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_续慧颖

去年有一本书叫《乌合之众》在中国很红，成为许多人书架上的座上宾。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当个体融入群体时，个体的行为特征将被淹没，取而代之的是构成该群体的新的行为特征。群体具有感性、盲目、易变、低智商化、情绪化、极端化等特点，且无论构成该群体的个人是多么高尚聪明，一旦进入群体，个人的这些品质将不复存在。而通过暗示、断言等手段，群体完全可以被操控。

《乌合之众》是国内翻译的名字，按照原书标题《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直译过来应该是：群体，大众心理研究。应该说这是一次出版商成功的商业策划，乌合大众，这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甚至有一点挑衅与偏见的定论，确实更符合普通人的口味，更容易激起大众的好奇心与企图通过阅读这本书，秘密地在人群中建立起“独立于世”的个人智慧自信，这实在是商业上的妙笔。最有趣的是，用《乌合之众》去训教书中所提的“乌合之众”，对这一观点趋之若鹜者还是“大众”。这就像作者的一次临床实践，反手再来一个漂亮的“过肩摔”。当然，这只是玩笑，毕竟任何带有个人观点智慧的言论都值得被容纳和探讨。只是，到底是什么让大众成为了“乌合之众”，这里有什么偏见，又有什么不得不说的秘密？

互联网当然不算是罪魁祸首，但它的出现的确加剧、加快又加深了这一现象的频繁出现。社交媒体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给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一个说话的平台，当人们发现自己也可以拥有话语权时，如何对事物做出正确判断，合理行使权力，成了关键。但有意思的是，权利在集体出现的那刻，人们往往并不会第一时间去学会独自学习摸索真理，规范边界与自我，而是莫名地聚到了一起，结成了一个更大的权利体，汇集的权利背后是寻找安全的个体，一个监控式的社会。群体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世界与内心都已失疆。那些躲在屏幕之后的键盘侠们，常常站在道德制高点俯瞰着整个世界，以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评价别人的行为，以道义之名行非道义之事。这并不是社会公正，这是一种泄愤的方式。即使惨案发生，施暴者依然有充足的借口逃脱良心的谴责，这个现象有点像“法不责众”与“破窗理论”的结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边界是“弱者理论”，这无可厚非，但“弱者理论”的背面容易滋生的是“群体无罪论”。

网络社交媒体本身是一个彼此肯定的媒介，我们与三观相同的人聚在一起然后彼此肯定，彼此听取不同的声音与意见，即便在出现“不肯苟同”的局面时，仍会得益于互联网的开放包容性，可另寻同道人，这本是一种非常棒的感觉。但现实中许多网络事件却是，如果有人妨碍我们，我们就把他们挂出来，但是你们知道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什么吗？它违背了真正民主的理念。这种惩罚使我们失去了换位思考的能力，失去了判断事情轻重缓急的能力。影响群体常常不需要逻辑和理性，只要“以事实触发群体的想象力”就常常让“魔鬼”不战而胜。你能想到比这更不公平的事吗？当我们高喊着公平正义的同时，我们像一群蹒跚学步的幼儿，缓缓走向那把枪。暴戾的背后是一群愤世嫉俗的键盘侠，虽然这从来不是现当代人才有的问题，但也许当代科技的确纵容了人类的弱点。特别是当这种“弱点”被精明的商人掌握，“眼球”“焦点”“耻辱”“隐私”会带来什么？点击量、关注度背后都是商机。这将带领群体集体迈入一场更为黑暗的深渊，而最终的“众矢之的”成为这场暴力狂欢毫无意义充满悲剧的祭奠者。

就像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论述：“一切公众话题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正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波兹曼想多了，娱乐时代，谁还会为没有思考能力感到痛苦呢？我们这是一个“后娱乐至死”的年代，大家能轻而易举地把所有事件消解为娱乐事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毫不赧言。

你与恶龙搏斗时，要小心变成恶龙，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乌合之众》则说过：“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鲁迅先生早已指出国民的自私性、看客性与吃人性。实际人性之中就已经埋下了冷漠、盲从、自私的种子，稍稍浇灌便会长出恶之花。暴力形成一种狂欢，很多时候与事实判断无关，而仅仅是恶意满满，充盈在心，无可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