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方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秦可卿和香菱是《红楼梦》一书中两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她们的特殊在于，秦可卿是“金陵十二钗正册”中最晚登场却又最早谢幕的人物，而香菱是“金陵十二钗副册”中唯一的一个人物，她在大观园所有的女子中最早出场，但却时隐时现直至全书的结尾才最晚谢幕。我们认为，秦可卿在小说中是一个“虚”的形象，即所谓的“镜像”，而香菱是一个“实”的形象，即所谓的“实像”。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联缀着“太虚幻境”和“大观园”两个世界，统摄全书“虚”与“实”两个叙述层的结构，并象征着贾府的败亡和大观园中女子的悲剧命运。

1 “镜像”秦可卿及其象征意义

阅读《红楼梦》，我们不难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秦可卿这一人物十分“虚幻”，似乎不食人间烟火，而且，在这一人物有限的出场时间、有限的篇幅中，作者很少从正面去描写这一人物，除了作者的客观介绍之外，她更多地出现在别人的描述中，或者频繁地出现在他人的梦境当中，加上作者在描写这一人物时有许多语焉不详的地方，使得这一形象既十分丰富同时又十分模糊，也使得“秦可卿集女人、女鬼和女仙于一身，具有超时空全知视觉”。[1]97

先看看曹雪芹对秦可卿的描写：秦可卿是现任工部营缮郎秦业从养生堂抱养的女儿，小名可儿，字兼美，“长大时，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兼有宝钗和黛玉之美，其美艳程度可想而知。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许与贾蓉为妻。在贾母心中，“秦氏是极妥当的人，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1]70秦可卿死后，“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辈的，想他平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的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爱老慈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2]175-176难怪涂瀛在《读花人论赞·可卿赞》中评价道：“可卿，香国之桃花也，以柔媚胜。爱牡丹者爱之，爱莲者爱之，爱菊者亦爱之。”[3]86

然而，就是秦可卿这样一个人见人爱近乎完美的人物，曹雪芹在第五回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到有关秦可卿的画却与后来秦可卿因病而死的结局不符，其诗也语焉不详：“又画着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悬梁自缢。其判云：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2]81而被学界认定为写秦可卿的《红楼梦曲》中的《好事终》同样令人无法将其和书中的秦可卿联系起来。

秦可卿在小说中正式亮相是在小说的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学界一致的看法是，这一回是全书的纲领，是打开《红楼梦》的一把钥匙，是理解整部《红楼梦》的关键所在。因为就是在这一回中，主人公贾宝玉在秦可卿的卧室梦游太虚幻境，在警幻仙子的引导下，给我们展示了“薄命司”中包括秦可卿在内的十多个女子未来的悲剧命运，以及整个贾府败亡的结局。但是，即便是在这一回中，作者对秦可卿的描写也只是寥寥几笔，且多是通过他人的侧面描写完成的，只有在贾宝玉梦见迷津内有许多夜叉海鬼要将自己拖将下去吓得失声喊叫“可卿救我”时有一段描写：“却说秦氏正在房外嘱咐小丫头们好生看着猫儿狗儿打架，忽听宝玉在梦中唤他的小名，因纳闷道：‘我的小名这里从没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梦里叫出来？’”[2]91仅此而已。到了第七回，作者写秦可卿将弟弟秦锺介绍给凤姐和宝玉，在小说中属于交待性描写，涉及到秦可卿的仅仅几十个字。然后作者第十回才通过别人之口写了她的病，直到第十一回凤姐奉贾母之命和宝玉前去看他，这才又有了一段正面描写。此后，作者对这一人物再无一次正面的描写，就连她的死也是通过侧面描写来完成的。至于其死后极尽铺张奢华的葬礼，已经与秦可卿本人没有多少关系了。可见，在整部《红楼梦》中，对秦可卿的正面描写仅有第五回、第七回和第十一回这三个回目的三次描写，即安排宝玉午睡，安排凤姐、宝玉与自己的弟弟秦锺见面，凤姐探望病中的秦可卿时双方的互诉衷肠。这两个回目对秦可卿的三次正面描写，篇幅也极其有限。考虑到《红楼梦》是一部七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再考虑秦可卿在贾府的地位以及在整部小说中的作用，以这么小的篇幅来对一个人物进行正面描写，可以说十分罕见。

