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北京 100872）

一、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

在《作为文化的传播》这本论文集的第一部分第一章《传播文化的研究取向》一文中，凯瑞开宗明义地将传播这一概念一分为二地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为便以把思想做出归类，我们在描述中可以把传播的定义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传播的传递观是最常用的，包含“把信息传给他人”的隐喻。19世纪，由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交通运输的便捷，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与货物（或传送人）位移相同的过程，我国最初引入传播概念时，曾将传播译为“群众交通运动”（mass communication），正是把传播当成传递观念的体现。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接讯息在空中扩散，而是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息的表征（representation）。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为了使这个概念便于理解，凯瑞例举了生活中最常见的传播现象：以读报纸为例，他认为如果从传递观看这个行为，就是从报纸中获取信息资讯，减少不确定性的过程；而从仪式观来理解，报纸的呈现和介入在构建读者的生活与时间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一种文本，是一种对现实的呈现，为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不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已经成为仪式的一部分，重要的不是我们在报纸上获得了什么内容，而是读报纸这个行为本身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它为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

通读整本论文集，凯瑞对传播仪式观的引入和描述集中在《传播文化的研究取向》一文中，虽然没有做鸿篇巨制的阐发，却标新立异地为我们看待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笔者从本论文集关于仪式观的描述中摘选出文化、秩序、对话、共同体、典礼、共享、符号、表征这些关键词，能比较典型地概括出这一概念的核心思想——突破当时传播学领域（尤其对于大众传播领域）一直以来对传递观的独占与偏好、对经验研究的一味推崇，而从文化研究视角以人文社会学科的方式看待传播，厘清传播与文化、社会乃至传播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二、凯瑞的理论思想渊源

为什么凯瑞要另辟蹊径地提出传播仪式观这一概念呢？这与他自身思想与学术倾向密切相关。其学术倾向可以从他个人对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看法中窥得，在其所著文章《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中，力挺芝加哥学派，认为这才是传播学研究之渊薮，推崇杜约翰·杜威、罗伯特·帕克、乔治·米德，不赞同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以及他们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凯瑞的研究不同于后来的哥伦比亚学派以功能主义和心理学的视角考察传播对于人体产生的直接影响（效果研究），而是强调传播对于共同体构建、社群、身份认同、文化、群体集合等长期的、整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凯瑞提到，传播学不应在经验式的范式下裹足不前，而应该开辟新的传播研究视野，即从杜威的同事及其后人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学的社会思想中汲取营养。凯瑞不赞成美国传统的只有经验的、量化的传播学研究，提出要恢复美国传播研究中芝加哥学派的地位，重新连接薪火，将其发扬光大。凯瑞认为，美国的社会学科总体上对传播的看法属于传递观的范畴，即要么根据权利模式，要么根据焦虑模式建构，大体上与信息理论、学习理论、功能主义和使用与满足分析所发现的现象相同，这些研究致力于对态度的改变、形成或心理因素的分析，而忽视了文化形式和社会秩序的关系，忽视了传播对社会的构建。凯瑞的态度能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中清晰看到，他开篇就赞扬杜威的研究思想：“他的著作极有深度，具备创造性思想所共有的超越性，与此同时带来了惯有的复杂性和令人困惑的矛盾性，但这正是我们大多数著作所缺少的东西。”凯瑞认同其关于传播现象的评价：“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之中。”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注意到有趣的一个地方，即杜威将传播（我们所平常称之为的传播）分为两个概念来叙述（transmission和communication）。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transmission就是后来凯瑞所提出的传递观，而communication即为仪式观所代表的含义？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的杜威，他研究传播是从传播与社会关系入手，认为个体只有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才能发现自我意识，因此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共同体是基本的。可以说，通过仪式来构建一种相同的信仰、秩序乃至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共同体的构建过程，这是一种从宏观角度理解的传播行为，杜威与凯瑞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帕克著有《移民报刊及其杂志》，主张运用经验性材料探讨在现代城市中如何消除不同文化社群之间的冲突，实现文化与身份的整合，反对量化经验研究，反对统计分析，帕克的经验研究是指接触活生生的社会，这和凯瑞的传播创造社群和诟病实证量化研究这些基本思想大抵一致。另外，在《传播文化的研究取向》一文中，凯瑞花了比较大的篇幅阐释符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提出符号既是现实的表征（symbol of），又为现实提供表征（symbol for），认为“宗教仪式并无二致。在某种形态上它代表了人类生活的本质、人类生活的条件与意义，在另一种形态上宗教仪式提供了一种形态，它所扮演的特性就是描绘”。仪式是人类学和宗教学的核心概念，是意义的象征，具有明显的宗教意味，可以这样理解，人们创造并参与宗教仪式，又从宗教仪式中获取新的意义，这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的本质是相关的。凯瑞进一步将人们参与传播仪式描绘为一种戏剧性的行为，在这种戏剧性行为中，读者作为戏剧演出的旁观者加入这一权利纷争的世界，不免让人联想到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二者都深受符号互动论的影响。

