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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专著与一个专门学科

2018-02-26沈乾芳

广西民族研究 2018年6期
关键词:土司西南制度

沈乾芳

首次接触中国“土司学”及其理论创建者成臻铭先生,是他在土司研究领域的论文。在研究中,我荣幸拜读成先生近作《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研究》)。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全书近七十万字,不仅体量庞大而且卷帙浩繁。这是成先生提出“土司学”概念及其理论建构以来,锁定历史时期西南边疆土司制度运行的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属于中国土司学界又一重大学术事件,堪称中国“土司学”殿堂里的扛鼎之作。

一、《研究》的体系

该书由导论、上编和下编三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作者以中央王朝通过土司制度治理西南边疆这一独特视角为切入点,回顾了一百余年间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的现状,介绍了本书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使读者对已有的和准备进行的研究一目了然,无疑是检索土司研究的工具书。上编分5章,侧重探讨土司制度推行前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作者借助先秦至两宋时期的文字史料,尽可能在“时间、空间、群体(人)、事件、制度、专门学”的解释架构下,解读这一时段中央政府对包括中南半岛在内的西南边疆的治理模式,旨在让读者把握土司制度推行前中央政府通过羁縻治策对西南边疆管理过程的同时,进而为下编解答中央政府最终选择土司制度治理西南边疆进行理论准备。下编分3章,重点讨论土司制度推行后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内容包括元朝借助两宋之交土官治理羁縻县及其以下的峒的舉措,在西南边疆建立的任命、世袭、升迁、惩处等一系列土司管理制度;明朝中央政府经历早期、中期的整合,在西南边疆地区网布的错综复杂的土职、土司政府、土司区、土司关系、土司制度系统,重点对西南边疆之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有效治理;清朝由于清前期皇帝心里的“西南阴影”作祟,进一步降低西南边疆土司的品秩,建立和完善降等分袭制度。

从结构体系上看,该书跨度两千多年,通过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清晰地呈现了先秦至清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南边疆的蓝图,从而让读者在宏大架构下的时空场域里以及无尽的文字想象中回到历史的现场,感受中央王朝治理西南各民族的宏伟画面。

二、《研究》的特色

《研究》让人感受至深的是该书的严谨与精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缜密的研究思路

无论是著作还是课题,好的思路不仅要清晰而且还要有准确的研究内容和目标。《研究》一书的思路就是如此:一是以中央王朝借助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进行治理为切入点,重点对元明时期的西南边疆土司政治作出区域总体史考察;二是在西南疆域变迁的大背景下,分时段探讨边疆土司区的变动历程,以此深化对我国土司时期的国际关系、跨国民族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以及西南边疆政治风云变化对土司的国家认同影响的认识;三是注重土司时期西南边疆的地区与民族差异,揭示当地少数民族政治建设的地域特征,进而解决中央王朝所推行的土司制度是否是坚持民族平等的制度、土司区是否能与民族区域自治划等号、土司抗倭或抗击外来入侵是否具有明显的“守土有余”特征、因地制宜的土司文化是否是一种可以弘扬的民族文化经典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四是把握“家族村社/土司”“土司/土司”和“土司/中央王朝”在蛮汉分治和土流并治的国家控制格局中的权力运行机制,土司及其地方行政系统组织的互动关系,总结西南边疆土司政治的运行规律,为边疆政治学和中国土司学提供史事依据和理论支撑;五是考察西南边疆的土司传统对政治制度文化和政治物态文化的影响,总结土司制度建设的得失,为当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提供历史资鉴。上述思路,在该著作的切入点、大背景和构成中国“土司学”的内容指涉、史学依据、理论支撑与历史资鉴以及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经世致用之“道”

《研究》以通透的学术路径和极大的学术热情,一一解决了先秦至隋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两宋时期借助土官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元明清时期借助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等诸多问题。由于作者在突破这些问题的时候完全遵循了前述五点研究思路,因而作品思路严谨,其结论既客观又自信。

有关这些,在《研究》“序论”中亦有所体现。正如作者所说:

本书针对前人研究的不足,发扬“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从国家控制社会、我国西南边疆安全稳定以及“身/家/国/天下”“民族首领/职官/机构/行政区/管理制度”等粘连结构的角度,系统构建土司制度研究理论。主要以广西、云南、贵州土司为个案,科学验证鉴别土司的“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二十八字理论,进一步完善“抚慰型、政务型、羁縻卫所型、土弁型、土屯型”等土司类型理论,以及处理“王朝国家/土司社会”关系的“三个层面”理论和土司政治文化的“四个视角”理论,以具体的事例,系统阐明土司制度是一个中央管理土司、土司之间相互制约、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体系,为创建中国土司学贡献绵薄之力。本书正视中南半岛缅甸、南掌(老挝)、越南三国对我国西南边疆土司的中华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理论误区,从西南边疆危机事件、西南边疆土司区的变动、西南边疆土司的政治文化互动关系、西南边疆土司的社会阶层与等级、西南边疆土司家族政治文化、西南边疆土司政府的机构及其职能、西南边疆土司地方行政系统等领域,对因土司制度产生的西南边疆治理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总结我国西南边疆土司的跨国受封、跨国朝贡等家庭行为所留下的经验教训,进而将土司制度研究纵深推进到土司管理家族村社层次,横向拓展到土司之间的心态、行为和物态文化方面。[ 1 ]36