就是这样一位作者在正面描写时“惜墨如金”的人物，作者在侧面描写时却是浓墨重彩不惜篇幅。以葬礼为例，《红楼梦》里描写了多个葬礼，其中有贾母、贾敬、秦可卿、尤三姐的葬礼，还有贵妃娘娘元春的葬礼，但就其描写的详细程度和篇幅而言，秦可卿的葬礼是首屈一指的。再以梦境为例，据统计，《红楼梦》里总共写了三十三个梦，但就出现在别人梦境之中的次数和篇幅而言，秦可卿也是排名靠前的。秦可卿第一次出现在别人的梦境中，即上文提到的第五回出现在宝玉的梦境之中。在这个梦里，秦可卿扮演着贾宝玉“性启蒙者”的角色。秦可卿第二次出现在他人的梦里是在第十三回凤姐的梦中，她提醒凤姐“盛极必衰，月满则亏”的道理，指出贾府气数将尽必将衰败，要凤姐居安思危尽早预备衰败后的事宜并具体指明可行的措施。在给凤姐的托梦中，秦可卿扮演着“先知者”的角色。秦可卿第三次出现在他人梦中是在全书的第一一一回，贾母病逝，鸳鸯此时没了贾母依靠，担心被贾赦报复，同时鸳鸯也想为贾母殉葬，恰巧秦可卿“托梦”要拉她回太虚幻境去掌管情司，于是鸳鸯便自缢了。在这个梦里，秦可卿扮演着鸳鸯死亡的“领路者”的角色。秦可卿最后一次出现在别人梦中是在第一一六回，贾宝玉“得通灵幻境悟仙缘”又一次梦游太虚幻境，见到了大观园中故去的所有的女子，包括秦可卿，虽寥寥几笔，但秦可卿依然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引导宝玉去找寻凤姐。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即秦可卿在作者所提供的文本中，只和宝玉、凤姐等极少数的几个人有过言语上的交流，跟其他人包括丈夫贾蓉均无任何言语上的交流。不仅如此，秦可卿既然是父亲秦业从养生堂抱来的孩子，那么，她的亲生父母到底是云里雾里的谁；她前后矛盾扑朔迷离的死因，以及脂评中留下来的和公公贾珍暧昧关系的只言片语，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认为秦可卿这一人物十分“模糊”和“虚幻”的原因。正所谓“情天情海幻情身”，作者所塑造的这个“虚幻”的“镜像”人物，“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结构意义大于现实意义、结构意义大于形象意义的人物”。[4]而秦可卿之死也绝不像一个普通人物之死那么简单，“秦氏之死应贾府之衰”。[5]以此来推断，第五回中有关秦可卿“判词”和《好事终》曲子中的含义，肯定比我们所理解的深奥和复杂，其所指恐怕也非秦可卿而是指整个贾府的败亡。

2 “实像”香菱及其象征意义

如果说匆匆登场又匆匆谢幕的秦可卿是曹雪芹塑造的一个“虚幻”形象的话，那么，《红楼梦》中最先出场的女性人物、眉心里长有一颗米粒儿大的胭脂痣的香菱则是一个很“实在”的形象。与作者描写秦可卿时多采用侧面描写相反，作者在描写香菱时多采用了正面描写的手法，而且不惜笔墨，除了在开篇第一回出场和收尾的第一二〇回以甄士隐“引渡”她到太虚幻境销账而结束全书外，作者还在第四、四十八、五十、六十二、七十九、八十、一〇〇、一〇三回等回目中写到了香菱，特别是在第四十八、六十二、七十九、八十等回中，都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她。

