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东

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中国照相馆摄影大师刘志清认为，不能因为拍照数码化了，后期处理方便了，就把摄影师该做的事情给忘了，摄影師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的。

在这里，新人培养并不能速成。师徒制曾是中国照相馆最核心的业务传承模式，也是培养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1956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王府井画了一个圈，把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划给了一家从上海迁来的单位——中国照相馆。

16位中国照相馆的职工带着老婆、孩子以及照相馆里的全部家什，与当年同批迁京的上海服务业职工一起，乘坐铁皮列车来到了北京。

2017年12月，当《中国名牌》记者走近中国照相馆王府井店时，看到一楼玻璃橱窗里摆放着3张党和国家领导人标准照，从左往右依次是刘少奇、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用金色的相框镶嵌。走在王府井大街上的行人，都可以看到。

此外，有无数名流曾走进这家照相馆。他们中，既有政界人物，也有科学文化精英，如华罗庚、林巧稚、茅以升、周光召和马寅初等，甚至还有娱乐明星，如李连杰、好莱坞巨星施瓦辛格。

走进中国照相馆内，仿佛穿梭到了过去的时光。在照相馆3楼的一面橱窗里，有一对夫妇从黑发到白发，从二人世界到儿孙绕膝的一系列照片。

从1946年订婚照、1947年新婚照直至1997年的全家福、50周年金婚照、60周年钻石婚照，一张张照片不仅记录下来了王起洪、吴文霞夫妇两人容貌、表情、发型、服饰的变化，也记录下了家庭的变化，甚至折射出了时代的变化。他俩前不久还在这里拍下了70周年白金婚照。

两位老人都是知识分子，最早的婚纱照是在上海的中国照相馆拍的，后来因工作关系，他们调到了北京，而中国照相馆也几乎跟他们同一时期迁至北京。

两位老人认为，这是属于他们的弥足珍贵的记忆，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照相馆记录着他们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那一张张照片讲述着一家人的喜怒哀乐、聚散离合，照片给予他们的不仅是对现在的满足，更是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看这些照片，觉得这一生过得既不容易，也过得很高兴，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家庭的发展，也能反映我们国家的变化。

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里，王起洪、吴文霞夫妇朗读了木心创作的诗歌《从前慢》：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中国照相馆原工会主席高里奇说，王起洪和吴文霞夫妇两人的生活态度特别乐观，有文化，素养也高，对生活质量比较讲究。他们不仅自己去，还要求子女去，婚纱照管不了了，年轻人时尚爱去影楼什么的，但是结婚证上的照片必须上中国照相馆照。

中国照相馆总经理助理许建波对《中国名牌》记者透露，王起洪、吴文霞夫妇一家现在有四代人了，夫妇俩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五年计划——每5年到中国照相馆拍下一张纪念照。两位老人一生的坚守也成就了中国照相馆与顾客之间的一段佳话。

金字招牌，源于上海迁京

王起洪、吴文霞夫妇是上世纪50年代因工作关系从上海调到北京的，而中国照相馆也在1956年从上海迁至北京。

许建波说，自己1979年入馆，他的父亲、弟弟也都在中国照相馆，自己的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入馆的。

1937年，江苏武进人吴建屏到上海滩，在静安寺旁开了一家照相馆，取名为中国照相馆。

1956年公私合营后，为响应周总理“繁荣北京服务业”的号召，中国照相馆迁来北京，落户王府井大街南口，也就是如今东方新天地的所在地。许建波透露，1956年中国照相馆是王府井大街靠近长安街的路口第一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选的地方。

1988年，从1956年迁址北京后的3层小门店，一跃迈入了王府井女子百货大楼这栋9层高楼。据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整个大楼北头的1至8层都属于中国照相馆。也正是在那一阶段，中国照相馆呈现出几大鲜明特色：个人肖像照、婚纱照、儿童照完全成型。

1999年，这个历史悠久的中华老字号搬迁到王府井大街180号，也就是如今的位置。其营业地址虽然有所调整，但仍然离王府井大街南口只有几百米之遥，属于王府井步行街的黄金地段。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的照相馆一直伴随着北京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从干板、大木架子到数码、电子修版；从正经八百、规规矩矩坐着看摄影师的皮球在手里捏一下，到十年前满大街拎在手里的数码相机，再到现在随时随地的手机拍照；从以中国照相馆为代表的老字号到一些新兴的婚纱影楼和儿童照相馆

一度遇困，近年向好

高里奇讲述了周总理在中国照相馆照相的故事。1956年，周总理来照相时，特别交代不能戒严，不能影响照相馆正常营业。拍照当天，周总理跟普通顾客一样排队等候；细心地发现摄影师紧张，还与摄影师——时任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亲切拉家常，让他放松心态。周总理的这张标准像也由此诞生。

