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海豚出版社，北京 100037)

时值陈原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商务印书馆同人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写一篇文章，以示纪念。

放下电话，我的记忆回到一九九五年三月九日中午，在北京一间马克西姆西餐厅二楼，我和辽宁教育出版社几位同事，正在与“书趣文丛”总策划沈昌文等人对面而坐，商讨书稿的有关问题。其间有人说，见到陈原先生在楼下吃饭，我们去打个招呼？沈先生站起来说，陈原老不便见多人，我与晓群下去拜见一下。我在日记中写道：“一楼餐厅的散座，弥漫着法兰西的情调；恬淡的灯光，夹杂着几点午后斜阳的亮斑。当时我很紧张，记不得陈原老的相貌，记不得彼此说些什么；哦，我大概什么也没说，只是握手致意，便退下来。”

那时我为什么紧张呢？回想起来，大约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沈昌文先生的日常教诲。记得在一次编辑会上，沈先生在场，我说：“沈先生是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导师。”当时沈先生站起来，正色说道：“不敢当。陈原、陈翰伯等前辈才称得上导师，我只是他们的秘书。”再有，每当我们讨论一个新的出版项目时，沈昌文经常会说：“我们去请教一下陈原老吧。”二是读陈原先生的著作，无论是出版方面还是语言学方面的书，细读之后，使我们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受益极多。多年来，我写过几篇向陈先生学习的文章，如：《一位智者，让我们陷入失语的窘境》《委婉语词，后现代意识形态的主调》《陈原，我们的精神领袖》《坚守理想的乐园》和《一个通才的绝唱》等，充分表达着内心的感受。

此时，我想通过几段故事，将这些年来对陈先生认识的深化，择重表达出来。

一、《陈原出版文集》

一九九六年，陈原先生签赠我一册《陈原出版文集》。这是在陈先生众多著作中，我最喜爱的一种。它不是一部简单汇编的文集，如陈原在序言《黄昏人语》中所言，一九九三年出版社组稿，最初他想婉言谢绝，觉得自己过往的材料太少，没有什么保留价值。但他的夫人余荻说：“我们一生都在这领域度过，如今垂垂老矣，正好借此给自己画一个句号，做一个纪念。”他们五月中开始工作，七月中余荻突发脑溢血，离开这个世界。九月中陈原支撑着病躯，完成全稿。可以想见，在陈先生的一生中，这是一部怎样重要的著作。

再者从时间跨度而言，陈原将自己的出版文章，自一九四九年一路整理下来，他既要保持历史原貌，还要表达整理时的心境，所以在每篇旧文之前，他加上一段“题解与反思”，文字真切坦诚，表现出陈原自我剖析的勇气和情操。比如一九五八年，他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写过一段编者按《这面广告说明了什么？》，只有一百多字，批评《人民文学》五月号广告“厚古薄今，迷信专家，轻视青年，轻重倒置”。因为在广告版面上，出版社把介绍《叶圣陶文集》和李劼人《大波》等老作家的图书，做得篇幅很大，而新作家杨沫、曲波的《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被挤在一边，只有书目，没有说明文字。结果陈原的编者按“引起出版社很大的困惑和混乱”。如今陈原将这个短短的“编者按”收入文集，自称是自己的过错或“罪过”。陈原还说，后来忘记向叶圣陶述说此事，但那时叶老是清醒的，他对批判钱锺书《宋诗选注》不以为然，曾对陈原说，那样的批判要不得。

我正是通过认真阅读这部《陈原出版文集》，加深对陈先生的了解，不久出版陈先生两部书稿：

一是文集中的一篇文章《总编辑断想》，有两万多字，我先在辽教社内部刊物《荐文》上刊载全文，还写了一篇“荐者语”；后来面见陈先生，我又提出出版《总编辑断想》单行本的建议，陈先生很高兴，希望我能写一篇序言，我连声说不敢，还是由沈先生写吧。沈昌文接受了任务，但说写序言不敢，还是写一篇后记吧。最终协商，由沈先生写一篇“后序”。

