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青

【摘 要】《歧路灯》中有关清代艺人生活的描写很多，这对我们研究中原戏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歧路灯》中多个戏曲场景的描写，可以看出戏曲活动是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凡家有大事，诸如殡葬父母，结婚生子，科场高中，父庆母寿等均请来戏班热闹一番。这是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不独清代社会如此，中国自古以来皆然。由于戏曲活动是社会生活的常态，戏曲工作者便成为生活中的常客。中国封建社会对艺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从社会地位上来看，他们好像是低贱的；但从生活质量上来看，他们较之一般大众略胜一筹的。这样一来，艺人们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阶层，又常常是被社会所异化的一个群体，有时他们的人生遭际是悲惨的，《歧路灯》中的“九娃”便是一例。在未来社会，这种既极为需要，又常常被异化的现象将会渐次消失。

【关键词】《歧路灯》；艺人生活；不可或缺；被社会异化；尴尬处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34-0168-04

旧社会的艺人，往往被称为“戏子”，其实这个称号并不全面。“艺人”所指甚广，而戏子仅仅指在戏曲舞台上以歌舞（唱念做打）娱乐人的一部分。在我国文艺作品及其他论及艺人的作品中，往往把艺人（戏子）的生活描写得非常悲惨，大多数是以悲剧收场。这种描写反映了旧社会艺人的部分真实生活，但并不是全部。近读清人李绿园的小说《歧路灯》，其中诸多有关艺人（戏子）的生活场景，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宽泛，是了解我国清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

一、艺人（戏子）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群体

打开人类社会历史，艺人（戏子）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群体，即使在战乱饥饿的年代，只要一有空闲，便会有人进行戏曲演出活动。在中国的各种大事中诸如婚丧嫁娶的活动中，都离不开他们的身影。他们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仪式感，文艺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种仪式，这種仪式或肃穆或诙谐，表现形式不一，但获得的感觉是相似的。和仪式感相联系的便是一种人们需要释放的广场意识，这种广场意识也可以称为狂欢意识，在人们被压抑的精神领域内，这时可以获得释放。与此同时，群众的愉悦感、满足感和狂欢意识相胶着，又是一种暂时的精神释放。这些东西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无论东方或者西方皆然。

《歧路灯》第95回写开封地方官员商议迎接钦差大人时，首先想的是驻省城的几个苏昆班子，又想起陇西梆子、山东的弦子戏、黄河北卷戏、山西泽州罗戏，本地土腔有大笛嗡、小唢呐、榔头腔、梆锣卷。这里面有名角色，如杏娃儿、天生官，金铃儿。但现在地方财政紧张，这些名角请不起。这时，那个低级武官想了一个点子，他说：“这个不难，如今只把昆班俱合拢起来，叫他们一替一出拣好的唱。把杏娃儿、天生官，金铃儿，再拣几个好脸儿旦脚，叫他掺在内，就是唱不惯有牌名的昆腔调，把他扮作丫头脚色，到筵前捧茶下酒，他们自是熟的。”看来，这个戏班子是混合编成的。有苏昆的好几个班子，又有陇西、山东、山西的戏班子，还有本地本土的各种戏班。这种混合型的戏班，其实力不容小觑。他们演出的场面极为恢宏、热闹：“不多一阵，抬过绣幔架子，正放在前，桌椅全备，乐声缥缈。掀起锦帘，四个仙童，一对一对，各执一对，各执小红幡儿出来，到正面一站，又各分班对列。四个玉女，一对一对，各执小红幡儿出来，到正面，亦各分班队列。徐徐出来一个天官，幞头飘着一缕红帛，绣蟒绛袍，手拿一部册页，站在正面，唱吟了《鹧鸪天》一阕，也向旁边上首站定，又见两个总角小童，扶了一朵彩绘红云前导，两个霓裳仙女，执着一对日月金扇，紧依着是一位冕旒女皇，……须臾出来徼旨，也一齐上在玉皇背后并立。满场上的生旦净末，同声一个曲牌，也听不来南腔北调，只觉得如出一口。唱了几套，戛然而止。将手卷付予天官，天官手展口唱，唱到完时，展的幅尽，乃是裱的一幅红绫，四个描写大字，写的是‘天下太平。唱个尾声，一同下来进去。”这里描绘的是一般民间职女所在的戏班，由于地域和物质条件不同，他们的收入待遇也各不同。为了给母亲过大寿，本街的冯健和姚杏庵商量另请一个戏班在厅前演出，这样两台大戏对着演。他们商量请“绣云班”，但冯健说：“那两个旦角都是内书房吃过酒的”，“那是走各大衙门的，非海参河魴不吃。咱萧蔷街管不起一顿饭。”他们商量的结果，是请民间的另一个戏班，叫梆锣卷。演戏的当天，不但戏演得好，而且谭绍闻还另行安排“晚酌”，这些艺人们“风流秀上，潘安卫玠丰姿，袅娜闺娃，西施南威情态。忠孝节义，飘着三绺长髯，真正冰心铁胆。佞幸权奸，擎着一副花面，果尔犬肺狼肝。”艺人们的玉面尊容，丰姿绰约，尽观笔端。看来，艺人们还是有骄人眼帘，吸人眼球的时节哩。在63回，为给谭孝移出殡送葬，小说的描写显示出威严的仪式感。“杠夫一声喊，黑黝黝棺木离地，孝眷两队分，乱攘攘哀号动天。打路鬼眉目狰狞，机发处手舞足蹈，显道神头颟顸，车行时衣动带飘。跑竹马的，四挂銮铃响，扮就了王昭君出塞和亲。耍狮子的，一个绣球滚，装成那回回国朝天进宝。走旱船的，走的是《陈妙常赶船》，《于叔夜追舟》不紧不慢，恍如飘江湖水上，绑高抬的，绑的是戟尖站貂蝉，扇头立鸳鸯，不惊不闪，一似行碧落云边。昆腔戏，演的是《满床芴》，一个个绣衣象简。陇州腔，唱的是《瓦岗寨》，一对对板斧铁鞭。”