以上，是詹姆斯·凯瑞本人的一些思想渊源，即源于芝加哥学派的历史传统，可以说是一个纵向的一脉相承的过程。

三、传播的仪式观与文化研究学派

从横向上比较，既然传播的仪式观关注的是文化与社会的构建，那么就不能绕开文化研究学派。在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克利福德·格尔兹有所了解之后，笔者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凯瑞的思想和观点受到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或者说二者有相通之处），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别。文化研究不同于经验研究，它不是试图去预测人类的行为，或者测量传播的效果，而是试图诊断（diagnose）人的意义。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一文中认为，文化模式是一种感觉的结构，“它是所有实际社群中一种非常深刻和广泛的支配，确切地说，它是传播所依赖的。”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和《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两篇文章中，凯瑞都提到了雷蒙德·威廉斯，并援引威廉斯的观点。对于社会生活，威廉斯认为它不只是权利与交易，也是一种仪式的秩序，包括对美学体验、宗教思想、个人价值情感的分享。从研究视角上，凯瑞赞同威廉斯提出的大众传播学在研究上的局限与盲目，而大众传播学在总体上忽视了传播首先是一种实践、规范和形式。威廉斯对于共同体和社区的思想与凯瑞所推崇的杜威的思想不谋而合，虽然凯瑞和威廉斯分处大西洋两岸的美国和英国，但其学术旨趣是颇有相同之处的。同为美国人的克利福德·格尔兹在方法论上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路径——深描，凯瑞更是在自己的文章中将读报和巴厘人斗鸡做了类比，并且对格尔兹评价道：“虽然他接受了现象学、语义学、英国哲学即欧洲文学批判的影响，格尔兹仍与美国社会坚硬的表面保持联系。”

凯瑞是一个扎根美国的文化研究学者，这就决定了他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不同的文化背景。首先，凯瑞的文化研究关注秩序、共同体和社会构建，相比传统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没有多少批判色彩，更没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引入；第二，另一位英国文化研究巨擘——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似乎与传播的仪式观不搭边（或者说与传递观更有联系）。另外，即便是格尔兹，笔者认为他与凯瑞的一些差别体现在，格尔兹在深描说中明确提出的方法是微观的，并且认为微观是可以推广到宏观的，而在传播的仪式观这个视角，凯瑞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对于传播仪式的分析能否只在微观层面，如果能，是不是同样能够推广到宏观，这个问题凯瑞没有做出明确解释。

四、传播的仪式观与媒介事件

传播的仪式观让笔者联想起媒介事件这个概念，媒介事件是由戴扬和卡茨提出来的，在电视时代，是指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媒介事件不同于日常新闻，它们通常是策划出来的，要进行宣传和广告发布，目的是以集体的心声凝聚社会力量，唤起人们对社会及其合法权威的忠诚，在仪式中构建认同感。

从仪式和构建认同层面上说，两者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点，媒介事件注重这个过程中的仪式性，不关注电视节目的文本本身，而关注观众在收看、见证乃至去完成的过程，其产生的作用包含增强大众的凝聚力、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可以说，每一个媒介事件都是传播仪式观良好的研究对象，比如查尔斯和黛安娜的皇室婚礼、美国总统的竞选辩论、奥运会。可惜的是媒介事件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卡茨与戴杨最初只将其定义在了电视这个单一媒介上（虽然之后也有扩充，但前后理论概念并不完全一致）。

五、结语：传播仪式观理论视角的启示作用

以上介绍了传播仪式观的一些历史背景和思想起源，下面从个人理解出发，简要地说明这个理论视角的启示作用。

首先，传播仪式观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让我们对传播一词有了更深层面和更复杂的认识。不同于拉斯韦尔的5W模型，仪式观完全以另一种方式阐释了传播的作用，不再拘泥于传者中心、受众为中心、传播渠道这些我们常常关注的研究内容。

其次，在互联网时代，传播仪式观这个视角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原因在于：

（一）互联网、移动端的快速兴起以及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使人们有了非常多的选择空间和完全不同的个性偏好，同时自媒体的兴起使公众拥有传播话语权，比较现在受众和半个世纪前的受众，差别无疑是巨大的，过去的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在今天会遇到更大的难题，一些存在的理论或许已经失去意义。

（二）根据当下现实情况，笔者认为现在的共同体在从线下一步步走进线上，互联网社区、网络仪式非常丰富。互联网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可以承载人们对于共同信念的需求，例如在中国渐渐火起来的“知乎”，就是一个以知识、兴趣相投为群体圈子的网络社区。再例如B站这类兴起的网站，他们的成员甚至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你如果不在这个文化群体内，就无法了解他们的沟通方式，而对于一个火热的作品的围观，就类似参与到一次狂欢和群体认同的仪式中去，这样的例子在互联网世界里并不少见。

在一个传播愈加碎片化、分众化的环境里，传播仪式观为我们提供了社会整合和构建共同认同的理论依据。传播不仅包含着信息，更包含着仪式与共享，比如我们的春晚，这是万众瞩目的仪式，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共同拥有的记忆，进而产生集体内部的认同。如果受众的兴趣都转向个人化的信息渠道，比如网络、社交媒体等，不断细分与强化，那么这个社会就会缺乏凝聚力，人们对于社群共同面对的事情会愈加冷漠，难以形成大的共同体。正如杜威所说，想要一个大的社区变为大的共同体，就需要传播。

总体来说，凯瑞为我们看待、理解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传播仪式观在当今正有着发挥功用的一片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