周总理照相以后，很多中央领导人和名人都到中国照相馆拍摄照片。中国照相馆还曾为毛主席修复过一版照片。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照相馆刚刚迁京时，每天从清晨四五点钟就在店门前排起了长队，有专门工作人员向顾客分发号牌，一般号牌发至下午3点，但拍摄室每天要忙至深夜10点左右才能收工打烊。

1992年，王府井大街改造工程开始，加之那时候的人们大多不讲究照相，因此，中国照相馆陷入了从未有过的低谷。endprint

许建波透露，为了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与发展，经过市场调查，中国照相馆当时的负责人孙秀珍决定打破传统坐店经营方式，抓住1999年国際老人年的契机，走出店门，开展为老年人免费拍照、并赠送照片的活动。

这一步看似简单，却迈得并不容易。因为，过去想在中国照相馆拍照，一般需要清晨四五点钟排队，每天只发200个号。如今，师傅们不得不放下架子。

这项看似冒险的活动最终为中国照相馆赢得了许多回头客，将中国照相馆从企业的“生死线”上拉了回来。有一次，外派小分队到天津提供上门拍照服务时，当地的一家媒体评论说，中国照相馆的师傅能放下架子从北京跑到天津来服务，天津照相馆的师傅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

2001年，中国照相馆完成了从集体制到股份制的改制，改制后职工控股达到了70%。

大约在2005年前后，全家福家庭合影开始兴起，中国照相馆的业务量进入快速增长期。如今，中国照相馆在北京已拥有多家分店，在哈尔滨还有了加盟店。

许建波表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重视家庭，所以，现在的生意好多了，最近五六年是一年比一年好。每年都来照一次相的顾客，至少占顾客总量的一半。

要的就是“中国照相馆”这几个字

这是一个周六。中午12点，在中国照相馆三楼，周先生一家围在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脑前。周先生六岁的女儿刚刚在照相室里拍摄了大头照。

周先生说，摄影师逗孩子还真是有一套，合影的时候，最难招呼的是孩子，因为你很难调动她的情绪。2个摄影师，一个负责拍，一个负责逗，跟说相声一样。来来回回照了小10张，然后就说差不多了。

接下来，工作人员在照相室外的电脑上依次展示着刚才拍摄的照片，周先生夫妇、女儿及其姥姥围在电脑旁，挑选、讨论着哪张照片最好看。经过多轮比对、讨论，终于挑选出了最满意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照片将进行专业的后期处理，请20日后再来取照片。

第二天，被选中存储在U盘里的数码相片以及写明后期整修等要求的工作单，将会被一辆汽车从照相馆门店统一收集，然后送往刘家窑的一个“车间”做后期处理。许建波说，他的弟弟就在刘家窑“车间”工作。

在周先生一家四口的身后不远处，几位在排队等待照相的顾客正在交流心得。其中一位30岁左右男士说，没想到照个相还要排队排两个小时；旁边另一位50岁左右男士说，如果10点左右到的话，排队的人比较少；旁边又传来一人的声音说，如果早上9点就来的话，应该能直接照上相吧

“要的就是‘中国照相馆这几个字。”市民孙先生表示，1977年，父母带他来中国照相馆拍了周岁照。在他的印象中，毕业、结婚、生子、孩子升学、老人大寿……只要家里有大事、有喜事都要来拍上一张照片留作纪念，春节的时候全家老小还会来拍全家福。“过年拍全家福已经成了我家的传统，感觉有一种代代相传的仪式感，不照全家福就觉得这个年过得不完整。”他说。

“春节的时候来照相的人最多，”中国照相馆办公室主任鲍晨表示，“我们照相馆最主要的三类业务是结婚照、家庭合影和儿童大头照，而来此拍照的原因，第一就是仪式感，一些有意义的事、郑重的事，需要拍照留念；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照相馆自1956年迁京以后一直在王府井这里，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这是一种儿时的记忆与情结。”

一张结婚照，真实记录那个铭记一辈子的时刻；一张张大头照，看着你一年年长大；一张张全家福，与你一起慢慢变老、儿孙满堂

鲍晨认为，不论是子女带着父母来照相，还是父母带着子女来照相，都是一种中国式的情感表达方式，“中国人不像很多外国人那么奔放，每天早上还拥抱”。

从拍照形式上，顾客来拍怀旧风格的比较多，其中大多数是民国风。2017年初，包括许建波在内的一批老师傅组成的新领导班子正式上任，号召员工为今后的发展出谋划策。有员工提议中国照相馆增加民国风的项目。服装、道具、背景上都比较容易实现。服装主要是旗袍。

