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族新型社会组织及其跨境经济合作功能探析

2018-02-26邓玉函胡梓浩

广西民族研究 2018年6期

关键词：功能

邓玉函胡梓浩

【摘要】京族是一个跨境民族，与越南主体民族有文化同源的先天优势。本文以京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型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分类，并运用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探析这些深深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在中越两国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的新型社会组织，以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借鉴。

【关键词】京族;新型社会组织;跨境经济合作;功能

【作者】邓玉函，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云南昆明，650091。

胡梓浩，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生。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6-0154-009

一、研究缘起

边境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促进了边境区域发展，而且还是实现边疆稳定繁荣的良好机遇。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构建以“五通”为重点方向的新合作，互联互通成为中国跟其他国家交往的基本方略，变“守边”为“合边”，边境地区的前沿性更加突出。在西南边境地区，广西和云南的边境线长达5000多公里，共有超过30个少数民族，一直是民族学、人类学关注的重点地区。学术界前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族源、族群关系等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边境地区逐渐开放，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学者针对边境地区开放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加强对跨国民族的研究，主要研究社会转型、和平跨居、跨国婚姻、跨国劳务、边贸和跨境文化交流等方面。从整体来看，这些为我们积累了学术经验，但是就某个族别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转型研究还有待加强。

京族是中国唯一居住在海边并且位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东兴市的京族三岛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有关京族的记载和研究几乎是空白的，改革开放前对京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方面。京族作为一个跨国民族，与越南主体民族越族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历史文化传统，他们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也由于这先天的历史人文优势，京族在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境贸易当中有着绝对优势。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互联互通建设的推进，京族在中越两国跨境经济合作方面起着更为突出的作用。关于京族的研究，吕俊彪通过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京族人的生计方式变迁过程，分析其变迁的特点及当前所面临的问题。[1 ]李澜探讨京族是如何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当今的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实现民族整体富裕。[2 ]廖国一和白爱萍则从中越京族哈节概况以及哈节期间中越两国京族民间交往的情况及其产生的作用等方面去探讨京族的跨国交往情况。[3 ]邱冬冬从组织结构、职能范围、社会功能等方面对京族“翁村”组织展开研究，指出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如何传承和发展，适应当今社会。[4 ]如今，边境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当中，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经济更加开放。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过去处于边缘的边境地区变成了政策优惠的中心地带，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里产生了哈亭民间事务组、边民互助组织、电商组织、亲属网络组织以及劳务中介组织等新的组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过去的研究当中，对于京族的社会组织研究还比较少见，缺乏新型社会组织在跨境经济合作方面的功能探析，本文着眼点在于京族这个特殊的跨国民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型社会组织是如何在中越跨境经济合作方面发挥其作用，针对这个问题，笔者于2017年年底在东兴市京族三岛、东兴口岸、东兴边境贸易区等地方开展田野调查。研究综合采用参与式观察、访谈等研究方法，同时，运用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对京族的新型社会组织加以分类，探讨其在跨境经济合作方面的功能，推动中越边境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而深化人类学对跨境少数民族组织方面的研究，发挥当地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劳务等跨境合作方面的促进作用，为中越边境地区民族文化交流、边民交往互惠提出对策，服务于民心相通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二、作为文化的组织与经济的关联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文化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这种影响既体现在政治上，又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其他众多的领域上。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化因素一直被排除在正统的经济分析之外。[5 ]实际上，不论作为哪个社会和族群的成员，人始终是作为文化的产物而进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的，所以真正理解人类的经济行为必须把文化考虑在内。[6 ]当今，文化与经济交织在一起，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变量之一，因此，经济发展要考虑到文化因素。人类学家特别强调文化价值和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正面负面作用 [6 ]，我们要努力让文化价值和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其正面作用。作为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7 ]1，同时组织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人类学早期侧重于前工业化社会的研究，认为社会组织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社会组织是集团行动的标准规矩 [8 ]7。在这个阶段，人类学涉及组织和制度研究时，有着眼于土著居民的组织研究，如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名为库拉圈的交换仪式，描绘了一种大范围的具有跨部落交换性质的交换形式，这种交换让土著居民近可交友，远可结盟，形成一个大型的交换网络。[9 ]77-91也有著眼于家庭、家族、宗族等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关系研究，以及地缘为基础的里甲组织、水利会、互助会等经济组织的研究。如葛学溥对广东凤凰村的研究，提出家族主义、家族类型。[10 ]2-3周大鸣、秦红增引用葛学溥的描述，认为宗族制度发挥着整合村落社会的作用……这一集体主管了村落的行政、经济……宗族和房支都拥有族田和族产，其收入用来维持祭拜祖先和族人的教育。[11 ]148-173林耀华以福建两个农人家族的兴衰为线索，从多角度描述其社会文化生活，展示了人类的生活借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12 ]1-16弗里德曼研究广东、福建两地宗族的规模和组织结构，描述了宗族的各层组织以及这些组织的政治经济功能，考察了宗族之间以及宗族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13 ]94-98萧公权则描述了里甲组织在乡村控制体系当中的作用：通过保甲组织实行治安监控、税收监控，通过社仓及其他粮仓实行饥荒控制，通过乡约及社学等制度实行思想控制。[14 ]35杜赞奇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时，讨论了宗族、宗教、通婚圈、水利会等结构性因素。[15 ]64、126费孝通对开玄弓村进行调查，描绘了村民自发的信贷组织“互助会”的集资模式，展示了乡土社会的互助组织。[16 ]201-206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复苏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人文学科纷纷从部落地区转向工厂做理论与应用研究，人类学遇到区别于传统乡村组织的现代组织。在面对当代社会，组织研究又发展到业缘、职缘等方面的研究。马克斯·格拉克曼带领人类学家考察曼切斯特的车间，研究车间的生活状况和内部的人际关系，以考察作为文化的组织是如何影响经济的发展运行。高崇介绍了“文化与经济”在现代科学社会研究中兴起的原因和学术意义，介绍了该领域的六个代表理论流派。该研究认为，文化和经济是具体的、动态的，需要将两者放置于实质性社会舞台去探讨。[6 ]