这里的戏班街头之所以受到广泛讨欢，是因为戏台在广场，众人皆可观看，形成一种无形的广场意识。如前所述，广场意识是和释放意识相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市民阶层都要出来看戏，就连妇女也不例外。由此可见，通俗戏曲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广泛的。在82回，谭绍闻续娶填房巫氏就可以用戏曲里的故事嘲笑丈夫，谭绍闻把祖坟上的树木也卖了。这是谭绍闻的短处。谭绍闻讽刺巫氏看的戏多，于是引起一场少年夫妻有关戏曲的嘴仗：“绍闻道：‘偏你看戏多！巫氏道：‘看的戏多，有甚短处。绍闻道：‘象你这些小户人家，专一信口开合巫氏道：‘你家是大家子，若晓及《断机教子》，你也到不了这个地位。绍闻笑道：‘你又胡说罢！巫氏道：‘我胡说的？我何尝胡说？绍闻有恼意，厉声道：‘小家妮子，少没体面，专在庙里看戏，学的满嘴胡柴！这巫氏粉面通红道：‘俺家没体面，你家有体面，为甚的树一棵也没有了，只落得几通《李陵碑》！”在91回，巫氏和谭绍闻还有相似的对话。由此可见，在娱乐活动极为稀缺的年代，戏曲对普通大众是何等的重要！它是民间百姓的基本精神食粮，也是百姓精神释放的机会。因此，在我看来，广大群众（包括士大夫阶层），他们并不是全部蔑视戏子的。从一般生活水平来看，在人民大众普遍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水平应该是高于贫苦大众的，有时他们要到大官员家演出。大官员招待他们的是“海参河鲂席”。这是一般百姓想也不敢想的。

二、艺人也是被社会所异化的群体

以上所述仅仅是《歧路灯》中一般艺人的生活境况。从他们生存情况来说，他们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存在。从技艺、才能上来说，当艺人特别是当名角，那是需要天赋的。没有长相和嗓音的天赋，绝对没有资格当名角。那么，当名角便可以衣食无忧，过着高高在上的生活了么？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在我看来，封建社会和其他阶级社会一样，是一个高度被异化了的社会。在这个被异化了的社会中，艺人（戏子）又是一个特殊存在的群体，特别容易被异化。

