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嘉新 刘朋朋

1.引言

韦努蒂是“美国当代翻译理论最重要的人物之一”（Robinson 1997：97）。自《译者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A History of Translabion（1995）一书出版以来，其相关翻译思想便引起广泛关注。国内译学界对韦努蒂翻译思想的讨论一度以之为中心，且集中于探讨归化与异化思想，较少关注韦氏其它翻译思想。事实上，韦努蒂的归化、异化思想只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一环，其关于翻译伦理、世界文学以及翻译文化等概念的新论述亦在学界产生影响，对国内翻译理论的建设作用独特。要全面、正确了解韦氏的归化异化，必须对其整个翻译翻译思想体系的诞生与发展进行全面考察，方可避免结论偏颇。此外，研究韦式翻译思想对于中国译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亦有一定借鉴作用。

2.内容介绍

国内系统研究韦式翻译思想的作品不多，蒋童的专著《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便是其中一本，其博士、博士后均专注于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是学界从事相关研究不可忽略的一位专家。该书系统考察了韦努蒂翻译思想的起源、发展以及最新变化，着重于归化、异化思想的系统阐述。该书共分为7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论述研究韦努蒂翻译思想的可行性。丰富的学术论文、著作和编著，构成了韦努蒂的学术主线，而将这条主线明晰化，厘出其翻译思想的主线，继而对之做出较为全面的阐述便是该书的落脚之处。有鉴于此，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成为该书作者突显韦式翻译思想的有力工具。作者通过全面收集资料，将材料加以梳理、剔抉，继而发现“异化”翻译作为一条中心主线，始终贯穿于韦式的翻译研究中。

第二、三章介绍韦氏翻译思想诞生的时代背景、其思想资源的来源以及翻译思想的归属问题。想要系统掌握韦式的翻译思想，首先便需对译学理论研究史了然于胸，并结合新时代背景，去发现其思想渊源，具有继承性的特点，以及较强的时代性。韦努蒂的翻译思想与翻译研究学派特别是后殖民研究有紧密的联系。此外，其思想的另两大来源便是德国的“异质”传统思想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

第四章探讨韦努蒂翻译思想在西方的研究状况。韦氏的翻译思想长久以来占据了西方译论界的中心，其归化、异化以及翻译伦理思想尤为如此。其中，这种聚焦最早可追溯到《译者隐身》一书的出版，便掀起了西方译论界对韦氏翻译思想的讨论与批评，各种声音褒贬不一。此外，韦氏译论流派归属问题是国内外学界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解构主义学派还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学派？翻译伦理作为韦氏译论思想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出现于《翻译之耻》（1998）一书中，没理由逃离舆论的中心。

第五章介绍韦努蒂的归化异化思想在中国的接受情况。韦氏思想翻译一踏上中国本土，便引起国内学者的热烈讨论。国内学术界对韦努蒂翻译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三大路径：首先，归化、异化思想在引入国内初期，便有相关研究将其与中国本土译论混淆。此后，学界逐渐意识到了对韦氏翻译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开始进行辨析、纠偏以及反思，同时也杂合着对归化、异化策略的运用。最后，学界对与韦氏翻译伦理的讨论相对略晚，但认识较为深刻。

第六章描述韦氏翻译理论话语的内部系统。该书作者通过考察《译者隐形》一书，紧扣韦氏主要话语链，清晰地呈现了韦氏思想的内部术语链的缘起与发展；通过对欧美翻译史的考察，发现传统翻译史因归化为主流的翻译策略造成译者隐形；通过揭示韦式借用阿都赛尔的“症候阅读”方式，该书作者发现“通顺翻译”造成的“译者隐形”，借用菲利普·刘易斯“反常式忠实”，提出“对抗式翻译”，从而勾勒出一条内部术语链。此后，蒋童进一步辨析韦氏提出的归化与异化翻译思想，呼应第五章国内对该思想认识混乱的问题。

