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艳秋，蒋 波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吕后是西汉初期一位重要的女性政治人物，由于各种原因，她的行事风格、性格特征、与朝臣的关系等，都曾引起较大争议。比如她跟近臣审食其的关系，历代均有揣测、质疑与批驳，唐代诗人高適有《辟阳城》一诗：“荒城在高岸，凌眺俯清淇。传道汉天子，而封审食其。奸淫且不戮，茅土孰云宜。何得英雄主，返令儿女欺。母仪良已失，臣节岂如斯。太息一朝事，乃令人所嗤。”高適不但认定吕后和审食其之间有私情，还讽刺刘邦不识人心，被他们二人所欺骗。宋元之际学者胡三省为《资治通鉴》做注，在记载汉哀帝和宠臣董贤的事迹时也提到吕后与审食其，“审食其以丞相而侍禁中，吕后嬖之也。董贤以三公侍禁中，哀帝嬖之也”，[1]1120认为吕、审二人是女主与男宠的关系，两人存在暧昧接触。究竟是否如此？我们拟对此问题做简单辨析，以求教于方家。

1 吕后与审食其关系辨析

首先必须承认，在吕后的一生中，审食其是跟她关系最密切的人之一，而且二者关系早在她称制前就已如此。吕后与刘邦成婚不久，便追随丈夫起兵反秦，后又经历了楚汉战争。这期间，她受过秦朝牢狱之苦，在项羽帐下当过人质，其余时间多留守阵地。也就是说，分离成为她与刘邦相处的常态，且这种状态至少持续了七年之久。这七年里，审食其对吕后的陪伴甚至超过了刘邦，他得到了吕后极大的信任。长期相伴，这是后人推测二者关系的一大证据。除此之外，学界定性吕后与审食其两人关系的最主要、最核心的“证据”为《史记》中的一段话：

辟阳侯幸吕太后，人或毁辟阳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吕太后惭，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2]2702-2703

有人向孝惠帝揭发了审食其的“罪状”，孝惠帝十分生气，一定要杀掉审食其才能解恨，吕后对此深感惭愧。这段记载似乎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吕、审二人暧昧的关系以及吕后内心的尴尬：惠帝因某人向他告发了审食其与吕后有私情而感到羞愤，所以必须要杀掉审；吕后对此大为难堪，不敢帮审说话求情；众位大臣也难以接受吕、审二人的“私情”，所以要求诛杀审食其。

然而，笔者认为此处某人告发吕、审私情的可能性极小，原因有二：其一，取证困难。向皇帝告发当朝太后与重臣的罪状关乎私情，却难以找到证据，这样的行为实非明智之举。其二，有害无利。如果不能坐实吕、审二人有私情，告密者是欺君之罪；如果坐实了两者有私情，则皇家颜面难存，告密者处境尴尬。所以，审食其被告应该另有原因。那么，吕后就不是针对两人有私情而惭不可言了。大概是审食其另有罪过，且不能被赦免，连吕后也觉得无法出面讲情。她的惭不可言既因近臣审食其犯法而愧对朝廷，也因她有心救人但难以启齿而愧对审食其。

这段文字中还记载了众臣对审食其的态度，即“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这正是后世歪曲二者关系的重要原因。那么，审食其为何会成为众矢之的呢？我们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审食其依附女主受到排斥。中国古代社会排斥女性参政，《尚书·牧誓》记载：“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3]285可以看出，上古时期，女性涉政就受到统治者的敌视。到了春秋时期，统治者将西周的灭亡归因于“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葵丘会盟时，齐桓公更是与诸侯约定“毋使妇人与国事”。战国以降，诸子百家虽在政治大局等重大问题上各引一端，但他们却一致维护男权政治。到了秦汉之际，这种政治观念愈加根深蒂固。如此，吕后干政就会受到众多臣子的排斥。审食其在政治上严重依附于吕后，必然会使他的人格尊严受损，导致他受到群臣抵触。

第二，审食其难以服众。首先，刘邦死后，吕后与审食其曾想要诛杀武将，“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审食其虽听取郦商劝阻，阻止了吕后杀戮武将，但他大概已经得罪了诸位将领。其次，西汉初期的政治格局是由功臣、宗室和外戚三大势力构成的，他们的功劳和政治资本本应该优于审食其。审食其的主要功劳是侍奉刘邦的家人，特别是在彭城之战后，与刘太公、吕后一起被项羽抓去做人质。这样的功劳在这些臣子面前并不出众。但他却备受吕后恩宠，甚至凌驾于众臣之上，成为百官之首“左丞相”。这样的安排难以服众，容易招人反感。

第三，审食其没能利用好其影响力。试举一例以观之。刘邦少子、淮南王刘长的母亲赵姬受到赵王张敖的牵连而坐罪被囚，此时她已怀有身孕，便向刘邦申诉。赵姬的弟弟赵兼向审食其求情，希望他能劝吕后出手相助。但吕后知晓此事后，出于嫉妒心理不肯帮忙。审食其见吕后如此态度，也没有再劝谏她。赵姬生下刘长后，心中怨恨而自杀。刘长因此对审食其怀恨在心，终于在吕后死后将审食其诱杀。可见，审食其作为吕后的宠臣有着较强的政治影响力，如果他不能劝谏或阻止吕后的一些行为，也会受到其他臣子的非议。