对少数民族组织的关注，中国人类学界一开始聚焦的是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后来着眼于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变迁以及其对当下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如白锦龙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去探寻侗款制度作为一种非经济事实是如何与经济联系在一起，指出在一定的资源和社会条件下，侗款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特别是信息成本有着正面的影响。在边境地区，我们关注到京族这个跨国民族的社会组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17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族的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传统的社会组织“翁村组织”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18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当地的传统组织不断发展变迁，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新型社会组织，本文将对这些新型社会组织加以分类，并探讨其在跨境经济合作方面的功能。

三、京族家庭关系网络组织及跨境边贸合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越关系逐步改善，双方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京族人利用其位于边境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与越南主体民族在语言、文化、习俗上相近的优势，从事边贸活动赚钱养家，甚至发家致富。有的京族人单干，或者去边境贸易区打工充当翻译或中介;有的京族人从传统的靠海吃海转变为依靠边贸致富。在这个过程中，依靠京族人与越南人之间特有的语言相通、文化同源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部分边民利用亲缘、族缘和地缘关系在国境内外寻找更多经济来源和更大发展空间，[19 ]京族人慢慢形成一个个家庭关系网络组织，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优势。

关系网无论在社会、经济还是政治领域中都被视为很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中国，关系网尤为重要。[21 ]人们借关系联结，一级级地组成单位，谋取和保护自身利益，每一种都有特定的适用场域和内容。人类社会是以整合方式发展的。[21 ]16经济人类学认为，群体性的血亲生产组织形式最大的经济特征，就是以群体的联合力量与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弥补了个人能力的不足。[22]372如在巫头村，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边贸模式，有的以血缘基础构成亲属关系网，以家族为整体从事边贸生意。有的借助地缘、业缘优势，几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联合一起构成一张共同进退的关系网，合伙从事边贸生意;第一种单个家庭拥有比较多的资金和人脉资源，能做规模比较大的边贸生意;第二种由于单个家庭经济条件没那么好，单干起来不够资金维持运营而且能承受的市场风险也比较小，只能几个家庭联合一起，共同合资做买卖并且共同承担资本市场的风险。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等社会因素可能嵌入市场之中，并能弥补其诸多缺陷。尤其是，对于市场中的部分主体而言，社会因素有利于帮助它们降低交易成本。[23 ]除此以外，在边境贸易的竞争当中，京族人拥有的语言文化优势，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竞争力。

