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声白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桂亁元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7年是德国“小人物”作家汉斯·法拉达（1893-1947）逝世七十周年，为纪念法拉达“小人物”小说的巨大成就，由德国汉斯·法拉达研究协会与法拉达故居博物馆在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市阿波罗剧院联合举办了学术讲座、作品朗读会、音乐演出和木偶戏等各项纪念活动。同时法拉达之子阿希姆·迪岑亲临纪念活动现场为来自德国、奥地利、瑞士、以色列、英国、美国、日本等各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众多法拉达作品爱好者深情诵读了父亲在世时书写的信函。

关于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1，赫尔曼·黑塞2在1932年写道：“在青年作家中，能如实地描写当今现实，既不美化它，也不贬低它的，首先当推汉斯·法拉达”（Jean 1955：86）。法拉达的领导和朋友约翰内斯·贝歇尔3在法拉达逝世当年的纪念文章中赞扬法拉达那卓越的叙事天才使他能够创造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4时期的不朽史诗（贝歇尔1947：101）。纵观汉斯·法拉达创作的一生，黑塞与贝歇尔的评价不仅非常中肯、贴切，而且十分客观合理。的确，法拉达有其非凡的一面：作家深入到最寻常、最平凡的生活之中去探索“小人物”，用他那天才的笔，塑造了几十个栩栩如生的、处于逆境中的德国平民百姓的形象，记载下了德国历史最动乱、最苦难的岁月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使他成为深受德国人民欢迎的“小人物”作家。诚然，实际生活中的汉斯·法拉达本身也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他是个既酗酒，又吸吗啡的凡人（Farin 1993：42）；是个不敢说“不”字的“妥协大师”；是个谨小慎微、易怒易悲的小市民。总之，法拉达是个充满矛盾既可敬可爱又可怜可叹的德国文坛怪杰。

1.“小人物”的大成就

汉斯·法拉达原名鲁道夫·迪岑，1893年7月21日出生于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一个地方法官的家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开始写作生涯，1920年起发表长篇小说。1930年，他的长篇小说《农夫、党棍和炸弹》使他一举成名。从此，他的创作便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写出了几十部长篇小说，其中影响深远的代表作有《小人物，怎么办？》（Kleiner Mannwas num?1932），《用监狱的铁盆吃饭的人》（Wer einmal aus dem BlechnapffriBt 1934），《我们有过一个孩子》（Wir hatten mal ein kind 1935），《狼群中的狼》（Wolf unter wölfen 1937），《酒徒》（Der Trinker 1944），《梦 魇》（Der Alpdruck 1945）和《人人孤独地死》（Jeder stirbt für sich allein 1947）等。可惜法拉达于1947年2月5日猝然病逝于柏林，终年仅五十四岁。不然，在他笔下会有更多的耳目一新的“小人物”问世。

尽管法拉达的创作生涯只持续了短短的二十余年的时间，但他塑造的德国“小人物”，尤其是反法西斯的普通小老百姓，却深受德国人民的喜爱。以新闻记者身份在《农夫、党棍和炸弹》（Bauern,Bonze und Bomben）中伸张正义的法拉达，喊出了当时农民反抗压迫、反对繁重赋税的心声。谁会不喜欢这样的、正义化身的“小人物”作家呢？

法拉达最著名、最成功的作品之一，长篇小说《小人物，怎么办？》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外国文字，曾被四次搬上银幕；另一部反法西斯的代表作《人人孤独地死》，记叙一对善良、忍让的德国老人奋然投身反法西斯的事业，也被三次拍成电影5，并于1981年初被当时联邦德国著名的戏剧导演彼得·蔡特克搬上了柏林舞台。该剧在当时引起了东西两个德国人民的轰动。在一流的西柏林席勒剧院舞台上以全剧解说人物形象出现的“小说作者”与现实生活非常贴近，塑造了一个既可爱又可怜的法拉达角色。这使他成为两个德国家喻户晓的“文学明星”。2012年10月，话剧《人人孤独地死》在汉堡塔利亚剧院再度华丽上演，演出结束谢幕时，演员足足谢幕十几分钟才得以退场（Theurich 2014）。观众们喊哑了的嗓子、拍红了的手掌可以作证：欣赏该剧真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心灵体验。