众所周知，中国戏曲是一种以“唱念做打”为综合性表演的艺术形式。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戏曲又形成了它特有的表演程式，除了它的程式性，还有假定性，美的造型性、音乐性、虚拟的时空感等。特别是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美的造型原则，使得中国戏曲化妆术天下独步，即使有一般姿色的人物，經过化妆师的精心塑造，这些人物也可以在舞台上惊为天仙。再者，即使是“净”的角色（花脸），中国舞台脸谱艺术，也可以成为一种美。演员脸上的五颜六色，成为道德的，意识上的一种象征性形态。狰狞可怖的面部造型去掉了它的可怖性，而置换为一种脸谱造型的意识形态美。这样一来，中国舞台艺术的人物形象的美的造型成为一种艺术规律。在我看来，这种美的造型舞台规则既是中国戏剧艺术的特殊创造，也给中国的演员（艺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异化”。美的造型原则使演员在舞台上更美。在阶级社会里，“美”作为自然特色，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统治者只有一种的欲望，使得他们对“美”的自然景色，“美”的人物长相，有一种攫为己有，成为私产，仅供自己享用的强烈欲望。“红颜薄命”的俗谚便是这种“占有欲望”的世俗化阐释。由于演员的“美”和剧情和人物感情相胶着，使得这种“美”更加激动人心，这样一来，统治者的占有欲望更加强烈，因之，自古以来和官员相涉及的爱情婚姻悲剧数不胜数，《歧路灯》中那些统治者，看戏“好旦角”，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如果没有“名旦”，这个剧团想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想唱响一个地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歧路灯》第95回中的地方官员为讨钦差的欢心，在吉庆班演过之后又点了《西厢记》全本，“那河道索性好闹戏旦，恰好次日众娈毕集，正好借此杯酒，浇向日块垒，遂掺了一句道：“萃锦班能唱《西厢》全本，还略略看得。”第18回云南布政司的孙子盛希乔说：“守着四五十万岁家私，随意浪过。” 他看见瑞云班的旦脚儿好看，马上叫到家里来唱，还说：“我们要看戏时，叫上一戏班子不过费上十几千钱，赏与他们三四个下色席面，点上几十枝油烛，不但我们看，连家里的丫头养娘都看个不耐烦。若是在饭铺子里，有什么趣处？”看来，这些有权有势者，他们看戏的标准大都集中在“旦角”上。即使是像谭绍闻这样的人也说绣春班演出的不好，因为那个“唱旦角的，尽少有卅岁。”他们宁愿大家凑钱，也要请几个有名旦的“绣云班”唱上三天，咱大家喂喂眼，也是好的。”即使是年龄比较大的旦角，在78回中，盛希乔看《王母阆苑大会》，那个唱旦的年纪虽有三十七八岁，绰带风韵。两旦脚二十三四岁，三年前还是老爷赏过的银鼠袄子、灰鼠套儿。唯有这山东新来的苏旦，未到丁年，正际卯运，真正是蕊宫仙子一般。把一个盛公子喜的腮边笑纹难再展，心窝痒处不能挠。”“公子性儿，闹戏旦子如冉蚊吞象一般，恨不得吃到肚里。”这些公子哥儿强烈的占有欲望，是旧社会演员被异化的社会化根源。但在笔者看来，在旧社会演员（特别是旦角）被异化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有一种他们的角色地位在起作用。舞台上的角色地位是假定的，只在舞台才有它的假定性中的真实性。下了舞台，卸了妆，这种假定性中的真实性便不复存在。但问题是，舞台上的假定性如果要打动人必须有它的真情（真实性），假定性中的真实性越逼真越有艺术魅力。这样一来，演员的“真”与“假”便有一种艺术分寸和生活分寸。演员的真情和演员的身份的假定，必须要有极高的艺术素养和艺术天分，才能把握得准确和到位，既“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在笔者看来，古往今来，那些名角，能够准确“拿捏”这“真”与“假”分寸的演员确实不少，但下层的民间艺术团体和农村草台班，有这样艺术修养和艺术造诣的演员便是凤毛麟角了。有些演员，他们能即时“入戏”，但不能及时“出戏”，往往到假定性高潮时，他们把握不住艺术的辩证法，把假定性当做真实性来对待了。如此，演员（特别是旦角）的多情性、多夫性甚至是断袖之嫌、龙阳之兴之怪癖便在社会上兴盛起来。

在旧社会，社会上的“宠旦风”，除了迷恋女旦角之外，还有就是宠男旦角，是因为好多“旦角”是男性扮演的。从演员的角度上来说，“男旦”甚至比“女旦”更具有“女性”魅力，因为男性的身体更健美更适于舞美设计。但作为“男旦”来宠爱，便超出艺术的范围了。在我看来，社会上的统治者他们“宠男旦”较之“宠女旦”更加卑劣和无耻下流。“宠男旦”和社会上的龙阳之兴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集社会庸俗之风和舞台男女交欢为一体，成为一种男女交合，舞台上下混淆杂糅的卑贱之风。它的坏处是使男女变异，男性女性化，女性媚态化，生活作秀化等。以《歧路灯》中的“男旦”九娃为例，九娃原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孩子，自从认谭绍闻为干爹之后，其实就是谭绍闻的男宠。他只比谭绍闻小几岁。他俩不是同性恋，而是九娃专以男色事人的半个女性。从生理上来说，九娃已成为谭绍闻泄欲的怪物；从经济上来说，九娃从谭绍闻那里得到经济利益不在少数。九娃已成为一个旧社会不伦不类的“四不像”。怪不得九娃的叔父把他打了一顿，后来，剧团把他夺回来，他叔把他又抢回去，到家拴在树上，尽死打了一顿，锁在一间屋子里。……过了几天，一发死了”（第三十回）。可怜一个聪明伶俐的“九娃”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从九娃的命运来看，他完全是被旧社会私有制下的对“美色”和“男宠”以及对戏曲美的造型所迷惑的牺牲品。如果在社会风气正常的情况下，“九娃”他完全可以成为有成就的“艺人”，但他生活的时代吞噬了他。这不仅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