案例1：家族生意

黎大姐（母亲），40岁，京族，家里共5人。大儿子T27岁，中专文凭，京族。黎大姐以及她丈夫还有两个成年的儿子都在做边贸，还有一个小女儿在读书。黎大姐2001年左右开始做煤炭生意，同时也做边贸，两者都是跟越南人做贸易。过去煤炭贸易好赚钱，则以做煤炭贸易为主，现在做边贸比较赚钱，就不怎么做煤炭贸易，以做边贸生意为主。他们的边贸生意，一般都是收到国内厂家订单，懂越南语的黎大姐自己打电话跟越南人谈生意、订货。货物主要以海产品为主：包括海蜇、鱿鱼、八爪鱼、带鱼等。除了春季期间收购的海蜇有半加工以外，其他海产品都是直接中转到国内销售。其丈夫和两个儿子则一起帮忙做边贸，每个人分工合作。

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最强固的制度或机构。家族成员，是同一祖先的后代，身上流着同一祖先的血，血浓于水。[24 ]他们家懂越南语、比较有钱，也有人脉，他们没有依靠成立或加入边民互助组做边贸，而是依靠血浓于水的家庭成员一起合作与越南进行跨境贸易，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组织形式的家族生意模式。

案例2：几个家庭联合一起做边贸

C大姐，40多岁，京族，京族三岛之一巫头村村民。2003年开始跟几位邻居合作做边贸，五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每个家庭派一两个人做代表，一起合伙经营，一起工作赚钱。她们都懂越南语，依靠地缘和业缘组织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海蜇加工厂，一起使用，利润也是平分。

她们的收入处于一般水平，合资成立海蜇加工厂可以分担刚开始需要投入的大额本金以及日后难以预测的市场风险。对于普通家庭来讲，这种依靠地缘和业缘关系组织在一起的合作更有利于她们谋生。遇到一些意外或者问题，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想辦法去解决，降低每个人承受的市场风险。虽然大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大家都是邻居，关系也比较好。对于她们家庭而言，这种依靠地缘和业缘关系组织在一起的合作形式是最好的。

根据调查，当地普通家庭做边贸主要以海蜇加工为主，他们可能单个家庭自己做，也可能是联合几个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地缘和业缘关系的家庭合作，规模上大小不一。但是相对而言，这种边贸形式成本比较低，需要投入的资金比较少，承担的市场风险也比较低。他们一般会从事出海捕鱼、养螺等其他生计方式帮补生计。他们依然巧妙地利用传统的亲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包括小亲缘网络和大地缘网络，为自身提供成功的生存、社会适应和事业支持的力量。[25 ]

这些以血缘、地缘、业缘构成的家庭关系网组织联合起来做边贸，促进了跨境贸易的发展。通过合作，他们的规模相对个体而言做得比较大、能承担的市场风险也比较高，在劳动致富的过程中，他们推动了中越两国跨境贸易的发展，也加深了两国民众的经济文化交流。

四、京族边民互助组织及其新型跨境互市合作

东兴边境贸易区现有5000多边境农民工以50多个互助组的形式参与边境贸易，有100多家边境贸易落地加工微型小企业，涉及参与边境贸易人员近20000人。在这个贸易区内，在国家和地方的优惠政策以及边贸的发展带动下，园区内的人员、物资、技术、信息、资金等流动速度大大加快，这几项要素之间的互动，组合成一些新的关系网，形成了比家庭关系网组织更大的新型组织——边民互助组织。

虽然理论上边民享有每人每天交易8000元货物全免关税和环节税的优惠政策，但是每个边民在能力高低、受教育水平、获取市场信息以及判断能力、乃至资金规模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差异。这导致每个边民每天能使用的额度也不一样，有的人可以用完，有的人用不完。

根据这项优惠政策，东兴创建了边境贸易“1+N、20+1”的边民脱贫新模式，即组建以1个党支部领航，N个边民互助组、每组成员20人以上，每组吸纳1名以上贫困户人员的边民互助组，从指定互市区（点）进口商品销售给边境地区加工企业，帮助边民特别是贫困户增加经营性收益，形成“互市+党建+互助组+扶贫”的模式。

具体来说，边民互助组的结构是按照以下形式组成。边民互助组一般以20人为一组，根据实际划分共有七种不同类型的组合方式：

第一类：党员为组长，有在2015年精准扶贫建档立卡的贫困户2人，残疾人2人，其他按互助结构组成，每组每月按交易额最高获得奖励600元;