再一是我们策划出版《陈原语言学论著》三卷，有一百多万字。这么好的资源，原来辽教社是拿不到的，只是经过沈昌文不断牵线搭桥，陈先生对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才放心将书稿交给我们。后来台湾商务印书馆购买此书的繁体字版权，此时我在辽教社制定政策，像陈原一类大学者、大作家，他们的书稿被海外购买版权，出版社不再抽取“管理费”，即将海外出版社支付的版税，全额支付给作者。当时我的作法，受到陈、沈二位先生称赞，说有老一辈出版家的遗风。其实我正是读到当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王云五的组稿故事，他们为拿到严复、林纾、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名家著作，可谓服务周到，用尽苦心。我只是怀有一点追随之心，获得前辈的信任。

还有一九九九年末，辽教社创办《万象》杂志，陈原先生肯于开专栏“重返语词的密林”，接续七年前《读书》上的专栏“在语词的密林里”；后来，又在辽教社结集出版《重返语词的密林》。这样一段故事，正是实践陈原、沈昌文二位先生的观点：“编辑的责任不单是在组稿，更是在组人。”

二、“编辑/编辑家”

读陈原，接触陈原，我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出版家，还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天造地设，使出版与语言学聚为一体，为我们这个时代奉献出一位难得的智者。所以很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陈原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只要与他接触，你就会产生面向大海的感觉，无论深远，都让人顿生怅然而不及的惭愧！”这不是空话，那些年，陈先生的举止言行，几乎影响到我们从事编辑工作的许多细节。列举几例：

一是讲话。在上世纪末，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在辽教社出版。为此，我们请陈原先生来沈阳讲座。在向听众介绍主讲人的时候，其中有“陈原先生是一位大编辑家”一句。听到这句话，我见到陈先生微微一怔，欲言又止。我觉得其中有问题，恰好我正在翻阅《陈原语言学论著》的目录，突然看到“编辑∕编辑家”的条目，陈先生写道：“编辑是一种人，又是一种工作。编辑即是人，则不必加‘家’。作家、画家、作曲家、文学家、科学家——称‘家’。 司机、教师、出纳——不称‘家’。”读到这里，联想到刚才的介绍，又想到以往我似乎也有过“编辑家”一类言辞，不觉脸面上浮出一缕绯红。

后来我时常听到、见到类似的语病，总想提醒人们：读一读陈原吧。比如有一本书，名字就叫《编辑人的世界》，也是犯了陈原指出的语病，在“编辑”的后面，多加一个“人”字。

二是写信。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位智者，让我们陷入失语的窘境》，谈到我与陈原先生接触多年，却从来不敢给他写信。为什么？不是懒惰，实在是被语言学家的目光吓到，出现“失语”的征候。这要从另外两封信件说起：

二〇〇一年初，辽教社一位刚入行的小编辑，写信给沈昌文先生，请他帮助我们推荐几位翻译家。信中有一句话写道：“请您告之一些工具书作者”云云。对此沈先生在回信中，指出两点错误或曰不当之处。其一，沈先生说，看来你不熟悉我们这行的行话；我们在进行实务时，作者(意思同著者)、译者、编者是三个意思，指不同的三类人。我猜你要找的是译者，不是作者或编者。其二，沈先生说，要知道，在文化人中这么用“告之”一词很“丢份”，太学生腔了。接着，沈先生写道：“干我们这行，写信等于是‘亮相’，必须词斟句酌，不然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你们以后又偏偏要多同语言学家打交道，所以不能不慎之慎之。请原谅我对你们有点倚老卖老。何况我也是陈原这些老辈这么带出来的。”沈先生还特别提到，陈原对辽教社编辑的文字也有评价。说到这里，沈先生叹道，追求文字的尽善尽美，真是太难。比如《读书》，无论你如何精雕细刻，到了吕叔湘、陈原手上，还会列出一大堆错误。真是防不胜防啊！听到这些话，我再想写信时，怎么会不胆怯、不畏惧呢？

附一句，那位“小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博士，做过科学史博士后，后来成就斐然，做到出版公司的总编辑、总经理。但直到今天，她回忆起这一段故事，还会感叹“终身受益”。

