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一凡+黄昉苨

现在的时代精神是什么？能用上iPhoneX是最牛逼的酷，或者在华尔街挣了一笔钱，你让我认为你们最酷，那我是绝对不认的。

2017年11月9日，《滚石》杂志迎来问世50周年的纪念日。但能纪念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少了。

27岁的《滚石》COO古斯·温纳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挂着父母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照片中两人意气风发。紧邻的书架上放着一本有关上世纪60年代旧金山反主流文化发展的书籍。他的父亲扬·温纳当年领导了这场文化浪潮，又在此后的几十年以主流的姿态接受着新文化的冲击。

2017年9月18日，几乎所有美国媒体都在报道《滚石》即将被挂牌出售的消息，一年前，扬·温纳已把《滚石》49%的股份出售给一位新加坡商人。

曾任《滚石》高级编辑的麦唐内尔得知消息后慨叹：“哪个经历了60、70、80、90年代的人，现在不感到一点伤感？”

献给那些相信魔法能让你自由的人

20世纪60年代末，“来自旧金山的摇滚小报”《滚石》带着严肃面孔，闯入保守的主流视野，成为当年唯一能获得大众信任的年轻人的声音。

它因摇滚乐和嬉皮文化而兴起，一度是世界音乐类杂志的标杆。其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和深刻的思想性，影响了美国社会，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中影响巨大，一度是美国年轻一代的精神旗帜。

但随着当年的时代精神风流云散，以反叛者姿态出场的《滚石》成了主流媒体，年轻人不再投身嬉皮运动，报刊亭里的《滚石》越来越无人问津，一步步踏入低谷。

即便是骨子里钟爱摇滚同时顺从商业规则的扬·温纳，也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新时代正拉开帷幕。71岁的他自称内心充满“纯粹的甜蜜”，希望能遇到一个“有很多钱”的买主。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商业环境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时代精神不站在他这一边了。”乐评人郝舫告诉火星试验室。他曾担任中国版《滚石》杂志主编，杂志艰难运作一年后便告停刊。

“现在的时代精神是什么？能用上iPhoneX是最牛逼的酷，或者在华尔街挣了一笔钱，你让我认为你们最酷，那我是绝对不认的。”郝舫说。

他是最有资格解读《滚石》与当下社会关系的人之一。他举出滚石乐队主唱贾格尔的例子，这位74岁的摇滚巨星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比起来是那么老气横秋”，意指年轻人不再反叛，而是一头扎进商品社会的利益逻辑中，考虑现实问题。

50年前，在属于贾格尔和扬·温纳的那个旧金山之夏，头戴鲜花、穿着修身喇叭裤的年轻人在街头游荡。

他们热烈讨论着the who乐队第一次造访美国的演出，蜂拥到唱片店抢购披头士的新专辑《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他们也评论美苏冷战态势，为美军在越南的屠杀愤懑。枪口长出鲜花，“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从香榭丽舍大街喊到了旧金山联合广场。

整个国家都被年轻人搅动得沸沸扬扬，美国《时代》周刊惊呼“青少年作乱了”。成长在和平环境的“婴儿潮”一代，早已忘记二战的鲜血和荣耀，反倒对上一辈引以为傲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能让他们感兴趣的，只有反战、摇滚乐和大麻。

至今还有许多人怀念那个年代叛逆的年轻人。最聪明的青年人不以进入哈佛、耶鲁为梦想，更愿意跳出框框、去披头士的音乐里寻找新一代人的轨迹。这让披头士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侬轻巧而目无尊长地说，“我们现在比耶稣更有名。”

每个人都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21岁的扬·温纳也是其中之一。与其他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真的改变了世界。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辍学之后，他和朋友拿出仅有的7500美元，在旧金山一间破旧的印刷厂阁楼里创办了《滚石》杂志。此后的几十年，这本杂志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让摇滚乐从青年亚文化社区登上大雅之堂，也为一代人提供了洞察世界的視角。