第二类：党员为组长，有在2015年精准扶贫建档立卡的贫困户2人，没有残疾人，其他按互助组结构组成，每组每月按交易额最高获得奖励400元;

第三类：党员为组长，没有贫困户，有残疾人2人，其他按互助组结构组成，每组每月按交易额最高获得奖励300元;

第四类：党员为组长，没有贫困户和残疾人，每组每月按交易额最高获得奖励200元;

第五类：组长不是党员，也没有贫困户和残疾人，符合相关条件的，每组每月按交易额最高获得奖励100元;

第六类：党员为组长，且全是妇女组成的，每组每月按交易额最高获得奖励500元（如组内有贫困户2人，残疾人2人的，加奖100元;组内有贫困户或残疾人2人的，加奖50元）;

第七类：全是大学生组成“互联网+互市贸易”大学生创业互助组，为促进东兴跨境电商快速发展，每组每月按交易额最高获得奖励1000元。

成立后的边民互助组，其人员构成如下：每组20人，男性占比45%、女性占比55%。组长（党员）带领互助组参与互市贸易活动，负责互助组贸易洽谈工作，负责与加工企业（收购企业）签订购销协议。会计、出纳具备高中以上学历或熟练掌握基本数学知识，负责互助组内的财务工作、利润分配等。中青年组员（包括贫困群众共6～8人），掌握驾驶技能，主要负责互市商品的运输、装卸工作及商品加工。贫困组员（1～3人），通过互助组的互助模式，进行贸易融资，与互助组内成员进行分工合作。老龄、残疾组员（7～9人），由互助组其他成员带领共同参与互市贸易活动，共享盈利分红。

借助政策、优惠措施吸引更多的边民通过边民互助组的新形式参与互市贸易，可以增加边民收入，促进中越跨境贸易发展。

案例3：打算申请成立边民互助组的京族档口

贸易区A区内的一个档口共有10多名京族人，他们都是京族三岛之一的万尾村村民，暂未加入或成立边民互助组。笔者调研时，他们正在了解申请成立边民互助组的手续，打算近期填写资料，申请成立边民互助组，以享受更多优惠政策。档口老板姓郑，男性，40多岁，京族人。来到东兴边境贸易区三个月，目前主要从事海鲜、农副产品中转买卖。他们从越南买回海鲜（海蜇、冰鱼、海虾）和农副产品（芝麻、花生之类）再转卖到国内厂家。

当问及郑老板：“听说过边民互助组吗？”“听过，加入了可以享受更多优惠政策，但是目前还没加入。”“为什么不加入呢？”“刚来到这个贸易区做生意，还不太懂政策，现在正在了解，准备近期申请加入。”

郑老板和手下的员工都是京族人，与越南人谈生意的时候可以借助语言和文化心理距离相近这两点优势，更容易产生互信，更容易做成跨境貿易的生意。再借助成立边民互助组，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他们在与越南人跨境贸易的时候，可以获利更多，进一步推动中越两国跨境贸易的发展。

案例4：在贸易区B区内的一个档口，老板H，女性，40岁左右，京族人。老板H已成立一个24人的边民互助组。工作人员T介绍说：档口近年来生意越来越好，配套了10台三轮车，用来每天运货过关。他们档口主要也是从越南买海鲜（墨鱼、虾、带鱼等）和农副产品（孜然、亚麻籽等），再中转到国内销售。老板H一般不在档口里，因为懂得越南语，能与越南人自由交谈，平时都在外面谈生意为主。工作人员T补充道：“其实档口就是利用优惠政策转卖越南商品，赚取差价。”

经过调查，我们对东兴边境贸易区和边民互助组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东兴边境贸易区内的档口主要充当中介者的角色，并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者。同时，贸易区就相当于中越跨境贸易当中一个重要的货物中转地。

互助组成员全部由边民构成，以集体的方式参与边贸。与过去边民独自参与边贸相比，边民互助组走向规模化，可以起到1+1>2的作用。通过合作，通过明确的分工，边民互助组内有人负责洽谈、有人联络物流、有人管账，效率相对以往提高不少。参与边民互助组，还有助于解决交易资金问题，加大抗风险能力，其结算方式也由现金结算到利用跨国银行之间进行转账。边民互助组构成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其商品运输方式也向着大吨位方式转变，由过去个人用肩膀挑、扛，用手推车拉运，变成今日的使用三轮车、货车以及船只运输。

