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姗姗，李艳红

（1.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2.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学生事务部，云南 昆明 650500）

在明代思想史和历史学的领域里，李贽一直是以儒学的对立面，以“异端”的形象出现。《藏书》是李贽晚年重要的著作，李贽称该书是其“精神心术所系”[1]8。与其说《藏书》是一部历史书，不如说是一部评价历史人物的书籍，该书所记载的历史事实皆他书所有，但其精妙之处就在于李贽的品评，或一两字，或一段话，无不透露着李贽的思想。《藏书》共评述了800多位人物，其中汉代的人物将近50位，皆汉代的皇帝与大臣，李贽在对他们的分类和评价中，多褒扬之词，表达了对汉代君臣关系的向往之情。

一、《藏书》对汉代君臣的编排

《藏书》的主体内容分为两部分，“世纪”和“群臣列传”。在“世纪”中，李贽论述了两汉8位皇帝，分别是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汉光武帝、汉孝明帝。且在记述这些皇帝时，在标题中就显露了各自的特点，如称刘邦为“神圣开基”，汉武帝为“英雄继创”，汉昭帝为“守成明辟”，汉光武帝为“圣主重兴”等。李贽不仅选取具有鲜明特点的皇帝，还主要选择正面形象较多的皇帝进行论述和评价。在“世纪”中，李贽还选择了在两汉时期的另一位在位只有15年、建立新朝的皇帝——王莽进行讨论。李贽称其为“篡弑盗窃”。从李贽对两汉时期9位皇帝的总体评价中，能窥探出李贽在整体上对汉代历史、对汉代皇帝基本持肯定态度。此外，“世纪”中所记皇帝从秦始皇至元代，约27位，其中两汉时期的皇帝就占了三分之一，也从侧面看出李贽对汉代历史的重视。

“群臣列传”是《藏书》的第二大部分，其内容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不同的是，群臣之下李贽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各个人物分至不同的标目之下，如“大臣传”“名臣传”“武臣传”等，各传之下又用标目分类，如“大臣传”之下有因时大臣、忍辱大臣、结主大臣等，“武臣传”下有大将、名将、贤将等。关于两汉的群臣，李贽在《大臣传·因时大臣》中列叔孙通、曹参、丙吉、王导等；《大臣传·结主大臣》中列萧何、公孙弘等；《大臣传·忠诚大臣》中列张良等；《名臣传·强主名臣》中列周勃、晁错、郅都、张骞、隽不疑、郑吉等；《名臣传·富国名臣》中列桑弘羊等；《名臣传·讽谏名臣》附录收东方朔等；《名臣传·循良名臣》中列卓茂等；《名臣传·智谋名臣》中列陈平、娄敬、陆贾、朱建、韩安国等；《名臣传·直节名臣》中列汲黯、苏武、霍光、金日磾等；《儒臣传·词学儒臣》中列司马相如等；《儒臣传·史学儒臣》中列司马谈、司马迁、班彪、班固等；《儒臣传·经学儒臣》中列董仲舒、王吉等；《武臣传·大将传》列韩信、周亚夫、班超、班勇等；《外臣传·吏隐外臣》中列东方朔等。在“群臣列传”的后几卷《贼臣传》《亲臣传》等以贬斥为主的人物列传中，除了东汉后期董卓、宦官等外，几乎没有两汉的历史人物记载其中。

李贽对汉代君臣的体例编排已经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每一位人物的整体评价。在对人物进行分类时，他对人物事迹如数家珍，能够比较准确地将人物安放于不同的位置，又有自己的见解，对人物分类自有其特点。第一，立论公允，突出明君。李贽在对两汉皇帝事迹进行记述时会有取舍，但并非刻意掩盖不足，而是为了在对比中突出其注重德治的鲜明特点。例如，鸿门宴是楚汉之争中的重要事件，但李贽仅用“沛公乃因良见伯，谢羽鸿门，羽乃解”[2]86，寥寥数语略过。而对鸿门宴之后，董公劝刘邦“顺德者昌”[2]87，为义帝发丧一事记述详细。刘邦在后来的一次战争中失败后逃跑，途中几次想将一双儿女撵下车以增加车速，被人劝说[2]88。李贽在叙述此事时省略刘邦欲推子女下车一事，目的是与“顺德者昌”一语相照。第二，按类划目，目之下按时间顺序记述人物。李贽对汉代历史人物的编排，首先将其划归至不同的类别之中，其次再按时间顺序加以论述。这种方式与纪传体史书中“类传”方式一致，突出了同一类人物的共同特性，不同的是，李贽在标题当中就已经精炼地总结了人物特点。