不妨先看看曹雪芹对香菱的描写：香菱原名甄英莲（真应怜），出生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姑苏城。甄家原是当地望族，英莲又是父母甄士隐（真事隐）和母亲封氏的独生女，儿时的她“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家人十分疼爱。然而，四岁那年的元宵节，英莲在和家人一起看社火花灯时因家奴霍启（祸起）看护不当被拐子拐走。被拐子养大后原要卖给金陵公子冯渊，中途却被混世魔王薛蟠抢去做了小妾，宝钗给她起名叫香菱。长大后的香菱出脱得“好齐整模样”“越发出挑的标致了”（贾琏语），“其为人行事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静”（王熙凤语）。在大观园中，她最著名的事迹便是师从黛玉学诗，这是香菱一生最幸福的日子，也是香菱聪敏的性格特征得以充分展示的日子。当她向黛玉学诗时，黛玉一讲她即明白，黛玉夸她是个“极聪敏伶俐的人”；当宝玉看到她学诗入魔的情景时，赞叹“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香菱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呆”，她虽然屡屡遭遇不幸，但是却始终保持天真烂漫、毫无心机的性格，于是，我们看到香菱总是笑嘻嘻的，似乎不知道世上有不幸存在一般。她没有世人的成算和心计，更不知道算计别人和害人，她的心地处于一种纯洁的浑沌状态，这就是她的“傻”和“呆”所表现出来的纯真本性。当丈夫薛蟠在外面风流快活惹是生非被打得半死，香菱哭得眼晴都红肿了，她似乎忘记了薛蟠在家里对自己动辄就是拳脚相加。薛蟠娶夏金桂后，香菱被改名叫秋菱，饱受摧残虐待。后来夏金桂下毒害她，结果却阴差阳错毒死了自己。薛蟠出狱后，香菱扶正，后因难产而死，甄士隐接她归入太虚幻境。香菱的这一结局似与第五回中“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不符，这涉及到后四十回写作者是否曹雪芹的问题，不在本文所论范围，但笔者认为，后四十回仍为曹雪芹所写。因为从写作学的意义上来考察，作者对自己原有的构思进行修改，甚至改变原有的人物命运走向，这种情况在创作史上并不少见。我们知道，目前流行的《红楼梦》并非“完璧”，因为曹雪芹未能来得及修改完全书便抱恨离世，所以留下了香菱、秦可卿等人的结局和“判词”不符的遗憾，尽管如此，这并未影响《红楼梦》巨大的美学价值，也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其悲剧性的结局。比如说香菱的判词，尽管和书中所写最终命运的不完全相符，但香菱的悲剧性命运，其判词中的一句“平生遭际实堪伤”概括得最为精当，“堪伤”是对她人生不幸的身世和遭遇的无尽感伤。

就是香菱这样一个娇憨天真、纯洁温和、惹人怜爱的女性，其一生却像是被诅咒一般。开篇第一回甄士隐抱女儿去街上看过会的热闹，遇到了一僧一道，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那僧又念了四句言词道：“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2]10从此之后，香菱便开始了自己“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的苦难人生。尽管在她的人生途中也遇到了像宝钗、宝玉、黛玉那样的“贵人”，然而，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当她面临人生的关键环节，总会遇到一个将她推向深渊的人。四岁那年的元宵节，那个不负责任的家人因为要“小解”，便把她丢在乱糟糟的大街上，导致她被拐走；长大之后，拐走她的人贩子又把她连许两家，导致产生了命案，使她嫁给公子冯渊的美梦成了泡影；打官司时，不念旧情的旧识门子葫芦僧只帮着贾雨村出坏主意，草草了结此案；应天府贾雨村恩将仇报，为了谄谀自己的新恩人，故意放走杀人犯薛蟠，使她从一个主子变成了薛家的下人；再后来，她那淫佚无度、十分不堪的丈夫薛蟠，根本不懂得怜香惜玉，更不理解观赏她的诗文才干，对香菱动辄就是一顿拳脚；糊涂苛刻的婆婆薛姨妈，从来就不曾真正把香菱看作薛蟠的侍妾，只是将她视作下人；残暴毒辣的夏金桂主仆，更使得香菱差点命丧黄泉、“香魂返家乡”……难怪脂砚斋在“有命无运、累及爹娘”处留下了四条眉批，其一便是：“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男子乎！”[6]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在描写香菱的命运时，一直采用“写实”或“实写”的手法，很少使用虚笔，无论是她童年的遭遇、少年的经历、青年的坎坷，均如实道来，包括最后的收笔，即香菱因难产而死被父亲甄士隐引渡归入太虚幻境这样极容易虚写的情节，也依然使用写实的手法，这与作者描写秦可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般读者或许会认为香菱在小说里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写她的笔墨的确不多。读者印象比较深刻的应是在第四十八回中写到的香菱学诗和在第七十九回、八十回中写到的香菱饱受夏金桂折磨摧残的故事，尤其是香菱学诗的故事，写得相当精彩，因此也广为传颂。除此之外，散落于其他章回中的描写多是顺带性的，比如，在第一回中写她出场，第四回中写薛蟠因抢她而打死冯渊惹了人命官司，第七回中写周瑞家的送宫花时遇到香菱而生出的感叹，第五十回中写她与众人雪景联诗，第六十二回中写她参与宝玉等人生日宴行酒令，等等。因此，有的读者据此认为香菱仅是过渡性的、点缀性的人物而已，所以香菱只有资格进入“金陵十二钗”副册。如果这样认识香菱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那就枉费了曹雪芹的一片苦心。笔者认为，香菱的地位和作用一直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在香菱的身上，仅一个“情”字，就寄托了曹雪芹对金陵十二钗的赞美之情和痛惜之情。由此可知，香菱是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人物，尽管她被列在“副册”之中。