“它不仅关于音乐，还关于音乐所代表的一切态度和事物。”在《滚石》创刊号中，温纳写道，“我们要创造一些东西献给艺术家，献给这个行业，献给那些相信魔法能让你自由的人。”

在郝舫看来，摇滚乐就是当年时代精神的解码器，人们通过摇滚乐所秉持的反叛视角，理解政治经济的巨变，解构流行的文化现象。“老头（扬·温纳）比他们看得高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最初就知道，《滚石》不只是音乐那么简单。”郝舫告诉火星试验室。

与大量被当作地下文化的其他音乐小报不同，《滚石》的版式模仿了英国老古板《泰晤士报》，字体用了最正经的新罗马字。温纳打定主意，要给“旧金山摇滚小报”一张最权威的面孔，用严肃媒体的笔调评论保守人士根本不屑一顾的新型音乐。

因此《滚石》引人注目的风格和选题便不难理解。它除了对摇滚明星的深度报道和访谈，还深度介入了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滚石》曾发表数篇特朗普的负面报道和评论。郝舫认为，其报道质量超过《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因为这是《滚石》的基因”。而在2009年，《滚石》杂志将深陷性丑闻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评为“年度摇滚明星”，编辑卡洛·安东内尔给出的理由是，“贝卢斯科尼的生活诠释了摇滚的定义”。

“摇滚界的《华尔街日报》”

《滚石》的刊名取自鲍勃·迪伦名曲《像一块滚石》。西方谚语中有一句“滚石不生苔”，在当时的语境中，“滚石”便意味着浪荡、自由、躲避责任，与彼时正在爆发的嬉皮运动不谋而合。

1967年，全美国“铺天盖地都是对嬉皮士运动的报道”。这些“嬉皮士”离开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流浪，求索，最后在旧金山聚集。他们反主流文化，不屑于物质与消费，为了实践理想，在大城市的贫民社区里过着与金钱绝缘的集体生活。

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流还非常保守。法规仔细地规定了公共海滩女性的泳衣必须覆盖到臀部以下两英寸。在掌握舆论的中年人眼里，摇滚乐和杂音恐怕没什么区别，旧金山雨后春笋般涌出的所有新乐队都是一个德行；披头士的名作《黄色潜水艇》或《草莓田》表达的竟然是吸食致幻剂的感受，足以挑战主流社会的心理防线。endprint

这群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令人困惑。时任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把留着长发的嬉皮士比作“人猿泰山”和他的类人猿朋友们；理查德·尼克松则管这些人叫“废物”。记者、社会学家和旅游大巴一批又一批地来到嬉皮士聚集的梣树岭。近距离一睹“人猿泰山”的风采，成了游客没法错过的旧金山旅行体验。

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写道，“摇滚乐是 60 年代的宗教——不仅是音乐和语言，而且也是舞蹈、性和毒品的枢纽，所有这一切集合而成一个单独的自我表现和精神旅行的仪式。”如果说摇滚乐是60年代的宗教，那《滚石》一定是这个宗教的《圣经》。

1967年11月9日，温纳与一众编辑将4万册《滚石》投送至旧金山大大小小的报刊亭。杂志封面是密密麻麻的发刊词和戴着军帽的约翰·列侬，这是列侬拍摄反战电影《我如何赢得战争》时的照片。温纳说这是当时可供选择的最好的一张图，“因为它涵盖了音乐、电影和政治元素。”

第一期《滚石》最终有3.4万册没卖出去，但并不妨碍这群年轻人在印刷厂阁楼里不分昼夜地排版、校对、争吵，那时温纳常对编辑们说，“摇滚乐与其他政治事件同样重要，摇滚明星是新时代的表征。”