将《研究》与作者思路进行比对可以看出,作者致力于构建的中国“土司学”是什么样的学科,其学术目标是非常清晰的。他构建的中国“土司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目的,不仅具有系统的研究理论而且建立在具体的样本研究之上,既具有历史视野和国家视野,同时又超越历史的长期性人文视野和超越国家的区域性国际视野。这一目标的达成,使《研究》无愧于中国“土司学”的宏篇之作。

在“中国文化经典直解丛书”总序中,姜亮夫先生有这样一段话:“每一种学术,都有它自己不可磨灭的‘道在。当然,这不可磨灭是一个时间概念,有一万年的不磨灭,有一千年的不磨灭,有些学术,可能几年后就要磨灭了。清末民初,有一位先生说,读书有君子之学,有小人之学,有妾妇之学。意思是说,有些学问惊天动地,是君子之学;有些学问听起来很好,实际无多大价值,是为小人之学;还有一些学问,只供妇人小孩娱乐之用,所以说是妾妇之学”[2 ]1。读毕《研究》,我理解和认识到,成先生所构建的中国“土司学”所追求的学术目标,与姜亮夫先生所倡导和期待的学术之“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构建起来的中国“土司学”,其中也有不可磨灭的“道”。我相信,这门学科在不久的将来,会是一门大学问。

(三)严谨的学术规范

马林诺夫斯基曾说过:“在历史学中,如果一个人对其资料的来源秘而不宣,在谈论过去的时候仿佛是通过占卜得知一切,他就不能指望被严肃地对待。”[3 ]14显然,《研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该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包括文献资料、国内外研究成果、相关论文、田野考察资料4个部分,达427种之多。其中,文献资料有257种,既有诸如《十三经注疏》《史记》之类的正史典制文献,又有《南诏野史》《丽江府志稿》这样的地方文献。尤其是地方文献,几乎囊括了广西、云南、贵州土司核心地区所有的方志。这些参考文献单收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文献的确定、梳理、甄别以及有理有据的推断、发现和结论,还有学术准备与学术规范,成先生及其团队所付出的辛劳和汗水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所凭借的智慧和创建更是让人推崇备至。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一定手段来实现社会内部的秩序,并且通过一定方式实现对外部社会各种关系的协调。具体到土司制度,它显然是一种政治组织和社会控制手段。在文化人类学看来,政治组织常被分为族群、部落、酋长领地和国家等四种类型,正因为此,土司制度往往被当成一种高级的酋长领地来研究,这就使其地位显得暧昧而尴尬。今读《研究》,不难分析出,土司制度就是一种介于酋长领地和国家之间的具东方特色的社会控制形式,尤其是在流官与土司并存的时代,土司一方面“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另一方面却又要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这种特殊的政治组织在没有考察过秦汉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西方学者那里,他们是很难想象出来的。土司制度不仅带来了国内的稳定与统一,还构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国防线。成先生以中央王朝借助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进行治理为切入点,将制度治理一直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西南边疆,脉络十分清晰。

三、对后学的启迪

成先生通过《研究》构建中国“土司学”,把云南土司作为三个区域的土司样本之一,极大限度还原了云南土司的制度、历史和人文。毫无疑问,云南土司是云南历史和人文的一部分,它在历史和人文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血肉式的而是骨架式的,一旦抽离,云南的历史和人文就不是饱满的而是残缺的,甚至可以说,离开了土司这个角度和视野就无法去认识云南的历史和人文。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如果不通过类似《研究》这样的专著,哪怕整天与土司的后人打交道,在土司曾经治下的土地上漫游,对土司也是一知半解的,這必然会导致对云南历史和人文的认识偏颇。从这一点来说,成先生所构建的中国“土司学”功莫大焉,其《研究》居功至伟。由于《研究》的聚焦是西南边疆,加之边疆本身就是国家语境,而国家又在国际语境之中,因而,其所成就的自然是一个专门学科与一门大学问。

因为我从未脱离过云南,每当我跟别人谈论起云南的土司制度和边疆治理时,言语中难免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或者说有“本位主义”的嫌疑。而《研究》坚守“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不偏不倚,价值中立,全面考察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并不专挑那些耸人听闻的奇特现象来进行研究,字里行间将稀松平常或单调的普通事物与让他觉得惊奇、古怪的事物同等对待。可以说,价值中立不仅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立场,更是一种高尚的学术品质。《研究》在占有427种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认真检查土司文化区域的所有方面,把文化现象的规则和规律从不相关的问题中梳理出来,清晰地勾勒出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实实在在构建了中国“土司学”大厦之殿堂。

当然也要看到,作为一部时间跨度纵达两千多年的巨著,《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其缺憾是400多种资料的运用中,偶尔有使用非权威版本的现象。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著作的整体水平。《研究》从整体水平来看,很难用某个单独的学科理论来对其进行阐释,它跟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有交集,内容庞大却又秩序井然,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总百家之所长而建立的独特的“土司学”谱系。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参考文献:

[1] 成臻铭.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 陈庆惠.老子庄子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3] [英]马林诺夫斯基.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美拉尼亚新几内亚群岛土著人之事业及冒险活动的报告[M].弓秀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李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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