脂砚斋在“有命无运、累及爹娘”处共留下了四条眉批，其二是：“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6]脂砚斋指出作者对小说中第一个出场的女子就用“有命无运”之语定终身，以此广而推之，大观园中的其他女子也是如此命运。

曹雪芹在小说中写香菱第一个出场，用“应怜”之意写香菱的悲惨遭遇，且把对女子的痛惜之情全部寄托在她身上。然后，以小写大，其意即总摄主题，为金陵十二钗的悲惨遭遇作铺垫。写英莲第一个出场，其悲惨的遭遇即为《红楼梦》定下了悲剧的基调，而且作者写了她的身份由小姐到丫鬟再到侍妾的变化，以及她的三次更名“英莲”“香菱”“秋菱”，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写香菱的一生悲欢遭际实际上就是写大观园中所有的女子如黛玉、宝钗、元春、探春、湘云、妙玉、迎春、惜春、凤姐、巧姐、李纨、可卿和丫环如晴雯、鸳鸯、袭人、金钏儿等人的聚合离散之情。所以说，香菱“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的悲惨命运，实际上象征着“金陵十二钗”及所有女子的命运。

3 香菱和秦可卿的结构意义

在《红楼梦》中，秦可卿和香菱这两个人物并没有什么交集，但作者在第七回写周瑞家的在送宫花的路上遇到香菱，“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细细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钏儿笑道：‘倒好个模样儿，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1]110这绝对不是闲笔。所以，有人提出香菱是秦可卿的影子，认为这二人在容貌、性情、身世、命运以及在书中的地位作用都有相似之处。

事实上，作者用一虚一实的艺术手法塑造的这两个人物，其意义还要复杂得多，主要的意义在于全书的大结构。

我们知道，《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其内容之广泛、思想之深邃、人物之众多就目前而言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与此相对应的是，其结构之复杂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对《红楼梦》的结构也就不能简单地去分析。由于结构宏大，线索众多，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不可能就《红楼梦》全书的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而是从叙述层面上分析一下秦可卿和香菱这两个一虚一实的人物的结构意义。

按照小说叙事学理论，一部小说的叙事结构是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对应物，是作家情感与经验节奏的外化形式。正如W·C·布斯在《小说叙事学》中所说：“故事讲述者最明显的人为技法之一，就是那种深入情节表面底下，去求得确实可信的人物思想感情画面的手段。”[7]因而，我们要真正解读《红楼梦》，完整地了解作家的情感心态和立旨命意，就必须“深入情节表面底下”，整体地把握小说的叙事结构，并找到叙事结构的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同时，“去求得确实可信的人物思想感情画面”。

《红楼梦》开篇有一段文字：“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故曰‘贾雨村’云云。”[2]1这就等于告诉我们，由于种种不便言说的原因，《红楼梦》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有所顾忌，只能将真事隐去。这也就是说，小说的表面对情节的叙述与作者真正要表达的命意之间有了一层遮挡，即在作者叙述的情节“底下”还有情节，这也就意味着《红楼梦》比其他“无遮挡”的小说多设置了一个叙述层次。具体地说，就是作者曹雪芹在现实叙述层之外还设置了一个虚幻的叙述层。现实性的叙述层，在《红楼梦》中即是指荣宁二府的兴衰荣辱、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情恨纠葛等情节元素；虚幻性的叙述层，在小说中表现为与现实相对应的太虚幻境、风月宝鉴、木石前缘等情节元素。这两个叙述层之间又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和跳跃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红楼梦》成为了一个隐晦艰深的象征实体，其结构也要比其他小说复杂得多。具体一点说，整部《红楼梦》的结构以贾府的兴衰为经，以“太虚幻境”之虚与“大观园”之实为纬相互交织，以一“虚”一“实”两个叙述层相互映衬建构而成。从创作过程来分析，作家如何把“虚”与“实”在作品中联缀起来，就成为结构的重点。我们看到，曹雪芹为了完成小说的结构，实现两个叙述层的“无缝对接”，专门在作品中设置了两个“引子”人物，即贾雨村和甄士隐。由于这两个人物的特殊性，故而我们看到对这两个人物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小说开头的前四回和结尾的最后一回。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两个人物始终没有出现在贾府之中，当他们在小说的主体部分出现时，大多是借别人之口通过侧面描写来完成的。从篇幅上说，这两个人物似乎并不是《红楼梦》的主要人物，但是他们却在这部长篇巨著中起到了“引入”和“作结”的作用，而“引入”和“作结”的点就是甄士隐的女儿香菱。在“引入”和“作结”两点之间长达一百多回的时空中，秦可卿是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而存在。从写作学的意义上去分析，正是香菱和秦可卿这两个并没有交集的人物，使得作者将更高层次的叙述层面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叙述线索，引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