法拉达的许多长篇小说，既是世界文坛不可多得的“平民百姓”、“小市民”杰作，又是德国反法西斯文学中的珍宝。他以笔下具有德国历史上艰难时期烙印的人物形象，在德国文坛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的作品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编年史，又是德国人民反法西斯的见证，更是德国人民中最受欢迎、流传极广的民间文学精品。

2.“小人物”的大魅力

法拉达笔下的“小人物”为什么会如此受到读者的欢迎？从他的几部代表性作品来看，主要是由于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具有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高尚情操、生活气息和艺术高度。

2.1 高尚情操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浩然正气，有一个民族的追求和情操。反抗反动统治，反对专制独裁，恐怕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所共有的气节。法拉达作品中的许多主人公尽管都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小小老百姓”，但他们都具有不畏强暴、追求光明和真理的高尚情操。

以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人人孤独地死》中的主人公为例。他们是德国已退休的木工克瓦格尔夫妇。故事描写这样一对原本不关心政治、只会平平淡淡过日子的小老百姓夫妇，通过两起对他们来说是惊心动魄的事件，愤而觉醒，毅然走上了反法西斯的道路（Groschupf 2011）：时值 1940年，正是希特勒法西斯势力肆意猖狂的年月，一边是纳粹分子狂欢滥饮，欢庆入侵法国胜利；一边是他们的儿子战死法国，让他们痛心。这是多么鲜明和令人悲愤的对照！紧接着，在他们居住的公寓里又发生了一件令他们震惊的事情：他们的老邻居、犹太女房客罗森塔尔家里被纳粹暴徒洗劫一空，罗森塔尔被迫跳楼身亡。终于，深深埋藏在克瓦格尔夫妇内心的正义感、反压迫精神，以及反法西斯的觉悟，像决了堤的洪水，喷薄而出。他们自发地、积极地、而且是单枪匹马地分发反法西斯明信片，号召德国人民奋起反法西斯、反抗希特勒。尽管小说最后以主人公的悲剧———这对小人物夫妇被法西斯分子残酷杀害而结束，但这对夫妇正气凛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和英雄气节，使审讯他们的盖世太保也羞愧有加，有的竟然感到绝望而开枪自杀。

正是这样的值得敬仰的“英雄小人物”形象吸引着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千千万万个读者，使他们看到了作为一个人的气节和一个民族的精神，也激励他们为了正义和光明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2.2 生活气息

一个平民百姓，如果只有英雄的一面，那是不完整的；若是脱离实际生活，那就不可称其为平民百姓了。汉斯·法拉达笔下的小人物都是有血有肉、富有生活气息的“常人”，是酷爱生活的、处处可遇到的普通人。这里，我们不去说平日生活中的克瓦格尔夫妇是如何循规蹈矩、默默无闻地相依为命、酷爱生活，唯恐因自己半点差错而给纳粹以把柄，招来麻烦，甚至祸害——在希特勒法西斯白色恐怖之下想平安无事、苟且偷生之难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我们且看看法拉达另一部代表作《小人物，怎么办？》是怎么描写主人公热爱生活、在逆境中追求美好生活的。

这部作品描写了一对在魏玛共和国经济大萧条的苦难岁月里恩爱度日，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的青年夫妻，在生活重担下不断拼搏，最终以善良和忠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获得善有善报的结果。这是一篇富有生活气息的杰作，揭露了劳动者备受侮辱、社会地位下降、失业率激增的社会弊端。它使许许多多读者找到自我，或者认识了自我，使他们产生感情上的共鸣，有一种就发生在身边的亲切感，从而感受到了可亲、可信、可读的艺术效果。同时也塑造一个现代德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性形象——主人公的妻子“小绵羊”。作品中绝无空泛的高谈阔论与抽象的说教训示，比比皆是平实的日常口语，自然而且生动，水到渠成地为皮内贝格夫妇这对小人物竖起了一座纪念碑。