当时的摇滚乐还在发轫之初，流行于嬉皮士群体中，关于它的报道也多停留在简单的信息、明星八卦和博人眼球的图片上。《滚石》是唯一一本了解流行音乐有多重要的刊物，用《时代》周刊的姿态撰写摇滚歌手的专访，温纳要求记者长期跟随采访对象，获得与他们深入交谈的机会。它批判、分析摇滚，像批评古典音乐那样一丝不苟。它的报道长度惊人，动辄十几页，被戏称为“摇滚界的《华尔街日报》”。

郝舫是《滚石》的忠实读者，杂志的深度报道和访谈是他最感兴趣的内容，其中的问题深刻且尖锐。“他们整天混在一起，都是哥们儿，那些问题碍于情面也只能回答。”郝舫说。

温纳对摇滚乐的认真态度，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瘾君子亨特·汤普森是“刚左”报道文体开创者；20岁的安妮·莱博维茨后来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1968年，温纳从布兰迪斯大学拉来正在读本科的乔恩·兰多，后来此人因为对奶油乐队的现场演出失望，写下一篇乐评，间接瓦解了如日中天的奶油乐队。

《滚石》被做成了一本白人男性的音乐刊物，但女人也爱读它，黑人也迷恋它，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争相登上封面。它记录了那个年代最令人激情澎湃的瞬间，一脸稚气的鲍勃·迪伦、狂热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the who乐队砸向音箱的电吉他，都曾通过这本杂志传递给美国青年。莱博尼茨拍摄的约翰·列侬全裸环抱小野洋子的照片，更是成为传世经典。照片拍摄5小时后，列侬遭枪击身亡。

在摇滚的黄金岁月里，《滚石》提供了能与之分量匹配的深度报道，杂志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有记者回忆1970年加入《滚石》团队时的心境：“我简直觉得，我们要去拯救世界了。”

“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写稿给《滚石》的读者看。”《滚石》杂志上世纪70年代驻伦敦的记者曾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在伦敦接受一周15英镑的薪水——我关心的人类，他们会阅读《滚石》，他们会读到我的稿子……于是我尽我的全力，写最高质量的报道。”

“资本主义比反叛者聪明”

1969年，《滚石》杂志发表了一篇针对专辑《The Masked Marauders》的乐评，一经刊出，大量乐迷询问专辑消息，事实上这张专辑完全是编辑部凭空杜撰出来的。后来编辑部索性找来一支不知名乐队录制这张专辑，差点登上Billboard热销榜。到了1973年，Dr.hook乐队创作单曲《滚石杂志的封面》，表现《滚石》广受摇滚明星追捧的现象，这支乐队后来真的登上了杂志封面。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它同样受追捧，并担负起新生代音乐人的启蒙。歌手丁薇向火星试验室回忆，當时《滚石》作为舶来品非常珍贵，只能在朋友家里借机翻阅。“即使是六七十年代的欧美专辑，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新鲜的，在杂志上看到那些专业的乐评和采访，那些神一样的存在突然离近了的感觉。”丁薇说。

郝舫上世纪80年代时只能从留学生手里借阅《滚石》，“能看两遍绝不看一遍”，直到现在他还会购买，即便它早已失去当年的感觉。

就在中国的摇滚青年开始互相传阅这本杂志时，《滚石》却在经历一场阵痛。1977年，《滚石》10周年之际，温纳决定把杂志总部迁往纽约，理由是旧金山已经成为一潭文化死水，朝气不再。但真实的原因不言自明，摇滚乐已经不是小众文化，《滚石》也已经大到需要商业逻辑来维持。

温纳决定向市场低头。

这意味着《滚石》必须将销售业绩作为考量杂志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当年的毛头小伙子们，竟也开始做起了市场调查。质疑接踵而至，人们发现《滚石》增加了电影电视的内容，严肃的政治评论越来越少。

“我们那时候不想成为嬉皮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价值观更倾向于传统的报道。我们希望能被保守人士记住。”多年后，温纳对他的传记作者乔·哈根说。