二、李贽对汉代君臣关系的认识

（一）肯定君主当有容人之相

《藏书》中李贽记述的第一位汉代皇帝是高祖刘邦，在刘邦一生的众多事迹中，李贽着重记述了他入关后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等事，并在即皇帝位后与大臣谈论得天下的原因时，称自己是用人得当，“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3]381李贽在此处评价刘邦是“真英雄”，项羽只能称得上是“好汉”，原因是刘邦的优势在于“能驭人”，并夸赞刘邦“一副容人之相，却又不为小节计较”。此外，《藏书》还记张骞出使西域一事，并认为张骞出使西域的成功助力在于汉武帝的信任与支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历经十三年才回汉朝，汉武帝能够一直任用他，除了个人才能外，也与汉武帝的支持密切相关。

（二）承认臣子应对君主忠信

东晋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4]，但李贽在记王导之事时，特意指出在汉元帝为琅琊王时，王导帮助他招揽人才，这才使得百姓归心的事迹。李贽认为“皆导为之也”，都是王导的功劳，为“王与马，共天下”的出现作铺垫。说明“王与马共天下”局面的出现是有其客观原因的，而非后人理解的王氏一族恃功骄恣。王与马能共拥天下，而非王氏坐拥天下，恰是王导忠信于君的表现。因此，当刘隗劝皇帝“悉诛王氏”时，李贽评论此建议为“胡说”。[2]508-510在楚汉之争中，韩信为刘邦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汉朝建立后，韩信功高震主，高祖得知韩信被吕后除去，“且喜且怜之”[3]2629。吕后设法除去韩信之前，韩信已有觉察，但他拒绝了蒯通的劝说，以至身死。李贽在此处评价韩信“无负于汉王”之“信”。[2]2681张良是汉初三杰之一，萧何、韩信都曾被高祖怀疑过，只有张良的忠诚被看到，李贽曾评论说：“使子房不为韩，则始终辟谷人也，且不知有吏矣……若子房者，当日既不能死于始皇一击之下，他年若有不能遂减秦之凶，子房肯甘心辟谷已乎。呜呼，国士之遇也，知己之感也。”[2]3797

（三）臣子应当不畏权势

曹参是汉初名臣，主要沿用萧何时所用治国之策辅助孝惠帝，有人参奏他无所事事，孝惠帝责问曹参，曹参反问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2]500此处李贽评价曹参“智、勇”，面对质疑，曹参反而以皇帝为例，不畏权势，直言皇帝不如高祖，皇帝治国之法不必改变，臣子做事之法也不必改变。汉武帝后期巫蛊之祸牵连甚广，尚在襁褓中的武帝曾孙也不得不在狱中生活，曾有官员至狱中捉拿，被狱吏丙吉阻拦，双方僵持一夜。李贽评丙吉“大德矣”[2]502，丙吉不受权势镇压而牵连无辜之人，以狱吏之职对抗代表皇权的来人，其勇气可嘉。武帝曾孙即位之后，他也没有因此而邀功，只是认为做了该做之事。

（四）臣子应当懂得明哲保身

在中国古代社会，君臣关系在大多数时候仍是君为尊，但在汉代君臣关系的处理中，李贽更赞赏那些懂得明哲保身的人。要明哲保身，就要学会识时务、会变通。叔孙通是秦汉间的儒生，他曾在各权势之间捭阖，以致被同时代的儒生嘲笑。陈胜吴广起义时，叔孙通察言观色，对秦二世说：“夫天下合而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上，法令见于天下，使从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并称陈胜、吴广之徒不过是“群盗鼠窃狗盗耳”[3]2720。秦二世听后很是高兴，赏赐了叔孙通很多东西，但是叔孙通出宫门后就逃往了老家。后来又跟从项梁、刘邦，最终于汉朝官至太常、太子太傅。叔孙通明知天下大乱是因为秦朝暴虐，但却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以谎话骗得秦二世暂时的信任，后又能明晰局势，早日抽身。汉初制定礼仪之时，其他儒生认为礼乐制度是百年积德后才形成的，而叔孙通在汉初就想制定礼仪，遭到其他儒生的反对和讥讽。此处，李贽评价其他儒生：“真鄙儒，不知时变。”[2]496叔孙通制定礼仪后，刘邦对“知为皇帝之贵”有了切身的体会，对儒生的态度有所改观，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还前往孔子故乡祭祀，为汉武帝一朝尊儒学为正统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称赞他“大直若诎，道固委蛇”。[3]2723-2725