据统计，到2017年9月，东兴市边民互助组已由2015年的19个1416人，增加到了57个1 931人，其中贫困户人员111人，互助组数量和总人数均增加不少，同时吸纳了不少贫困户。特别是在“互市+党建+互助组+扶贫”的发展模式下，发展边贸的同时，也贯彻到精准扶贫计划的实施，帮助困难群众自力更生，增加了边民的收入。同时，又反过来提高困难群众参与边贸的能力，在互帮互助的过程中，推动边贸的发展。

可以说，边民互助组是国家政策导向形成的组织，相对家庭关系网组织，边民互助组队规模更大。只有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中，对土地、劳动、技术和资金等要素进行有效结合并合理分配经济收益，才能实现经济发展。[9 ]边民互助组在国家政策的指引和扶持下，更好地发挥了京族人在与越南人跨境贸易当中的优势。互助组这种组团交易模式也有利于联检部门对互市贸易的管理。组团将改变以分散的边民个体为唯一申报主体，将合作社或互助组作为监管对象，[26 ]这种群体交易有利于海关的监管，有利于海关打击边境走私活动。通过营造一个公平、规范化的交易环境，促进跨境贸易进一步健康发展。

五、京族边民劳务中介组织及跨境劳务合作

在东兴市江平工业园，有不少企业聘用越南员工。早期，越南劳工来中国打工主要依靠越南工头介绍。基本都是依靠人脉广的越南工头，通过从老家朋友互带的形式过来打工，一个工头一般带几十人左右，规模比较小。工头就是中介者，他负责组织小批越南人到东兴的工业园区打工。

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越南劳工的需求也增加了不少，单个越南工头的介绍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国家政策也有相应的调整，国务院2015年12月颁布的《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提出，允许沿边重点地区按规定招用外籍人员。2017年初，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中越跨境劳务试点方案，东兴市作为试点地区之一，在劳务合作机制、劳务许可、居留和出入境手续等方面优化管理，提供便利，先行先试。政府负责设立境外边民务工管理服务中心，由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检验检疫等部门以及翻译中介、具有法人资格的相关劳务公司、劳务信息平台等联合进驻，为境外边民提供“一站式”服务。

慢慢地，当地出现了劳务中介组织，它们以更专业、更大规模的方式组织越南劳工到东兴市打工。以东兴口岸为中心，当地相距不远就有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呈点状分布。在跨境劳务合作方面，这些劳务派遣公司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本地企业依靠劳动力丰富且价格相对便宜很多的越南勞工，利用这种劳动力优势发展边境加工业，有利于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壮大。

在推进跨境劳务合作的过程中，东兴市的劳务派遣公司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政府成立境外边民务工管理服务中心，但是具体参与其中，与跨境劳务工联系最多的、规模比较大的还是这些劳务派遣公司。过去劳务派遣公司招一批跨境劳动力需要跑几个政府部门，现在有了“一站式”管理服务中心以后，办理手续更加方便、效率提升了很多。

以前广西地区的产业结构对用工的需求量大，而境外人员在本国内又找不到工作，这就直接导致了许多人员非法入境。[26 ]现在实施了中越跨境劳务试点方案，这是国家对市场的一种架构和导向，又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发挥其中介作用，组织大批越南劳工，对接企业，安排其工作。边境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排斥那些被认为是外国人的人进入。有时，为了方便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文化相同但被地图上的边境线所分开的群体加入，边界会被消除或者放宽。[27 ]这样不仅有利于打击非法入境和非法打工，还有利于跨境劳务合作的顺利推行，从而促进边疆安全稳定、繁荣发展。

六、京族电商组织及跨境网络营销功能

边民除了通过成立或加入边民互助组做边贸，还可以利用一个叫八找网（89bay.com）的电商平台做边贸。这是一个基于东兴互市贸易园区的O2O电商平台，集本地消费、特优农产品买卖、家配于一体。