香菱的结构意义主要体现在连接开头和结尾的两个“点”上。《红楼梦》开头是从女娲补天故事引入的，说当年女娲氏炼石补天时剩下的一块石头，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为恨自己不能补天，正当嗟叹之际，遇一僧一道幻成为“神瑛侍者”，以甘露浇灌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以致绛珠仙草“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润，遂得脱却草胎木质”而成女体人形，“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是为“木石姻缘”。后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下凡造历幻缘”，即为“宝玉”；绛珠仙子为“酬报灌溉之德”，亦下凡成人，即为黛玉。曹雪芹不可能直接将宝玉和黛玉“空投”至人间的“大观园”中，还需要有一个人物去联系，于是我们就看到小说在叙述神话故事的同时叙述了英莲（香菱）的故事，并由此引入小说的本体。英莲并不是虚幻的叙述层的人物，但她和这一层面的人物甄士隐是父女关系，而作者也就通过这种关系打通了“太虚幻境”与“大观园”之间的联系，将“虚”与“实”两个叙述层巧妙地联系了起来。于是我们看到，由于英莲被拐，引出薛蟠夺英莲、打死冯渊，薛家母子、女赴京住进贾府，让小说的重要人物、主人公之一的薛宝钗尽早出场，构成与“木石姻缘”相对应的“金玉姻缘”，形成宝玉、黛玉、宝钗的“三角”态势。这种“三角”关系也就成为了小说此后基本情节之一。

从写作意义上来考察，小说结尾的主要功能是“收”，即将原来撒出去的线索一条一条地收回来。具体到《红楼梦》的结尾，即最后一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大观园中那一个个“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的女子都有了结局，绛珠仙草黛玉泪尽而亡，神瑛侍者宝玉出家做了和尚，宝钗守了活寡，那块幻化成宝玉的石头“尘缘已满”，那一僧一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将宝玉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木石姻缘”和“金玉姻缘”均已了断，小说现实性叙述层的任务已经完成，为照应小说开头，作者又将笔锋转到了虚幻性的叙述层，依然由甄士隐和贾雨村导入，两人于“急流津觉迷渡口”会面，叙说完太虚情，演说完红楼梦，作者写道：

雨村还要问自己的终身，士隐便道：“老先生草庵暂歇，我还有一段俗缘未了，正当今日完结。”雨村惊讶道：“仙长纯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缘？”士隐道：“也不过是儿女私情罢了。”雨村听了益发惊异：“请问仙长，何出此言？”士隐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莲幼遭尘劫，老先生初任之时曾经判断。今归薛姓，产难完劫，遗一子于薛家以承宗祧。此时正是尘缘脱尽之时，只好接引接引。”士隐说着拂袖而起。[2]1645-1646

至此，香菱作为结构人物的使命彻底结束，她的结构作用主要是连接开头和结尾的两个点，而这两个点恰好就处于两个叙述层面的连接点上。虽然香菱是作者实写并写实的一个人物形象，但她所连接的却恰恰是“虚”的叙述层。而在开头和结尾长达一百多回的时空中，香菱再没有承担结构的任务，结构的任务交由其他人物完成，如一僧一道、甄士隐、贾雨村、林黛玉、刘姥姥等人，当然，也包括秦可卿。