许建波透露，有的人看了电影或电视节目，觉得里面的场景（例如民国的）不错，就特意来到中国照相馆照那个时期的照片。

真实、本色是品牌形象

鲍晨表示，中国照相馆坚持真实、本色的原则，不会像其他一些照相馆（例如某些婚纱影楼）那样拍得不真实；修片也只是把照片处理得更自然一些。“如果你只看修过的照片，你不会觉得这是修过的；只有你把原照片与修过的照片放在一起，你才能看出哪张是修过的。”鲍晨说。

许建波说：“我们的照片修得很自然，就在本身基础上美化，而有些影楼拍的照片，都认不出来是谁。”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照相馆在拍摄、冲版、修底工艺等方面，都是其他各家照相馆模仿的对象。刚迁到北京时，因为能拍摄洋气的婚纱照，被很多年轻人追捧，有人甚至彻夜排队。橱窗宣传照上模特的发型和服饰，更是引领一时潮流。

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中国照相馆摄影大师刘志清认为，不能因为拍照数码化了，后期处理方便了，就把摄影师该做的事情给忘了。摄影师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的。

曾经有一位男士，眉间和右嘴角上各有一道很深的疤痕，造成嘴有点儿歪，而且左脸大右脸小。这位男士因此对拍照非常抵触，但因为工作需要，必须拍摄一组肖像照，他专门找到了刘志清，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不能修图，要自然，不能难看。”

拍照时，刘志清让这位男士稍微向左侧身，头向左歪一点，疤痕就离镜头远一点，嘴形也得到矫正。同时，通过打光，适当填平了疤痕造成的阴影，通过嘴角上扬，留下“蒙娜丽莎”般的神秘微笑。最重要的是，要在照片中充分突出优点来吸引目光，从而让人忽视缺点。刘志清要求男士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住前方，提高眼睛的清晰度和专注感，这样，在黑白照片中，眼睛就成为最大“亮点”。再通过打侧光，使五官轮廓更加分明，愈显男性的刚毅。endprint

这位男士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满意的肖像照。

许建波同时也是中国照相馆的高级摄影师。他说，“人来了，一看就知道怎么布景。有的人看着嘴歪，一笑嘴就不歪了；或者，笑轻点嘴歪，笑得更大些嘴就不歪了。”

在中国照相馆拍照的顾客贾女士说：“大师和一般照相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师愿意找出你这个人的特点（特别的地方与优点）来强化与展示，他给你拍出来的作品还是你熟悉的自己，只不过是有正面特点的自己。一般的摄影师，可能也看出你脸一边大一边小，但是偏偏给你来个正对，让这个缺点无处掩盖。照片在于展示真实生活中的积极风采，需要艺术加工——在自己可以接纳的范围内，而不是像某些婚纱照一样‘千人一面。”

心情高兴，拍出来好看

记者曾不止一次前往中国照相馆。记者发现，不时有坐着轮椅前来拍照的腿脚不便的人，而照相馆的工作人员会主动帮助坐着轮椅的顾客。受此感染，记者也加入了帮着扶轮椅、开门的队伍。

许建波说，中国照相馆的营业地点是一座老楼，没有电梯，地处王府井，也不便加装电梯，所以，如果有坐着轮椅的顾客过来，工作人员就会帮着把轮椅直接抬到拍摄间，而拍摄间在二楼或三楼，一楼是负责开单子、取相片的前台。

许建波认为，照相本质上是情绪的事，一定要让顾客心情高兴，这样拍出来才好看。

“我们是老字号，本身就强调服务，现在，顾客投诉几乎没有。”许建波说，“不但要有温馨的服务，还要有可靠的技术。”

在这里，新人培养并不能速成。师徒制曾是中国照相馆最核心的业务传承模式。1938年，吴建屏在上海收徒时，师傅师娘端坐正堂，3名弟子在红毯上跪拜磕头，敬酒献茶，当着保人在关书（旧时进商店当学徒或进戏班学艺时订立的契约）上画押。学徒三年零一节，其间不能回家探亲，照相馆管食宿，不发工钱。

傳统拜师礼，后来慢慢过渡为简单的敬茶仪式，到现在，只剩下“口头上说一声了”。传统的学徒制磨性子。现代社会已不容许旧式师徒关系存在，但中国照相馆依然在努力营造一个微型的人情社会。

鲍晨说，中国照相馆专门从相关大专院校招学摄影、PS（数码修片）、化妆的学生来，学生来了之后都需要学习，新来的摄影师必须学三年，修片要学更长时间。鲍晨刚进馆的时候，就学了3年修片、4年摄影，后来才转到了管理岗位。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人，年轻人的心得放在这儿，首先福利在那儿呢，然后是亲情。”许建波说。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说：“相机开始复制世界的时候，也正是人类的风景开始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发生变化之际。”中国照相馆的人们当初恐怕没有想到，这家照相馆本身就见证了无数人的情感故事、人生故事、家族故事，见证了王府井、长安街、北京乃至中国的时代变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