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静 朱大刚 单晓华

（三亚学院，海南 三亚 572000）

一、崖州介绍

崖州为我国古代王朝最南的边陲州郡之一。其孤悬于海岛之上，又扼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大陆之要冲，是中原文化、岛屿文化及海外文化交汇的地方。公元前111年，海南岛首置郡县，后复失。公元六世纪时，冼夫人冯宝集团进入海南，将海南再次纳入中原王朝管理之下。经过唐宋时期对海南管理的强化，流贬官员入琼，促进了海南中原文化与岛屿文化的不断融合，海南岛屿文化逐渐形成。

崖州地处海南岛南端，中部有连绵群山使之与岛屿北部地区隔离，形成了一片较为独立的地区，是海南岛由北及南次第开发的终端地区。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当地土著居民，以及先后迁徙而来的各族群、流民、官吏等，在文化交融中形成了多元性边疆文化，逐渐丰富、发展、演变，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崖州文化。

由于地处偏远，加之以崖州为中心的琼南地区是冯冼家族后裔的重要据点，被挤压的黎族峒民也都集中居住于琼南的山区之中，所以琼南的文化生态呈现豪强与黎人强势影响，以崖州为中心的中原官民与驻军将中原文化持续传入，不断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多元融合的特征。明清以后，中央王朝对崖州的控制得到空前的强化，崖州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呈现稳定状态，并逐步进入兴盛时期。

二、宋元时期崖州文化的发展

公元971年，宋将潘美灭南汉而得海南，972年，撤原琼北崖州并入琼州，改原振州为崖州。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崖州人口仅三百四十一户。当地黎族的人口通常并不在统计之列，且“其人十倍之”。崖州“内黎外海”，构成了当时最大的威胁。1073年，改崖州为珠崖军，后改为吉阳军。“军”为宋元时期一种以军事为主的行政框架，亦说明了崖州此阶段的治理特征，即“黎防”与“海防”。

宋元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崖州地区的直接管理。除了设立军寨体制，还修筑城墙、建立州学、发展农业经济和推行赋税制度等。宋庆元之前，崖州城均为土城木栅所筑，庆元四年（1198）开始建造“女墙四百四十（丈）有奇”。宋代崇尚士学，在崖州建立学宫，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南端的儒学文化传播中心。中原移民的增加，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农作方式与品种，人民种植稻谷、木薯等粮食作物，提升了农作水平。此外，汉族的一些先进的生产技能与黎族的织布技艺相结合，在黄道婆的传播下，使中国当时整个纺织水平都到了提升。

宋元时期的崖州军事功能主要是防黎治黎，在强化军事职能后，官府也加强了对黎族地区的控制与管理，包括派遣汉人“与黎人杂处共耕”，鼓励黎汉之间贸易互通，黎人得到利益后，“黎人和悦，民获安息”。根据黎人与汉人融合程度的不同，形成了黎裔汉人、熟黎、生黎等不同的类型。由于统治者贪婪地掠夺，不堪压迫的熟黎山峒也经常和生黎一道举兵反抗，从而形成了防黎、治黎、反抗、镇压的恶性循环，成为危害崖州发展的重要因素。元代则对黎族人民采取残酷的镇压掠杀政策，导致“黎乱终元之世”。

宋初时，崖州人口稀少，宋元时期，崖州人口大量增加。“赵宋以来，闽越江广之人，仕、商流寓于此者，子孙多能收家谱是征。”元代招募大陆屯兵驻垦黎区，后屯田制度废除，部分屯兵流落崖州。靖康之乱及宋元交替之际，内地的动乱也驱使一些人移居海崖州。元之元二十七年（1290），崖州（吉阳军）人口增之1 439户，增长了近五倍，崖州也开始有了回民迁入。宋雍熙二年（985），“占城人蒲逻遏率族百人内附”。元初，元军征战占城，将部分降兵发至海南安置。此外，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过程中，一些来自西亚的商船船民，因海难或别劫掠，或因经商滞留等原因，也移居于崖州，形成了今三亚回民的族源。

宋元王朝依旧沿袭唐代的做法，将许多贬谪官员流放至边远地区。崖州作为最偏远的地区，将官员流放至此是对流官最严厉的惩罚，被流贬于此的官员还包括了如胡铨、赵鼎、丁谓、卢多逊等高官名儒。宋元贬官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在三亚美丽的风景与天涯孤独感触的交替冲击下，创作了不少诗词歌赋，留下了描绘三亚自然风光的诗词作品。