下面，我们摘选这部长篇小说中男主人公皮内贝格同一个治安警察的对话（刁承俊1986：406-407），也许从中可以初见法拉达小说语言朴实、有扎实生活基础的端倪：

那儿有家很大的美味商店，里面灯火辉煌。皮内贝格把脸贴在玻璃上朝里边张望，售货厅里可能还有人吧。要是有人，他就可以敲门进去，他不能没有黄油和香蕉啊！

有一个声音在他身边轻声说：“请您走开！”皮内贝格吓了一跳。

他看看四周，真是大吃一惊：一个治安警察就站在他身旁。

警察是对他说的吗？

“您快走，说您呢，就是您！”治安警察大声说……

皮内贝格马上就让步了。他真像掉了魂似的。他打算在人行道上快点儿走，到腓特烈大街火车站去。他要赶这趟火车。他要回到小绵羊那儿去……

这段对话场景能使读者感悟颇深：来自外省的皮内贝格应聘在柏林一家百货公司做售货员，柏林当地人很排外，明知道皮内贝格听不懂柏林方言，一直和他说柏林话，皮内贝格不好意思说他听不懂，他又生气又委屈。语言的障碍像一道墙把他孤立于人群之外，对工作的生疏也让他融入城市生活困难重重。前两个月，他生意做得很不好，他对服装了解甚少，天天被经理骂，他就下定决心一定做好。他下功夫仔细了解每一款衣服的面料、款式和工艺，适合什么样的顾客，怎么搭配好看，还整天在店里观察其他售货员的说话方式与语音语调，学会和顾客交流沟通。更关键的是，他试图笼络大客户，让他们每次买衣服只认准他一个人。所有的努力最终付之东流，皮内贝格受到职场排挤，被解聘，陷入失业焦虑状态。皮内贝格尽管生活艰难、经济拮据，但心中时常惦记着饥肠辘辘的妻儿，想去购买些特价黄油与烂香蕉带回家中果腹，但由于衣衫褴褛被治安警察视作意欲砸窗抢夺食物的不轨之徒，皮内贝格只得在治安警察淫威呵斥之下落荒而逃……真实的生活写照会牵动每一个读者的心，尤其会触及与小说主人公生活在同时代、同环境、有过相同遭遇的读者的心，他们会把自己放到小说中去感受、去体会、去沉思。这就是法拉达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

2.3 艺术高度

文学作品源于生活，但又必须高于生活，引导读者看到深藏在日常的、繁琐的，有时甚至是苦恼的、似乎是无法忍受的生活之中的真谛。这就需要作家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艺术地、合乎情理地“拔高”人物形象，使人物理性化、典型化、艺术化。法拉达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就达到了这样的艺术高度。这是他创作才华具体而又明显的体现，也是法拉达作品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我们若是粗略地看一下法拉达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出《酒徒》这部长篇小说，并且塑造了一个怎么样的酒徒，或许就能管窥到法拉达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之一斑。

1944年夏，法拉达认识了一个名叫乌尔苏拉的寡妇。她漂亮、迷人，但像法拉达一样，也是个酒徒和有吗啡瘾的人（Williams 2011：325）。法拉达对她一见钟情，坠入爱河之中不可自拔。为了与乌尔苏拉结婚，他遂与妻子苏赛离婚（Williams 2011：313）。但奇怪的是，他仍同苏赛一起生活在卡尔维茨乡间。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吵，直至有一次法拉达向苏赛开了一枪（Williams 2011：315）。幸未打中她，也许是他根本不想打中她。为此，他被指控企图谋杀，被关在反省院里达三个半星期。在被关押期间，法拉达仅用了十四天时间，就写出了三百多页的长篇作品《酒徒》（Scheller 2011）。他所塑造的酒徒，不仅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和发自内心的忏悔寄托，而且也是对纳粹时代的罪恶性和影响进行清算的代表人物。这是一个行为浑噩，思想清醒；外表邋遢，内心纯洁的酒徒；这是一个既像法拉达，又不是法拉达的酒徒，是法拉达理想中的、通过艺术精炼理性化了的“法拉达”。法拉达运用娴熟的写作技巧和语言艺术，充分表达心中的苦恼和矛盾，追求和向往，找到酒徒之所以“堕落”到如此地步的社会根源，从而抨击社会，鞭挞法西斯统治，使这部作品“升华”为新客观主义的精品。法拉达的写作才华，使法拉达的形象真实、典型、立体化、多层面，让读者对之又爱又怜、又叹又悲，爱其德，怜其才，叹其昏，悲其命。法拉达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展现法拉达作品的艺术魅力。