前面我们说过，秦可卿的出场是在小说中的第五回，这一回是全书的纲领。在这一回里，宝玉作了一个长长的“白日梦”，秦可卿在梦里梦外都是宝玉的“引导者”。在梦里，贾宝玉来到了太虚幻境，遇到了“司人间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警幻仙子，警幻仙子带他来到“薄命司”，让他翻阅“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和又副册，册子的每页上都是一幅画配一首诗，暗示了大观园中女子——包括秦可卿——的命运，同时也交代了整个贾府败亡的结局。贾宝玉看了似有触动，却并不理解其中的深义，警幻仙子只好带他去另一处听新制的《红楼梦曲》十二支，曲子的大意都是表达尘世间的情感爱怨的无奈和无果，任你怎么折腾也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好比“食尽鸟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抽身。这里，作者将自己要表达的主题体现得淋漓尽致，但贾宝玉只是觉得声韵凄切，仍不知其所以然。警幻仙子见他仍不觉悟，只好让贾宝玉亲身经历一场性事，将自己的妹妹“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许配”给宝玉，让他“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然如此”，纵使再快乐也无法阻挡时光的流逝，“何况尘世之情景呢”，但贾宝玉依然冥顽不化地不觉悟，和可卿携手出游，几乎误入迷津，幸亏被警幻仙子喝止。作者之所以写这个有“可卿”在其中的具有启迪意义的白日梦，就是想对全书定下一个总的基调，对尘世、人世以及书中所有女子的命运有个总的交代，全书也有了“头绪作纲领”。所以说，《红楼梦》十二曲中的《好事终》“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2]89并不是如学界所认为的是写秦可卿命运的，而是写整个贾府败亡的命运的。

秦可卿作为结构人物更体现在第十三回凤姐的梦中。这天晚上，凤姐睡下后，恍恍惚惚见到秦可卿进来向她告别，但有一件心事未了，只能说给凤姐。秦可卿梦中所说的话概括一下有三层意思，第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盛极而衰，无论怎样赫赫扬扬的家族，终归有一天会败落，会“树倒猢狲散”，这是人力不能常保的规律。第二，如果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以常远保全”，具体的措施就是“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并“将家塾亦设于此”，因为“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也没有典卖诸弊。便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第三，贾府马上要有一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非常的喜事”。临别之际，秦可卿赠给凤姐两句话：“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仔细分析一下，秦可卿梦中说给凤姐的话中暗含着发生在《红楼梦》中的几件大事：第一，元春被选为贵妃并回家“省亲”，这也是全书中前半部分影响全局的“大关节”；第二，贾府的家长（贾政、贾赦等人）会获罪，贾府会被抄家，这是《红楼梦》中后半部分最大的一个情节；第三，贾府终归有一天会无可挽回地败落，这是《红楼梦》的总结局。至于秦可卿的“临别赠言”里的“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表现的则是对《红楼梦》中众位女子悲剧命运的“谶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几件实实在在发生的影响全书走向的“大关节”，都是通过秦可卿这样一个作者“虚”写的人物在“太虚幻境”中完成的，第五回中贾宝玉梦中所表现的内容，第十一回秦可卿托梦给凤姐的内容，甚至，第一一一回鸳鸯梦中的内容，如果换成书中的其他任何一个人物似乎都不合适，只有让“太虚幻境”中“情可轻”的秦可卿完成是最理想的。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香菱也罢，秦可卿也罢，这两个形象作为结构人物完成的结构任务都是“大关节”而非“小情节”。香菱所起的作用，就是连接小说的头尾的两个“点”，将“太虚幻境”和人间的“大观园”连接起来，起到了空空道人、癞头和尚、甄士隐、贾雨村等结构人物无法起到的作用。而秦可卿的结构任务，除了作为连接“太虚幻境”和“大观园”的纽带，就是通过托梦的形式，将香菱在头尾两“点”之间一百多回中的几个主要大情节展现出来，而这个任务，也是林黛玉、刘姥姥等结构人物无法完成的任务。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正是通过“虚写”的秦可卿和“实写”的香菱这两个人物，虚实结合，虚实相生，联缀着作者在小说中所描写的两个世界，即“太虚幻境”和“大观园”，统摄着全书“虚”与“实”两个叙述层面的结构，并将全书的主要情节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出来。同时，曹雪芹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悲剧命运描写，象征整个贾府的败亡和大观园中女子的悲剧性命运。如果我们再从美学的角度去考察，曹雪芹也正是通过这两个看似没有交集的人物，一“虚”一“实”，“虚”“实”相生，艺术地创设出了《红楼梦》的复调美，使得《红楼梦》具有了巨大的张力，给我们留下永远可以解读的审美空间。

[1]李祝喜.红楼梦生命叙事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2]曹雪芹，高鄂.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冯其庸，辑校.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5.

[4]袁方.连接两“界”的纽带——秦可卿结构意义初探[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3）：59-64.

[5]胡晓明.秦氏之死与贾府盛极之衰[J].红楼梦学刊，1999（2）：125-137.

[6]曹雪芹.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M].王丽文，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6.

[7]W·C·布斯.小说叙事学[M].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