早在《滚石》草创时期，温纳就曾对人说过：“我们并不反文化，我们也不是嬉皮士。我在这儿做这些事，就是为了成功，为了赚大钱，并且我知道，我们一定能做到。”

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对温纳的商业化路线心生抵触，莱博尼茨等一干记者、摄影师选择与《滚石》分道扬镳。奇怪的是，不管他们跳去哪儿，人们对这些人最深的印象，总还是《滚石》记者。

在温纳眼中，《滚石》始终是一盘生意。

他曾说，办摇滚杂志是希望有天自己能见到约翰·列侬。他很快如愿以偿。

约翰·列侬带着小野洋子跟他一起看电影。电影名叫《随他去吧》，是纪录片，跟拍了披头士在分崩离析之前灌录最后一张专辑的过程。列侬看得泪流满面。电影结束后，在马路边，列侬、小野洋子、温纳和他当时的妻子，4个人抱着哭成一团。

1971年年初，《滚石》对约翰·列侬最详尽的一次访谈刊发，列侬在访谈中谈到了披头士成员之间离心离德的状态。访谈一出，乐队也随之走向终点。endprint

出乎列侬意料的是，那期《滚石》销量实在惊人，温纳随后不顾当事人反对，把该访谈单独出书。“约翰对此非常生气。不是气这个采访或者这本书说了什么，而是难过扬就这么背叛了他。”列侬的遗孀小野洋子后来说，“他选择了金钱，抛弃了友谊。”

这两个人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话。《滚石》则凭借这篇报道，奠定了在流行音乐界不可撼动的中心地位。

但黄金年代总会过去，老嬉皮们逐渐成长为中产阶层，新一代的年轻人迫不及待享受社会高速发展的红利，电影电视普及，嘻哈、电子、流行音乐纷至沓来抢占地盘，摇滚乐成了上一代的老古董，这让标榜青年文化的《滚石》处境尴尬。

温纳不理解80年代的流行文化。他可以派出最好的记者去采写，但很难身体力行地站在潮头了。

他始终是摇滚报道的守门人。可在80年代，“摇滚”切中的是大众怀旧的情怀，是吸引中产去饭店消费的噱头。昔日的“反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电视上怀念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剧、电影似乎永远播不完，“摇滚”帮助商人把汽车、手表、衣服、啤酒卖给《滚石》的读者们，温纳靠源源不断的广告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曼哈顿岛上的媒体大亨。

“资本主义比反叛者聪明，它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迅速将自己的对立面商业化，它不是镇压你，而是通过把你变成一种商品，然后把你吃掉。”郝舫说。他受邀担任《滚石》中文版主编时并没有丝毫兴奋，因为他明白，它早已不是六七十年代的《滚石》，“它与《Vogue》的区别只是关注的领域不同而已”。

拥有了50年历史的《滚石》已经从街头小报发展成为商业帝国，各环节流程严谨细密。郝舫当年每使用一张图片都要跟母公司签订合同。“它很规范，但是规范肯定跟摇滚乐这件事是对立面的。”郝舫说。

与此同时，技术的革新不断冲击纸质媒体，《滚石》传统的精英主义基因则决定了它不能及时适应时代发展。扬·温纳不止一次表示，把杂志放在iPad上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面对日益下滑的销售量，他不得不再次妥协，儿子古斯·温纳掌管的数字实验室应运而生，并将成为温纳传媒的主营业务。

扬·温纳无时无刻不在面临情怀和利益的抉择，但他大多选择顺应市场。不过在郝舫看来，温纳作为老嬉皮的精神内核始终没有改变，并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当年《滚石》中文版遭遇阻力，扬·温纳经人传话告诉郝舫，“我相信你和你的团队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要么做烈士，要么顺应时代”

温纳灵活的商业头脑力保《滚石》维持至今，但时代风向已变，人们嘲笑左派的乌托邦，不关心社会需要的变革，不再理解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为何人潮汹涌。