3.“小人物”的大矛盾

可称之为德国文坛怪杰的法拉达，作为德国家喻户晓的反法西斯“小人物”作家，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小人物”的典型，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典型“小人物”：他有创造才华，但生不逢时，备受专制独裁和法西斯统治的打击，得不到当时社会的认可；他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根本无法施展，无法实现；他表面上似乎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感到绝望无救，但心底里却又不甘沉沦，用发奋创作来发泄不满和愤恨，来鞭挞罪恶的社会和法西斯的残暴，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情怀。下面就法拉达所处的社会环境、创作生涯中的遭遇及其主要生活经历等方面来探析法拉达所经历的矛盾及其主要成因。

3.1 在动乱中成长

法拉达的出生及童年时代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也是德国历史上最动乱的岁月。1890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由于内政外交上陷于困境被迫下台。当时德国国内政治上危机四伏，工农业一派萧条，老百姓生活艰难。以威廉二世为代表的德国统治阶级，为了转嫁危机和维护统治，对外实行扩军备战，明目张胆地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对内强化统治，肆意加强专制独裁。因此，国内外矛盾极其尖锐，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乱世中，法拉达备受压迫专制之苦，干过多种最底层的工作，如记账员、土豆种植者、夜班看守、店员、广告推销员等。汉斯·法拉达本人曾说道：“我过去是个土豆种植专家，我不仅可以报得出约1200多个土豆品种的名称，而且从土豆的外表、芽眼、形状及皮色即可确定该土豆的类别”（Manthey 1998：47）。也许可以说，正因为他有过这些“小人物”经历，他才能写出那么多活龙活现的“小人物”来。

3.2 在恐怖中挣扎

才华横溢的法拉达的创作生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德国战败，国内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德国正处于历史低潮时期。法拉达曾经尝试写过两篇表现主义的作品，但没有取得成功，因为表现主义的作品脱离了当时的国情，有违当时的时代需求。后来法拉达在他的笔记《我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中写道：“我不承认我的头两部作品，并不是因为它们很不好……我后来也写过不只一部拙劣的、我不喜欢的书。我之所以不愿意再去理它们，是因为这不是我的书……我写它们，不是出于内心的动机，而是追求时髦的手法。它们在本质上是与我格格不入的”（Manthey 1998：51）。1930年起，法拉达转而创作新客观主义的作品，一篇接一篇，篇篇都受到广大德国平民百姓的欢迎。但他得到的是什么？

后来成为法拉达最著名且最有影响力的长篇作品《小人物，怎么办？》出版之后，虽然未被列入禁书，但被政府当局判为“不受欢迎”。无疑，这对当时以写作为生的法拉达来说，不啻是个沉重的打击。1933年复活节，希特勒冲锋队逮捕了法拉达，罪名是他与“犹太阴谋分子”有牵连。后经查明，纯属子虚乌有，遂在关押其11天之后被释放（Schwenk 2000：126）。其实，很清楚，这种抓抓放放，是法西斯分子惯用的诬陷和恐吓的卑鄙伎俩。1934年，他的《用监狱的铁盒吃饭的人》出版。这是篇反映铁窗生涯的成功之作，是一部思想深刻的监狱小说，但一出版就被列为禁书（韩耀成2008：375），被纳粹御用文人抨击为“监狱色情小说”，批得毫无是处、一文不值，少有读者问津，或者说读者想问津也不敢问津。同年，《我们有过一个孩子》问世，纳粹的攻击便紧随而来，而且其激烈程度可谓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我们要警惕那些人，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工作适应当前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被一再强调的”。1934年9月12日，第三帝国文学院受命宣布法拉达为“不受欢迎的作者”，禁止其写作出版。这无异于公开号召抵制法拉达的作品，砸了自由作家法拉达的饭碗。虽然罗沃尔特出版社通过人脉关系，申诉取得成功，帝国文学院于三个月后又以误会为由取消了该项宣布，但对法拉达的打击是致命的，已是无法挽回。