三是用词。陈先生是名符其实的专家，既有智慧，又刻苦认真。据称他在看电视时，会把一个小本子放在手边，随时记下电视节目中的新鲜语词。这些年来，有新人进入出版行业，起步之初，问我该读些什么书？我经常会对他们说，读一读陈原，尤其是他的语言学著作，对从事编辑工作的人，以及从事出版专业研究的人而言，它们尤为重要。在这里，我仅列出两个例子：

其一，关于“新语词”，陈先生文章很多，都很精彩。他出过一本极薄的小书《新语词》，其中有“新语词的创造与规范化”一段，提出用词的“六不”，至今让我铭记。他写道：1.不造新的汉字，汉子已经够多了；2.新造的语词不拗口，一拗口就难于传播；3.不盲从也不歧视，凡是合理的，妥帖的，合乎语言习惯的，将会得到人们的爱戴；4.不滥用方言，也不排斥方言；5.不违反社会心理习惯；6.音译新语词所用的汉字组合，尽可能避免发生望文生义的歧义。

其二，关于“委婉语词”，我在十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委婉语词，后现代意识形态的主调》，谈到读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三联，二〇〇六)，发达国家使用政治词语的变化，即用“委婉语词”替换一些旧词的故事。有名的替换如：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白领；工人阶级——蓝领；血汗工厂——劳动密集型企业；西方化、殖民化——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西方民主社会。阅读之余，我想到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陈原先生就关注这个问题，他的《语言与社会生活》(一九七九)，是陈先生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不足六万字，分为六章，第五章的题目正是“委婉语词”。 比如，一九七三年《纽约时报》说，美国某机关下了一道公文，在经济公文中不要再用poverty(贫困)一语，代之以lowincome(低收入)。当时的《哈泼氏杂志》(Harper’s)还登一个征文启事，请读者创造一些能够掩饰“不愉快的现实”的委婉语词。读陈原，我时常赞叹，他的思考很有“先知”的意味。

三、王云五

回想当年，我追随沈昌文先生做出版，曾有两个大项目，都来自陈原先生的支持。

一是出版《吕叔湘全集》十九卷，当时为解决版权问题，陈先生出面约见吕叔湘先生家属，跟商务印书馆打招呼等，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再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 当时我在翻读“万有文库”第一辑，见到王云五先生的序言《万有文库缘起》，才萌发组建“新世纪万有文库”的念头。最初我把这个想法跟沈昌文先生谈，沈先生有思想负担，说到大陆很多老辈出版人都对王云五不以为然，批评“万有文库”追逐商业利益，提出废除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等，还是周恩来出面，指出“不能因人废事”。但沈先生说，在老辈学人中，陈原先生对王云五的评价有所不同，相对客观、中肯。所以要想追随王云五的文化理念，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需要请陈原先生领衔，做总主编，这样才镇得住。

沈先生还说，陈原是一位有政治智慧的人，他赞扬王云五，研究王云五，学习王云五，都不会直来直去。这次请他出头，不知他是否会接受，或激发出他的人生智慧。后来陈先生果然接受我们的邀请，同意出面，但提出两点要求：其一，建议将“总主编”改为“总顾问”；其二，刊登图书广告时，不要登上他的名字。

此后我读陈原著作时发现，陈先生确实在文章中，不断提到王云五的思想和理念，不断将王云五工作经验的合理部分，纳入自己的工作计划之中。但几十年来，陈先生用语严谨，不露声色，这让我想起陈先生的助手柳凤运的一段话，她说陈原晚年，喜欢说“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也喜欢说“历史老人不走直路”。

下面，我将陈原先生著作中，谈到王云五或相关事情的文字列举出来，使我们方便串起来阅读和理解，看清楚陈先生的思想脉络。此时我心里在想，我这样做，试图将一位“历史老人走过的路”拉直，是否符合陈先生的意愿呢？