自从互联网诞生之后，信息的传播又形成一种全新的局面。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网络交流，形成一个个具有传统社会的某些特点的虚拟社区。[21]347电商组织不同于上面以血缘、地缘等关系组成的组织形式，电商是对传统的超越，通过虚拟的网络把卖家买家联系起来。另外，得益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技术、信息、商品等要素流动日渐频繁，由此形成的网络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京族电商组织巧妙地利用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借助国家优惠政策，发挥其在边境地区的“地利”，利用边民与越南之间的族源关系发展起来。

“八找网”电商平台有两种合作方式，第一种是本地商家入驻。本地商家入驻需要提供公司（店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要有本地线下实体店和优质货源。然后在商城申请入驻开店，等待平台人员审核通过，再上传有报关检验单据的优质产品。等到有买家线上下单付款，物流及时配送，这样就完成交易。第二种是边民（边民互助组/合作社）入驻。边民/互助组入驻集体流程：自家种养的农产品剩余，由于现有条件不足，无法在互联网销售与推广。通过入驻八找商城，把农产品放在平台上销售，并提供相应的个人信息与资料（身份证、互市边民证件等），再与商城签订协议。在认同商城代销管理模式的前提下，与平台签订代销协议。然后提供优质农产品给平台，平台会管理并销售农产品，最后，平台帮助边民销售产品所得费用会按期与边民结算清账。

根据调研所得的互市交易大数据，截至2016年9月5日，互市市场交易额1193105.19万元，边民参与人次1589119次。

“八找网”电商平台凭借其在中越市场推广、资源整合以及分销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了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电子商务及线下体验店的融合。这种电商组织将互联网电商引进，借助互联网将边民、东南亚卖家以及国内零售商联系起来，提供更便捷、迅速的交易渠道，发挥电商组织在网络营销方面的优势，形成“互市+电商”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动中越跨境贸易的发展。

七、结语

文化因素是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变量。社会组织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运行。另外，社会组织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京族三岛地区的传统社会组织“翁村”组织发生巨大变化，并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大背景下，孕育出新型社会组织。这些新型社会组织在中越跨境经济合作方面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贸易畅通、民心相通。

当前边境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当中，边境地区的优惠政策以及自然优势，深刻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京族人发挥其与越南主体民族越族语言相通、文化、习俗相近的历史人文优势，特别是通过“哈亭民间事务组”沟通了双方的经济文化，这是京族在跨境经济合作当中的独特优势，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传统社会组织——“翁村”组织被取消，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翁村”组织改为“哈亭民间事务组”负责修建哈亭、筹办一年一度的哈节以及其他与哈亭有关的节庆事务，发挥其在保护、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以及与越南进行跨境文化交流的作用。通过举办哈节，“哈亭民间事务组”起到凝聚京族社会内部力量的作用，促进其社会关系的整合。哈节的参与者除了本地村民、从外地回来的亲戚朋友、附近的京族村落、游客还有从越南远道而来的宾客。由于京族与越南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我国京族的哈节与越南的哈节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双方村民在一年一度的哈节庆祝活动中，会相互走访。哈节在中越两国跨境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让中越两国京族人民跨境进行国际文化交流接触和互访的机遇与平台。所以，“哈亭民间事务组”在中越跨境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它通过举办一年一度的哈节，紧密联系着双方，维系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双方的沟通、交流、互信与合作，从而实现民心相通。

事实上，这些组织是利于当前中越边境发展且有生命力的新事物，但新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新型社会组织也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给予适当引导，运行过程中遇到问题，也需要政府给予指引，想办法解决，避免新型社会组织在运行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其跨境经济合作功能的正常发挥，使边民生活变得更好，有利于利于边疆治理、稳疆固边，推动边境跨境贸易健康、持续、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吕俊彪.“靠海吃海”生计内涵的演变——广西京族人生计方式的变迁[J].东南亚纵横，2003（10）.

[2] 李澜.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京族经济发展模式为例[J].学术论坛，2007（5）.

[3] 廖国一，白爱萍.从哈节看北部湾京族的跨国交往[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

[4] 邱冬冬.京族翁村制研究[D].南寧：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5.

[5] 梁碧波.文化经济学：两种不同的演进路径[J].学术交流，2010（6）.

[6] 高崇.“文化与经济”研究综述[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7] [美]W·理查德·斯科特，杰拉尔德·F·戴维斯. 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M].高俊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9] [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0] 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11] 周大鸣，秦红增.中国文化精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