第七章则是剖析韦氏话语外部系统的建构，《翻译之耻》无疑是外部系统建构的根基。如果说其内部术语链构成的起源是对翻译史的考察，那么外部术语链的发端便是对于翻译“体制之难”、“体制不公”的呐喊以及控诉。为了消除这种翻译之耻，作者再次敏锐地意识到了韦氏从他处挪来的策略，即通过“少数化”翻译展现“语言剩余”，从而消解主流文化的价值，呈现出边缘文化的价值与思想观念。读者从中不难发现韦努蒂对话语拼凑、嫁接的痕迹。在“文化身份”的塑造过程中，树立起“异化伦理”和“化同伦理”的二元对立，韦氏从贝尔曼处借来尊重差异伦理，发展成独具特色的存异伦理，以限制“化同”造成的本族中心主义。然而，正当读者认为差异伦理是韦氏的对翻译的终极思考时，作者进一步揭示韦氏“狐狸式”的狡猾：韦氏悄然解构了其一已贯之之道——差异伦理，提出因地制宜的翻译伦理，并借用阐释型方法宣扬其新伦理观，以期培养一种译者、读者以及学术圈共生共荣的翻译文化。

3.简评

总体而言，《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从谱系学的角度全面挖掘、梳理韦努蒂翻译理论中的话语体系，呈现出韦氏翻译思想的全貌，韦氏翻译思想变迁中的“变”与“不变”，即对自己术语的不断解构以及对翻译现实问题的持续关注。总体来看，该书特色以及不足之处如下：

继承前人，重点补遗。关于韦努蒂归化、异化思想的研究，已存在相当数量的期刊、论文以及专著。不少学者如郭建中 （2000、2008）、王东风（2002、2004）、刘亚猛（2005）、封一函（2006）等，从不同角度深入解读了韦氏的翻译思想，为学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认识起到了正确的导向作用。此外，张景华（2009）等人的博士论文系统研究了韦氏的翻译思想。因而，该书的一大特色便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主要包括对韦氏翻译理论话语的辨析，对学界认识上的纠偏，对韦氏思想本质的考察与批评等，进一步深入挖掘韦氏翻译研究的最新资料，深化对韦氏翻译思想的认识，解答关于学界对韦氏译论研究中尚存的争议，从而有益推进学界对韦氏翻译思想全面、客观的认识。鉴于此，该书补遗之新体现在对韦氏翻译思想归属上的认识。无论是国外抑或是国内，纠缠于其思想当归属解构学派或文化学派。该书作者基于文本解读以及对韦氏本人的求证，认为其思想中既有两派间的共性，又有差异性，将其本人归入任何单一学派均有失偏颇，从而提出韦氏是一位“翻译研究派的集大成者”（蒋童2016：71）的观点。此外，多数研究止步于韦氏“因地制宜”翻译伦理的终极思想上，作者从最新资料中发现，韦氏近年来提出的翻译阐释法、翻译文化的构建，以及对出版行业的持续关注，均体现韦氏思想的细微变化。阐释法的运用便揭示出韦氏对归化、异化态度以及在论述上的调整。《译者隐形》为读者呈现的是一个对欧美翻译史上忠实、流畅翻译充满“敌意”的韦努蒂。而阐释法一观念则体现出韦氏意识到将翻译置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考察的合理性。现今，韦氏在其教学、实践中仍倡导异化策略，不过具体实施策略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韦氏似乎不再一味忽视历史、忽视语境，呼吁用异化翻译打破霸权文化。相反，他意识到只有在正确认识过去和现在的具体语境下，分析忠实为何是具体时代语境下的需求，在正确解读语境、“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思考采用正当方式使异化成为当下语境中认可的翻译策略，使“译作当被读作译作”（蒋童2016：230）。建构“一种翻译文化”便是韦氏使用这一策略最终目标，“是韦努蒂对翻译的终极思考”（同上：182）。建构何种翻译文化，这种文化具体是什么，蒋童（2013）解读为“译作不是为一般人所做、所阅读、所学、所教；译作属于翻译文化”。总体而言，通过对比前人研究，该书作者对韦氏新形象的挖掘之功显然。