“万有文库”：陈原先生多次谈到对这套书的肯定。如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他在《胡愈之和“知识丛书”》中写道：“一九六一年五月中旬，中宣部召开部长办公会，讨论‘知识丛书’编辑出版问题。时任部长的陆定一讲话，提醒人们要向商务印书馆从前出版的‘万有文库’学习。他说商务的‘万有文库’包括古今中外各种知识，很有用处。”再如，陈原在《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中写道：“就是过去以为完全是为了‘生意经’而编印的《万有文库》，也还是没有离开它的先行者们普及文化、开发民智的抱负。《万有文库》的刊印，确实使学校机关乃至家庭，都能‘以极低的价格’得到‘人人当读之书’(王云五语)。”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一九〇二年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开始注重翻译著作的出版，有“帝国丛书”、严复、林纾译著等。一九二九年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其中包括子系列“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正是这个名称的首次亮相。一九五八年陈翰伯主持商务工作，八年间，译介西学各科学术名著近四百种，另有译稿选题储备近四百种。一九六四年王云五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两年后他从此前“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选出二百种，共计六百册，构成“汉译世界名著甲编”，在台湾编印出版。一九七八年陈原出任商务总编辑兼总经理，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建馆八十五周年，在前人劳作的基础上，编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丛书名目中加“学术”二字。一九八二年第一批五十种出版，陈先生有文章《写在“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刊行之际》，他在《陈原出版文集》“题解与思考”中写道：“《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五十册，在商务印书馆八十五周年馆庆前夜问世，积累好几十年有识之士的辛劳，才有可能实现这件小小的却有长远意义的工作。”

保留书目：一九八〇年，陈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的出书规模和质量问题》一文中谈道，出版社出书不能编一本扔一本。“如果我们的淘汰率是百分之五十，那么，我设想十年后即到一九九〇年，我们可以积累到一千种左右‘保留书目’，再加上一九五八到一九八〇年这一段大约有一千种，那末，加在一起我们就会有二千中左右的‘保留书目’，就成为新的《万有文库》了！王云五时的《万有文库》第一集仅二千册，第二集也不过二千册。”

日出一书：一九八三年，陈先生在《最后一班岗——我在商务印书馆做了的和没做的》中，有“日出一书”一项，他写道：“我一九八〇年提出在八十五周年纪念以后实现‘日出一书’的设想，得到同事们的支持。也有怀疑派，但不多。之所以提出这个口号，因为(1)它有历史意义，王云五时代就实行过了，不过那时商务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出版社，……从一九八二年起《光明日报》第四版左下角每星期一就出现一块小广告，‘商务印书馆——日出一书，本周书目。’这个小小的广告也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动力和压力，也引起国内外出版界学术界的注意，这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想。”

四角号码检字法：陈先生在《〈张元济年谱〉代序》中，谈到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他说：“传说商务推行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本来是高梦旦发明的，王云五只不过使之完善罢了。证之王云五纪念高梦旦文章所记，此说也不是全无道理——王云五说最热心推广四角号码的正是高梦旦，王记下高对他讲过的‘戏言’：‘姓王的所养的儿子四角检字法，已经过继给姓高的了。’”

评价王云五：陈先生在《总编辑断想》中写道：“正如没有经历过本世纪头三十年的一般人，以为商务就是王云五，王云五就是商务。商务之所以能成为商务，因为有个王云五；有个王云五，就能创造出一个商务。直到八十年代初，很少人知道创业艰难时期，幸赖一个张元济。”还有，陈先生也曾说明，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是得到张元济同意。他在《〈张元济年谱〉代序》中写道：“高梦旦不反对新思潮，但他认为对新学所知不多，还是退位让贤的好。因此他去北京请当时被誉为新文化运动大将的胡适自代，胡适来馆虚晃了一枪，却不理解(或不屑做)这项工作，荐了王云五入主商务。显然高梦旦此行，事先是同张元济商量过的。”

行文及此，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掠过早年与陈原先生多次交往的情景：他夸赞辽教社出版的“牛津学术精选”、BBC《与恐龙同行》等书编得好；他说我的文章《无奈的万有》《在高高的桅杆下》中，某些观点不错；他在跟我合影时开玩笑说，出版人要能克隆该多好；他问我：你在辽教社的出版追求是什么？我说，希望能走商务印书馆的路。他说：“走商务的路，至少需要二十年的努力！”

(本文作者系海豚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