九娃的悲剧命运令人唏嘘。卄一回中绣春班那个唱旦角的较之九娃稍微好一些，但也仅仅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此人名叫黑妮，她正值卅岁左右，但已经没有戏班肯收留她了。她只得投奔乡里小村庄一个牛王社，勉强填饱肚子。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人的命运也只能随波逐流。一个戏班子，归戏主管理，学艺的要签订契约卖了身，没有了人身自由，也没有工资待遇。如果想脱离戏班得拿一笔巨款赎身，盛希乔遇到这个戏班子，他“只费了五百银子，当下交于一百两，剩下的明年全交，批了合同文约，这箱全买了。”这种签订卖身契去学艺的情况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在旧社会阶级压迫的情况下，不仅是学唱戏要签订卖身契，其他的行业也多有签订卖身契的情况，诸如商店的学徒工，工厂的学徒工以及杂耍马戏的学徒工也大有人在。

学唱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一项不为人所尊重的工作，但由于这项是社会大众在精神领域里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再者，有些艺人由于身怀绝技，或嗓音出众，或扮相俊美，或武功超群，或演技出色，……因之，他们不时的受到有钱人的赏赐。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水平超出劳苦大众的平均水平也属正常。问题是如前所述的个别演员的凄惨身世，悲苦命运那是阶级社会的普遍问题，而不是演员本身造成的。这种情况不独艺人本身存在，其他行业也存在，旧社会有“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俗谚，但整个社会并没有把从军当成下贱的职业。职业上的不雅性和生活地位上的不时走红性是封建社会的总体特征。任何把个别文例孤立出来，当成一个社会的典型都不能本质的反映那个社会的全貌。

《歧路灯》中的有关戏曲活动的描写是整个“康乾盛世”的一个侧面，从各个方面折射出整个社会的风貌。这个描写，既给我们提供了中原戏曲文化的珍贵资料，对于我们研究中原戏曲文化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同时又是研究清代“康乾盛世”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人伦关系、人际关系、生存状况等提供了正史上所难以寻觅的资料，这些戏曲活动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歧路灯》中有关艺人生活的生活描写之所以弥足珍贵还在于“艺人既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群体，又是极易被社会所异化的群体”因之，他们的生存境况，较之其他行业更引人注目更能从侧面反映生活本质。

三、对“不可或缺”与“社会异化”的未来预见

如前所述，艺人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群体，又是极易被社会异化的群体。因之，艺人们在阶级社会中的地位是十分尴尬的。那么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艺人们这种生存状况会得到改善，或者会根本消除吗？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尴尬的生活状况是会得到改觀，以致于最后消除。不过这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也会经历曲折的历史阶段。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历史阶段。按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科学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人人平等；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基本上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并且不断继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新的需求；人们的道德修养，文化素质达到极高的水平，物欲，占有欲，嫉妒心得到极大的扼制。因之，在那个历史阶段，把艺人异化为“非人”的现象可以消灭的。“共产主义”是极长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人类社会要经过艰难困苦的奋斗才能实现。由于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整日为生计而奔波，为糊口而度日的现象将成为历史。由于物质财富的丰盛，人们的精神愉悦活动需求也将日益增长。到了“共产主义”人们的艺术特长将充分发挥，有艺术特长的人们越来越多，但艺术是需要天分的，因之，专门的艺人还是存在的，但这时的艺人们的优美的扮相，超群的技艺，动听的歌喉，盖世的武功等等，都将成为全民共同的财富，而不会为一部分所独有。一个艺人被社会异化的概率是极低的。在我们这样论述的时候，恐怕还仅仅是一个理想的王国，距现实的王国还有相当长的路途。但我们深信，在未来的社会中，“九娃”这种艺人被异化的现象将越来越少，社会将呼唤“新九娃”出现，“被社会异化”现象将会逐渐消失。

参考文献：

[1]李绿园.歧路灯[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0.

[2]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3]李越.《歧路灯》中士大夫的戏曲观探析——以作者李绿园为例[J].文学评论，2008（02）.

[4]王开桃.论《歧路灯》中戏曲伶人的描写及其意蕴[J].中国文学研究，2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