谱系研究，多源探索。《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运用谱系学研究方法，对比已有研究所采取的视角，更加体现该书的独到之处，且从书名便可管窥作者的写作意图，即反对唯一，反对本源，注重来源（蒋童2016：17），来源可为多处。谱系学的多源探索在书中具体表现为：韦氏的学派归属探源、理论话语探源以及理论话语研究探源三个主要方面。纵观全书，无论是哪方面的探源，均可发现多样性与异质性并存。兼“听”则明，哪个才是真实的韦努蒂取决于读者个人解读。遵循此种思路，如前所言，其学派归属的多源性，便是探索发现之一。作者通过梳理相关材料，从系列杂合与异质中，选取韦氏论述中的关键话语，并考察这些话语及其来源之间的联系，将其串成内部与外部两条术语链，从而厘清一条关于韦氏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同时促进韦氏思想系统的严密化、体系化以及学术化。这便是多源探索之二。较之于张景华（2009）以伦理学视角反观韦氏翻译思想，该书作者则是借力《译者隐形》一书所采取的谱系学研究方法。不同于张景华等多数学者把目光聚焦于以归化异化为中心的主导话语上进行批评式反思，作者深入内部，发现韦氏先后对归化异化悄悄解构，最后指向因地制宜、共生共荣的翻译文化。到底是韦氏思想上的矛盾还是其本人别有用心，其翻译思想的本质是什么，该书作者并未将自己限制于韦氏的表层话语，而是通过多源探索，还原不同学者眼中的韦氏：罗宾逊（1997）认为其思想的虚伪，不过是一种文化精英主义，无视大众。刘亚猛（2005）揭露出韦氏的目的终究是服务于本土霸权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防止本土文化单一、僵死，呼吁通过异质促进本土文化的多元。张景华（2009）指出将其想象成为弱势国家摇旗呐喊的斗士不过是一种虚妄。而这，便是多源探索之三。借用谱系学，该书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是“狐狸”亦是“刺猬”的真实韦努蒂，即韦式持续思考翻译问题，但对这一问题又给出了多元而深刻的解答。鉴于其回答的多元性，韦氏是“真善”还是“伪善”，不同学者自有不同解读，而谱系学的任务便是“旨在用客观性代替相对性……对每一个事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彻头彻尾的说明”（马新颖2016：104）。但谱系学作为一个研究视角，并非就是十全十美，其力图避免“价值主体”干预，造成一种韦氏理论思想公正客观的幻象，而偏颇全在于他人对其思想的“误读”。

《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重在全面展现、描述韦努蒂翻译思想，故而并未对韦氏思想做任何过多评论，却也是该书一憾事。关于韦氏的“真实”与“虚伪”，前人多有论述，因而作者力图扬述之长避评之短。但即便是该书重点补遗内容，就韦氏的“翻译伦理诉求”观以及“翻译文化”的论述而言，看完也不免令人生疑。其所谓的“伦理诉求”似乎是译者现身，“译作当被读作译作”（蒋童2016：230）。但韦氏似乎忽略了平衡目的语文化读者、出版商等各方的诉求。伦理诉求并非是形而上的思辨与呐喊，更应注意到伦理关系的认识是一种社会主体间关系的认识。而关于“翻译文化”的构建，韦氏似乎也仅仅关注英语国家，不免令人怀疑其翻译思想终究是为“为己不为他”。这也引起了新时代下以何种态度对待西方译论的思考，随着“建构中国话语”进入公众视野，如何处理好本土译论与外来译论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多学者在已有讨论上继续深入解答。

4.结语

韦努蒂作为一名翻译实践家和翻译理论家，其学术地位在翻译学界受到认可，其翻译思想在国内影响持久，并得到广泛关注、充分研究，而这种关注便是其学术地位有力的证据。因而，对韦氏进行研究以正确、全面把握其译论思想，思考韦氏翻译理论产生影响、广泛传播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译学的建设，从而增强中国译论在国际译学研究中的影响。该书通过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在资料全面占有的前提下，向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全面的韦努蒂及其翻译思想，体现了作者扎实、深厚的学术涵养。如前文所示，该书虽有不足之处，但其价值不应被忽视。

Venuti,A.1995.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History of Translation[M].New York: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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