萧何辅佐刘邦起义，在后勤补给、制定法令制度、消灭异姓诸侯等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萧何在战争期间仍把自己族中能打仗的人都派至刘邦身边。这些人明为参加对抗秦朝和项羽的战争，实为留在高祖身边的人质。李贽评价萧何此法“高”，[2]541赞扬萧何不恃功而傲，懂得保护自己。公孙弘六十岁才被汉武帝招为“贤良文学”，在朝堂上基本不和汉武帝起正面冲突，而在会朝后才上奏说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其建议亦常被采纳。李贽多次评论公孙弘“直而曲”，既坚持己见，又避免损害皇帝威严[2]547。

与萧何等人相比，晁错、郅都等虽也做出对国家、朝政、皇帝等有利的事，但却因不懂得明哲保身以至身心受到损害。汉景帝时晁错竭力主张削藩，遭到群臣反对，其父还劝解他“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未果，其父服毒自尽。但汉景帝却在此时听计于他人，“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5]2300-2302汉景帝决定牺牲晁错以换诸侯退兵，批准了将晁错满门抄斩的建议。李贽评晁错此人，善于为国家着想、为国家出谋划策，却不善于为自己谋划，汉景帝又愚昧太甚，居然相信牺牲晁错一人就可以让诸侯退兵，转而放弃支持晁错[2]856。

（五）臣子大隐隐于朝

《藏书》的最后一卷《外臣传》以《吏隐外臣》为全书的结尾，但却是李贽最为看重的一部分。《藏书》将东方朔列在“讽谏名臣”和“吏隐名臣”两个列传中，足见对他的推崇。汉武帝时期，东方朔的政治地位并不高，但他时而犯言直谏，时而又戏谑滑稽，颇具特色。东方朔的《谏除上林苑》《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三篇论文分别批评了皇帝大兴土木、耗费民脂民膏和表达君主权威之下，士人渴望立功又惧怕皇帝君威的矛盾心理。他曾在《非有先生论》中感叹：“卑身贱体，说色微辞，愉愉煦煦，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则志士仁人不忍为也……深言直谏，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则忤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之法。故养寿命之士莫肯进也，遂居深山之间，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弹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风，亦可以乐而忘死矣。”[5]2870“归隐”或“隐逸”是对政治表现出疏离的状态，但“吏隐”则恰恰是身处政治活动之中，却又以“隐”的心态处之，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表明态度，在保全皇帝威严和自身颜面、性命的前提下做事、为官。曾有人对东方朔说：“人皆以先生为狂。”东方朔回答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嵩庐之下。”[3]3205-3206东方朔的“吏隐”与以往隐居的士人相比，只是换了隐居的场所，“吏隐”的实质是借隐居朝廷的机会而期望得到任用的机会。在古代社会能够有机会立于朝堂之上者，必是学识通达的士人，若在现实政治中遇到挫折，一味的“逃隐”则有负于士人之名，“吏隐”大概是最好的折衷之法。

三、对李贽关于汉代君臣关系评价的思考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中重要的一种，君臣如何相处，相处是否融洽，关系着朝政的运转。汉初以休养生息为主，统治思想以道家“无为”为主，对君臣礼仪的制定也经历了漫长过程。君臣关系在西汉时期还没有像以后的封建王朝一样，君臣之间有非常严苛的礼仪制度。从李贽对汉代君臣关系的描述和评价中可以看出，汉代的君臣关系相对和缓，君臣之间的等级界限没有后世明显。李贽之所以对汉代的君臣关系比较推崇，与他对人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李贽认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尔勿以尊德性之人为异人也，彼其所为亦不过众人之所能为而已。人但率性为为，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可也。”[6]普通人与圣人没有本质差别，贵贱、圣凡的等级秩序是统治者为维护统治而制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以“童心说”为依据，尊重彼此，保持“童心”。“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之初也。”但随着阅历的增长，“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益多，则所知所觉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1]76李贽认为人与人相处，失去最终的童心而变得有利欲之心，有弄虚作假而扬美掩恶之心，皆是因为“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义理”基本是由儒家正统思想而来，除此外，李贽还认为早期儒家学说并无尊卑分明，恪守礼教的“义理”是从“汉儒附会，宋儒之穿凿”[7]后，“人益鄙而风益下矣”，才有了宋代以后日益严苛的纲常伦理束缚人的“童心”，才有了君臣之别。