三、明清崖州文化趋于成熟

明清时期是崖州文化发展趋于成熟的时期，经过中央政权对边陲崖州的管理不断加强，大规模的族群迁移活动基本完成，岛屿与中原文化、海外文化的交融逐渐展开，影响崖州文化的主要生态环境也逐步稳定起来。经过明清两朝六百余年的发展，崖州逐渐形成了具有浓郁边疆海岛特色的文化群落。

1369年，海南正式归顺明王朝，隶属广东行省，吉阳军也恢复崖州旧名。为了对抗海盗和黎乱，在崖州设立守御所，下辖近千兵员。［1］驻军多来自于内地，他们往往携带家属一起前往，形成了族群人数较大的军话文化群落。

明代重视科举儒学，崖州也不断兴办官学，形成州学、社学、所学等体系，使得更多的族群子弟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官学所授多为孔孟之经学，崖州官学培养海南本儒士，如钟芳等人，既提升了当地人们的文化水平，其所培养的人才，也逐步为琼学发展奠定了基础。［2］

文化教育的普及提升了当地人们的文化欣赏水平，人们以接近唐代的七言七诗创作文化作品，结合崖州当地的方言押韵，吟唱民歌。崖州民歌后又增加了长藤句、三七句的形式，格律严谨，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诗经”。

明清时期，崖州的各族群与文化聚落逐步形成，呈现多元共存与相互融合的格局。崖州的族群包括早期冯冼家族及粤西俚人后裔、各朝代迁移而来的内地居民、屯兵驻军后裔、历任官宦群体后人、沿海疍民、全面汉化的黎人等，他们构成了崖州汉人的主体部分，其中又以闽地移民为最多。崖州汉人方言包括闽语、军话、疍话、迈话等分支体系，各群落也呈现了各自不同的聚落特色。

明清时期，崖州的少数民族聚落逐渐明显。黎族依旧是崖州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人口远远超出当地的汉族移民。官府对黎区的殖垦必然导致黎族居民的反抗，而后官军也会进山残酷镇压，并在其地建立“乐定营”“归德营”“乐安营”等军事机构强化对黎区的控制，同时采取招抚头领的手段，使黎区逐渐纳入管理之中。［3］为平定“黎乱”，朝廷也从岛外调集官兵前来镇压，而广西苗族擅长使用药弩，成为了外调官兵的重要来源。“黎乱”平定后，这些苗族人大多定居崖州，成为崖州另一重要的少数民族。原本散居的崖州的回族人也逐渐开始集聚，后主要居住在三亚里，即今天的三亚羊栏村一带。

佛教自隋唐时期就已进入崖州，在鉴真抵达三亚时呈现兴旺景象。道教则于宋代传入崖州，建有玉皇庙、真武堂等。但佛道二教信众多为民间汉族普通百姓，而崖州主要人口却是黎苗回等少数民族。汉族居民或者官仕、军屯移民，注重“官祀”；闽越移民，又信仰妈祖、水尾圣娘等神明，这都导致佛道两教在明清时并不兴旺。回教在明代得到较好的发展，“明人对于回教，多致好评”。同时，崖州回族的集聚，也为他们的宗教活动提供了较大的便利，礼拜寺、佛堂寺于明代相继建成。

与宋元时期海疆相对开放不同，明清两代都对民间出海采取了限制性的政策。明代的海外政策呈现防范与宣威并举的特征，一面防范海盗进袭和民间的私自贸易，一面派出庞大的官方船队出访，并接受各国的朝贡。崖州是海外朝贡的重要经由站点，许多朝贡的船只行至崖州的望楼港、毕潭港，由当地政府“必遣官辅护”。清代时，崖州受“海禁”政策限制，几乎中断了与海外的联系。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其增续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限制臣民出境，大量中国侨民移居海外，海南琼侨成为海外华侨的第三大群体。许多海南华侨经常往返故里，带来了南洋的许多文化，内地商户与海外归侨及其所携带的文化嗜好在此汇集碰撞，形成了具有琼南特色的骑楼老街。

四、结语

崖州文化具有显著的边疆文化特征。其虽地处孤岛的最南端，群山将其与岛屿其他部分阻隔，当并不妨碍其他文化在此汇集。这里是大陆中原文化南下的终端地区，亦是岛屿少数民族南移的南边极限，海外居民及文化持续进入崖州，从而形成了多元文化。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较大，各族群之间并不谋求相互融合，而是以族群分开居住的形式实现了多元文化同存。

［1］朱竑，许然，韩亚林.明清大陆文化在海南的扩散及海南海岛文化的形成［J］.热带地理，2007（1）：86－91.

［2］林日举.海南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239－251..

［3］刘江涛.明代汉族移民与海南经济文化变迁［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7）：1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