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法拉达的精神世界从脆弱转而濒临崩溃。专制统治和法西斯恐怖摧毁了法拉达的精神世界，从此他便沉溺于酗酒和吸毒之中，不得不接连两次住进医院进行治疗、疗养。法拉达由此转向儿童文学创作，但他的儿童文学也往往是带有哲理、隐射和讽喻性的，如《一个投入大自然怀抱的录事童话》、《霍佩尔波佩尔，你在哪里》以及《穆尔克国的故事》等，这些作品表现作者对善良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信心，其中告密者蚂蚁、凶恶的猫、憎恨人类的大老鼠等动物也成了他童话里的代表。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将他的“小人物的写作手法”揉合到他的童话中，而这些“小人物”在这里成了贪婪、好惹事生非的大老鼠、爱小偷小摸的熊等，但它们是一群决不会伤害人的“小市民”。因此，文学史上也称他是“和他同时代的优秀儿童文学家丽莎·特茨纳、库尔特·克莱贝尔、埃里希·凯斯特纳并驾齐驱”的人物（苏联科学院 1984：700）。

3.3 在避难中写作

在希特勒法西斯的统治下，法拉达同几百万德国平民一样采取逆来顺受、尽量规避的态度：1933年，他带领全家逃到农村乡间，在卡尔维茨购置了一幢小房子作为避难栖身之处。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法拉达就躲藏在这梅克伦堡式的田园风光中，埋头写作，既不反抗纳粹，也不与之同流合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是英雄，也不想当英雄———他甘心当个“平民百姓”。

尽管在卡尔维茨有他妻子和三个孩子相伴，有他喜爱的狗、牛和蜜蜂陪伴，但毕竟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不是法拉达所追求的理想生活——他是被迫的。精神上的无所寄托和对理想的失望，使他成为一个“写书狂”。为了创作，他过着苛刻的生活，全不管家中妻小。比如他规定七点十五分吃早饭，就只能在七点十五分，连一分钟也不能差。这简直是一种失常的“自我折磨”，是一种失意的自我宣泄。一旦动笔写一篇小说，他就像一头不知回头、不知疲倦的野牛，为完成自己规定的写作任务而拼命。他案头有一份工作日历，写着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量。在他写最后一篇长篇小说《人人孤独地死》时，逼迫自己一天比一天写得多。在二十四天时间里，他完成了五百多页手稿，平均每天二十多页，最多达三十多页。实际上，对法拉达说，写作是精神上的“避难所”，写作使他忘却一切烦恼与苦痛，写作是他发泄情感，驱除邪恶，鞭挞不公的天地，使他完全摆脱酒精和吗啡的魔力。但是，为了写作，他每天大量吸烟，平均每天150支，最多的一天要吸十盒烟。

在避难中写作，在写作中避难；在绝望中发泄，在发泄中绝望，这或许是法拉达在卡尔维茨生涯中矛盾的最后终结。

3.4 在妥协中求生

其实，在纳粹当道、善恶完全颠倒的时代，法拉达根本不可能在国内找到真正的、清净的避难所，因为谁也无法完全躲避法西斯的迫害。然而，法拉达确实也在卡尔维茨度过了十年比较清净的世外桃园式的写作生活，创作了他的大部分优秀的新客观主义的杰作。这得归功于他在妥协中求生的欲望，归功于他被称为“妥协大师”所驾轻就熟的妥协艺术。

