然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仅此一点，就能证明“当时汉民族自有的民间口语体系”并不是那么“形而下”。

我们知道，汉民族民间口语体系一直以来都是与书面语言共同存在、共生共荣的。《诗经》中“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采葛》）、“万寿无疆”（《七月》），以及《世说新语·德行》中“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容斋随笔》中“有人说我”等等，都说明我国古代文学典籍并不排斥民间口语，并没有把民间口语列入“形而下”的范畴。相反地，人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却时时注意从民间口语中汲取营养。

元曲中民间口语不少，《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对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民间口语。胡适先生说：“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先生的论断，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民间口语并非末流。

简单说，即使古代文言最盛行的时候，普通百姓的日常用语也不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那样“之乎者也”，而是像现在一样，各地都有各自的口语体系，有各自的方言。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训解“叔”字时说：“叔，拾也。汝南名收芋为叔。”训解“氏”字时说：“巴蜀名山岸胁之旁箸，欲落堕者曰氏。”《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自立为王，当年曾跟他一块儿给人打短工的哥们儿见到他后惊呼：“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太史公自注：“楚人谓多为夥。”“夥颐”很明显是个民间口语，大概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感叹词“好家伙”“嚯”，或相当于当下流行语“酷毙了”。

因此说，民间口语从古至今，一脉相承，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任何时期都不曾被文坛排斥过，而是时时都鲜活地跃动着。上文所举的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更能说明这一点。然而朱先生却说它在民国时突然“形而下”了，不借助日语的“反哺”便“很难营造精神和思想的现代化场景”，这说法确实让人感觉匪夷所思。初中的历史教科书里已讲得很明白，日本人在汉代时开始学习汉文化和汉字，直到唐代，他们才根据汉字及汉字的偏旁部首组织成了有自己发音体系的日文，其中一多半完全是照搬汉字。时至今日，日文在外观上也没有多大改观。为什么汉语在民国初必须依靠它的反哺？朱先生文中却没有例证说明。

与朱大可的观点不同，郭沫若先生在《中日文化之交流》一文中说：“从中国流到日本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在日本收到了很大的成功。从日本流到中国的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结果没有十分的表现，似乎是失败了。”（转引自王锦厚著《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日本文学家实藤惠秀在《日本和中国的文学交流》中说：“过去一千多年的日本文学都一直受中国的影响。从甲午战争以后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前这一段时期，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1945年以后，中国文学又重新影响日本文学。”（同上）实藤惠秀的观点支持了郭沫若的“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失败论”。由此可见，民国初期的中国文坛确实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影响，但影响力并不是很大，远不及朱先生所说“没有日语的大规模反哺，白话文运动或将声势微弱得多”。这也告诉我们，判定一种文化现象，不能只看其热热闹闹的表面，要像郭沫若、实藤惠秀两位先生那样，注重这种文化现象所产生的结果，揭示它的本质。

总之，朱先生并没有举出一个实证来证明他在文中提出的五个观点，让人感觉出的只有他在西洋东洋文化面前的盲目自卑、自虐、自残。说到底，朱先生说话没有根据。

季羡林先生在《我的学术总结》中说：“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毫无根据。”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更为证据的使用提出了“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的要求。两位先生说明了同一个做学问的简单道理——说话要有根据。

《世说新语·赏誉》记述，盘据西北的张天锡“闻皇京多才，钦羡弥至”。投降东晋后，他先见到司马著作，却感觉司马“言容鄙陋”“无可观听”，以至“心甚悔来”。然而王弥的到访令张天锡大为“讶服”，这不只是王弥“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最关键的是，王弥的“言话”“皆有证据”。

历代学者多有重视证据的佳话。清代学者吴大澂在《“文”字说》中，以《尚书》《诗经》《毛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书中的五个证据，证明了汉儒因古文“文”“宁”相近而将《大诰》中“文王”的“文”字误为“宁”。胡适先生在《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中，也提到“顾亭林用一百六十二个证据，来证明‘服’字读‘逼’字音”。他们治学严谨的态度，得到了后世学者的一致认同。

因此，发表涉及学术及史学问题的言论，一定要先找到事实基础，像季羡林先生说的那样，“拿证据来”。如果惯于“想当然”，万一有较真儿的读者问一句“谁说的？”“证据呢？”立马叫你惊慌失措，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