需要注意的是，刘长杀死审食其后为其拟定了三条罪状：“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2]3076这三条罪状重点是在为母报仇，其余多在强调审食其没有规劝吕后做出“正确”的行为，是他为诛杀审食其寻找的借口，与吕、审两人存在亲密关系毫无瓜葛。

可见，审食其本身功劳、政治素质并不高，因为其依附吕后才得到重用，这引起了朝臣的强烈不满，加之身居要位而对某些大事处理不妥，最终成了众人攻击的对象。这些事情的是与非我们暂且不论，但可以推定它们是时人趁机告发审食其的重要证据，与他关系密切的吕后可能出于避嫌等原因不便出面替其说话，这反而成了后世猜测二者关系暧昧的重要“证据”。

2 吕后与审食其关系密切的原因及实质

由上可知，目前尚未有直接的史料证据能证明吕、审二人存在亲密接触。但审食其的确深得吕后信赖，是吕后的宠臣，这是后人推测二者关系的出发点。然而审食其能如此长久地被吕后宠信，并非因为情感需要，而是有其他原因。

其一，审食其忠心于刘邦。审食其是刘邦的同乡，他很早就已经追随刘邦。秦二世元年（前209），审食其以舍人身份追随刘邦起兵反秦，深得刘邦信赖，“高祖使仲与审食其留侍太上皇”。[4]1921刘邦打败项羽后，审食其“从破项藉”[2]2060有功，被刘邦封为辟阳侯。燕王卢绾叛逃匈奴前，刘邦还安排审食其和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2]2638审食其能被刘邦如此信任，颇为感念，便更加愿意效忠于刘邦。吕后作为刘邦的家眷，自然会或多或少受到审食其的格外对待。

其二，吕后与审食其有患难之交。吕后和刘太公长期生活在一起，而审食其受刘邦之命照顾刘太公，吕、审二人自然就有了较多的接触。彭城之战中，“审食其从太公、吕后行，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2]322审食其和刘太公、吕后一起在项羽军中度过了两年多的人质生活，期间三人相互了解，互为依靠，这种长期相伴加上患难之情拉近了吕、审两人之间的精神距离，吕后因此对审食其特别“优待”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三，审食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吕后的精神慰藉。刘邦既是吕后的夫君，又是百姓的君王，吕后侍奉他时必定小心谨慎、极力取悦，这使得性格刚毅的吕后感到压抑。尽管如此，吕后与刘邦的关系仍然愈发疏远，特别是后来戚夫人的出现曾一度威胁到她和太子的政治地位。这种长期失衡的情感让她缺乏安全感。审食其身份低微，对吕后有较强的依赖性，吕后与他相处时不必像对待刘邦那样谨言慎行，这使吕后倍感轻松。在遇到困难时，吕后可以与审食其商讨对策，不需自己独力强撑。审食其的陪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吕后的精神缺失。

其四，审食其是吕后的政治亲信。当吕后对刘邦的感情逐渐倾向于政治依赖时，她就明白，权力才是最真实的倚靠。特别是刘邦死后，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吕后亟需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审食其成为合适人选。吕后先是对刘邦之死秘不发丧，与审食其密谋趁机铲除功臣势力。后又借机调整官位，“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于中”。[2]2060审食其不管政务，但官僚奏事需要通过他的裁决，他也能借此监视百官。而且他像内官一样常在皇宫内廷侍奉吕后，俨然已成为吕后安插在朝廷中的耳目。

其五，审食其与吕后相处默契。据记载，审食其想与当时的名士朱建交好，但朱建不肯见他。朱建的母亲去世时，因为家境贫寒，他竟然没钱为母亲出殡送葬。虽然审食其之前被朱建拒绝，但他并不放弃，反而把握机会，在朱建正要借钱置办殡丧用品时送上百金。后来审食其差点被惠帝处死，多亏朱建四处奔波，他才能躲过一劫。可以看出，审食其和吕后一样是善于经营人际关系的人，这样相似的性格使两人相处起来更为默契。淮南厉王的母亲赵姬被张敖连累入狱时，“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强争”。[2]3075审食其看出吕后嫉妒赵姬而不肯帮她向刘邦求情，便不再强求吕后帮忙。在吕后的其他决策上，比如残害戚夫人、处置刘氏宗亲等事上，审食其也不曾劝阻吕后。审食其如此识时务、知进退，当然会受到吕后信任。

其六，审食其也需要吕后这样强大的政治资源。审食其生活的秦末汉初，正是群雄并起、建功封侯的时代。审食其的功劳本就不突出，周围还有众多功臣同朝为官，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出人头地，必须有强大的政治靠山。恰逢他有机会依附于吕后，便不遗余力地抓紧吕后这个掌权者，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开辟道路。正是因为吕后、审食其的特殊经历，使他们成为亲密无间的人。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二人的政治需要。

综前所述，吕后与审食其的关系实际上应该是：审食其因对刘邦尽忠而善待他的家眷，于是有了较多的机会与吕后接触；之后两人同在项羽军中为人质，这样的患难之情拉近了他们的关系；两人为了各自的利益互帮互助，成为彼此的政治倚靠。因此，与其说吕后、审食其是男女情感关系，不如说二人是政治盟友。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孔安国，撰；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