为了出版他的巨著《狼群中的狼》，他在前言中对纳粹说了些策略性的“媚言”；纳粹要他写一部“带代表性的德国电影”的脚本，他一口答应，写出了《铁汉子古斯塔夫》；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对电影脚本的结尾不满意，要他改写成古斯塔夫当了纳粹分子。他只考虑了三分钟，就同意改写。法拉达曾以帝国劳动服务队特派员的身份，在法国为完成纳粹交给他的采访有关为德国服劳役情况的任务而奔忙（Schwenk 2000：128）；他也曾欣然接受在纳粹控制下的德累斯顿海涅出版社要他写一部描写巴尔马特和库蒂斯克犹太银行如何没落的长篇小说的要求（Manthey 1998：139）。只是由于第三帝国的崩溃，他才没有写出这篇受命之作。

法拉达之所以会做出如此的妥协，除了家庭、生活、个人禀性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观念上的因素和写作上的考虑。他认为，写作仅仅是个工作业务问题，并不涉及政治、道德问题。显然，这是幼稚而迂腐的“小人物”一己之见。他还认为，他需要钱，需要为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而找到掩护，找到安静的环境。也许，这是这位“妥协大师”进行妥协的诸多原因中最可同情和理解的。

4.结语

历史和德国人民对法拉达作出了公正的评判：在德国文坛，他是高大的，反法西斯的；在现实生活中，他是普通的，渺小的——就像登上西柏林席勒剧院舞台，在当时两个德国风靡多时的法拉达一角自白的那样：“可怜可怜我吧！我是可怜的法拉达，我是走投无路的法拉达！”面对法拉达留下的不可多得的、丰硕的文学遗产，德国乃至世界人民，不仅会可怜、理解这位德国文坛怪杰，而且也将永远记住这位在高压、屈辱、痛苦中用笔抒发对罪恶社会不满、鞭挞纳粹法西斯的新客观主义大师。

谨以此文纪念法拉达逝世七十周年。

注释：

1鲁道夫·迪岑自1920年发表其第一部小说《少年格德沙尔》起，就启用了汉斯·法拉达这一笔名。汉斯一名源于《格林童话》中的《幸运的汉斯》（或译为《称心如意的汉斯》），此名体现其知足常乐的心态；法拉达一名亦源于《格林童话》，在《牧鹅姑娘》中有一匹会说话的马叫法拉达，法拉达的头被砍下来钉在城门洞上，可是法拉达没有死，它承担着沉冤昭雪的重任，此名展示了不畏强暴、敢说真言实话的铮铮铁骨气概。

2赫尔曼·黑塞（1877-1962），德国作家，诗人。出生在德国，1919年迁居瑞士，1923年入瑞士籍。黑塞一生曾获多种文学荣誉，比较重要的有：冯泰纳奖、诺贝尔奖、歌德奖。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赫尔曼·黑塞评价汉斯·法拉达的德语原文为:“Unter den jüngeren Schriftstellern,die das heutige deutsche Leben nicht irgendwie umdeutend und idealisierend,sondern realistisch schildern,steht Hans Fallada ganz obenauf.”

3约翰内斯·贝歇尔（1891-1958），德国表现主义诗人、政治家，曾担任民主德国文化部长、民主德国文化联盟主席职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歌——《从废墟中崛起》的作词者。

4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贝歇尔所谓“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是指1914—1945年德国民族的悲剧历史时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肇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终点。

5长篇小说《小人物，怎么办？》曾被四次搬上银幕的时间分别是a.德国1933年，导演：弗里茨·文德豪森；b.美国1934年，导演：弗兰克·鲍才奇；c.民主德国1967年，导演：汉斯-约阿希姆·卡斯普里茨克；d.联邦德国1973年，导演:彼得·察德克。《人人孤独地死》被三次拍成电影的时间分别是：a.联邦德国1962年，导演：法尔克·哈奈克；b.联邦德国1976年，导演：阿尔弗雷德·福雷尔；c.德国2016年，导演:文森特·佩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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