汉代至汉武帝时才确立了“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其官僚体系是在郡县制的行政划分基础上建立的，即皇帝只直接任免郡县长吏，而郡县长吏以下的官员则由地方官酌情任命，郡县长吏以上的官员可以自辟属吏，也可以向朝廷举荐官员。因此，在汉代的君臣关系中，臣子拥有一定的主动权，在官僚体制外，他们有生存的空间，导致其对皇帝权威没有出现过分地俯首。但温和中庸的君臣关系在汉代并非时时发生，皇帝本人的性格对君臣关系也产生重要影响。《史记》《汉书》中的《酷吏传》所记的人物多集中在汉武帝一朝，酷吏打击官吏的事例比比皆是，汉武帝甚至还曾要求诸侯王的属臣证实诸侯所犯过错。君主相对于臣子拥有绝对威严的意识也渐趋明显，臣子明哲保身的方式也开始以远离朝堂为主。李贽《藏书》中所记“吏隐”共5人，其中汉代有东方朔、胡广两人，其余人中时间最晚的是五代的冯道，以后各朝代，李贽认为再无可称得上是“吏隐”之人。这也从侧面说明，汉代以后尤其唐朝末年以后，君臣关系已经日益向强烈的尊卑分化的方向发展。

李贽对汉代君臣关系推崇的另一个原因是，汉代君臣关系更符合李贽心目中“君臣师友”关系的境界。李贽曾专作《何心隐论》一篇，其中载何心隐的观点，认为他：“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于师友圣贤 ，则偏枯不可以为训。”[1]90李贽认为这是处理君臣关系的最好方式，君臣友朋，相为表里，君臣朋友之间都应当心存信义和平等观念，而不应当以政治伦理为唯一标准限制君臣关系的发展。李贽的思想深受以何心隐为代表的王门左派的影响，其对君臣关系的认识也与何心隐无异，后来他还因何心隐之死而与传统道学者决裂，成为“异端”。何心隐曾在《与艾冷溪书》中明确提出“君臣友朋，相为表里也”。李贽虽然没有像何心隐主张废除前四伦，独中朋友之伦的主张，但却重新将五伦排序成夫妇、父子、兄弟、师友、君臣，改“朋友”为“师友”，将“君臣”放于五伦最后。何心隐、李贽等人的“君臣师友”论在明末清初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例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因为收录了大量批评君主专制的文章而闻名，书中总体的观点是臣子通过出仕成为君主的友人，而非主从关系，一旦辞去官职，就不再与君主产生关系。钱大昕指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责任与义务，曾说：“古之圣贤兼责其君……后之圣贤专责其臣，有臣而无君，终无补过涉灭顶之凶”[8]，批评宋代儒者强调臣子对君主的义务，忽视君主对臣民的责任的观点，要求双方互相承担责任和义务，是互动和平衡的关系，没有尊卑、高低之分。还说：“天子之视庶人，犹友朋也，忠恕之至也。”[9]试图将君臣关系归于忠信平等的师友关系上。

四、结语

从理智对汉代君臣关系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矛盾性。李贽既希望君臣之间犹如朋友般地位平等，又承认臣子对君主应当尽忠，臣子尽忠不得时不时选择离开，而是隐于庙堂之上，伺机再起；面对君臣地位的不平等，既希望君主能宽仁以待，又劝诫臣子要懂得明哲保身。从李贽身上，我们看到了明代后期士人摆脱专制政治过程中的彷徨与无奈。宋明理学纲常伦理的教育，使他们身上自然带有传统士人的忠君观念，而心学的发展、外来思想的传入，又让他们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明末清初的反专制主义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明代后期士人的思想认识中逐步发展而来。因此，研究明代后期士人的思想应当成为明清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