音乐人也不再将《滚石》封面当作功成名就的标志。在丁薇看来，“音乐人通过音乐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性的看法，也自然会带着自己的态度。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态度，价值观的方向也会有不同的变化。”

《滚石》始终与它诞生的那个年代站在一起。不管是创刊20周年、30周年还是40周年的回顾，这本刊物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总是落在激情燃烧的60年代。

2007年，温纳再次亲自采访鲍勃·迪伦，聊着聊着，他们还是忍不住回望上世纪60年代。

“你知道，那个时候……流行文化和舆论，都是非常清淡的，既无聊，又无趣。”鲍勃说，“可是潜藏在这种表面之下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而您激发了那个世界……”温纳说。

“是啊，我们都激发了那个世界。”鲍勃·迪伦说。

老嬉皮的倔强无法抵御时代的潮水。挂牌出售之前，《滚石》已经经历了数次危机，他们将波士顿爆炸案嫌疑人放上杂志封面，引起全美讨伐；2014年，它对弗吉尼亚大学轮奸案的报道最后被证实子虚乌有。由于报道操作时未能遵循应有的章程，《滚石》身陷官司，声誉大跌。

更让年轻乐迷不能忍受的是，《滚石》总在关注几十年前的乐队和乐手，对新兴摇滚乐队始终不感冒。涅槃乐队的专辑曾被《滚石》抱以不屑的态度，但他们当时已经是最受年轻人瞩目的乐队。

郝舫认为，《滚石》的厚古薄今恰恰能体现它的坚持，“在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乐队出来之前，放上经典摇滚明星是最稳妥的选择”。

他担任主编时，常跑到肖全家里翻照片，翻出了窦唯站在胡同口那张；采访朴树时，他要求记者每天跟着朴树，跟两个星期再开始写报道。他曾对媒体说，因为挂着《滚石》的标志，所以我们不能妥协。

至于今天的局面，郝舫并不觉得《滚石》做错了什么。“六七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就是反叛，所以它能不断壮大，但是时代不一样了，跟《滚石》怎么样无关。要么你就做烈士，要么你就（顺应时代）。”

虽然摇摇欲坠，《滚石》50年的历程依然让人惊叹。

它留下了鲍勃·迪伦在不同时代的9篇深度访谈；从1967年至今，几乎每一位有分量的摇滚名人都登上过《滚石》的封面；为他们拍摄的，通常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与他们交谈的，也是同时期最有名的作者。它记录过披头士的分道扬镳，也见证保罗·麦卡特尼在人生暮年里回忆过往时说，尽管有过种种不愉快，想到披头士，自己依然会微笑。

“这50年里的每一周，当你手中握着那本实体的杂志的时候，你也握着扬·温纳写给文化、写给他自己的情书。现在它们都淹没在美国浩瀚的档案文件中了。”《滚石》前记者哈根在温纳的传记中写道，“千百万人曾在《滚石》的书页间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对《滚石》诞生50年后的时代精神，听摇滚乐成长起来的郝舫不能苟同。“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很酷，但玩的真是他们（老嬉皮）18岁就玩剩下的东西，玩来玩去就是去当热门商品的奴隶。”在他看来，这甚至与年龄无关，更多的关乎心态，关乎面对世界的勇气。

儿子在旧金山读书，郝舫最近每年至少去旧金山两次。虽然很多他喜欢的书店和唱片店关门了，但他还能在那里发现嬉皮士的痕迹，连那里的乞丐都与众不同，他们浑身污垢，举着纸牌子，上面写着“我想来一根儿”，他指给儿子看，“太有意思了”。

不过，那年的旧金山，头上戴着鲜花的人们，所有的一切都随着年岁渐长而消失无踪。扬·温纳应该对此早有准备，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指了指桌上鲍勃·迪伦的歌词，说，“If youre not busy being born， then youre busy dying.（如果你不是忙著生，就是忙着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