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莉

“监视，作为一种全球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起源于现代资本主义形态和官僚制实践的增长。现代监视理论是资本主义企业、官僚组织、民族国家、机器式的工艺和新型社会连带发展的自然产物”[1]。“监视社会”这一概念形成于福柯《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通过对全景敞视监狱中监视者目光与权力的深刻分析，福柯预言权力已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学校、医院、教养院等，不管凝视的目光在不在场，人们已从内心形成了自我规训，实现了权力的监视效果。如果说在前现代和现代时期，如福柯所言，权力的规训还多以一种隐在的肉眼监视来完成的话，那么进入后现代社会，一种公然的监控已布下天罗地网，将社会中的人们全部收入囊中。

关于视觉机器的概念没有定论，不少学者把照相机和传统摄影机归入视觉机器范畴，但本文中的视觉机器，乃保罗·维利里奥所说的“不仅能够识别形状的轮廓，还能够全面解释视觉场域，解释场面调度，靠近或远离复杂环境的场面调度……即不用目光就能获得一种视觉的可能，其中,视频摄像机将服从一台计算机，这台计算机为机器而不是为某位电影观众承担对周边环境的分析能力，自动解释事件的意义。”[2]即视觉机器是一种高于一般图像拍摄的具有智能的拍摄机器。当下，随着媒介技术不断突破，视觉机器这个概念开始频繁出现。一般认为，视觉机器的核心技术在于视觉检测，它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综合了光学、机械、电子、计算机软硬件等方面的技术，涉及计算机、图像处理、模式识别、人工智能、信号处理、光机电一体化等多个领域。视觉机器相较机械之眼所具有的优势在于监控的日常性，权力关系的隐秘和缠绕性。

1 屏性媒介与监视的日常性

屏性是相对于纸性而言，学界将文字以降到影视艺术出现之前看作纸性媒介时代，之后则是屏性媒介时代。因此，屏性媒介一定是拥有机械之眼的，但除此以外，技术化观视又必须要加上高速、智能和交互等特性才能更好地概括屏性媒介的本质，所以，屏性媒介是机械之眼与计算机的合成。今天，我们的电脑、智能电视和手机完全具备以上功能，它们表现出了无数倍于人的裸眼视力和大脑分析力的超能，虽然只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摄像头，但它们的综合知觉能力却藉此建立，且精准度高。如此，当一个人面对一块屏幕的时候，我们能说是他在看还是他被看呢？保罗·克利就在其《手册》中写道：“如今是物体在看我”。监视就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操作在进行：隐匿在每一块屏幕背后的某些装置正将个体的身份信息、账号密码、消费记录、工作住处、邮件往来以及移动路线等进行复制。吉登斯认为，相较于传统社会，监控已迅速改变了国家权威和所辖人口的关系。行政力量日益进入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并渗入到最为私密的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信息储存、核计和传播的电子方式，已越来越侵入这个时代，信息控制连同通讯、交通体系等能够直接监视人的一举一动。[3]

媒介与权力的联合一方面方便了权力的渗透；另一方面，也给大众营造了虚幻的权力实现想象。与屏性媒介相伴相生的是风生水起的社交软件，即时聊天一举击溃空间距离，文字、图片、语音和视频交互使用，使用者们迎来了史上最好的交流时代。交流就意味着信息共享和民主，大众的言论权力似乎得到了张扬，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在意表达意见，各个网站、论坛和朋友圈充斥着对时事的针砭。不仅如此，人们还主动承担起新闻报道者角色，只要举起手中的手机，一条新闻可以在瞬间“轰炸”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的眼球和耳膜。不知是照相机搭上了手机的顺风车，还是手机被照相机所俘获，二者的结合的确成就了监视的最好利器。这一双机械之眼可以随时随地地摄取它感兴趣的画面，而且可以无限复制、反复观看、甚至歪曲更改。这种监视不再是单向度地发生在传统的权力实施者和对象之间，而是形成全方位包围，每个人既是监视者又是被监视者。

2 同景监视

“同景监视”由托马斯·马蒂森提出，又为“对观监狱”，这种监视是指新的权力技术的发展（主要是指大众传媒）使多数人观看少数人。“但是，这一监狱与前现代的同行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的被观看者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不可企及的主宰，地位的鸿沟是不可超越的，仪式是为了区分，为了制造驯服的观看者，任何模仿都被认为是僭越；而现代的监狱是为了制造模仿，制造天天向上的努力，被观看者与观看者之间的差距只是一小步，恰当的努力会跨越这种差距。”[4]马蒂森所谓的“前现代的同行”是指在阶级权力分化严重的时期，在仪式化的场所，作为观看者的劳苦大众，与作为被观看者的指统治阶级，二者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权力地位鸿沟，且统治阶级希望通过这种仪式感和距离感增加权力的至高无上和威严。但在阶级标签不再明显的时代，以及消费社会的到来，各种商业资本借助于全媒体语境将其诉求以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方式展现出来，以实现其诱惑和售卖目的。表面上，个体在纷繁复杂的商品包围中似乎有着充分的选择权力，或享有私人订制的尊贵，但实际上早已沦为资本的奴隶。更为高明的是，人们被“你也可以拥有”的口号洗脑，不断奋力追寻理想的生活模式，以期复制同样的神话，最终却落得空空如也的下场。在追逐的过程中，个体丧失了自我创新与个性，成为工业链条上一颗微小的螺丝钉，所谓“上帝”和“粉丝”不就是权力的圈套吗？所以，无论是德波的景观社会，还是鲍德里亚所谓的消费社会，居于其中的个体都是被商品裹挟前行的人，他们已不能自我独立思考，因为目光所至，都是商家精心打造的生活模式。鲍德里亚曾质疑福柯的监视社会：“关于权力，福柯对我们说的那么好……难道这不正是权力已经寿终正寝了吗？权力不仅因为撒播而无法确定其位置，而且它也以某种至今我们尚不清楚的方式被纯粹且直接地消解掉了，或者是由于逆转和取消而被消解掉了，或者是经由类像而转变成了超真实。”

3 结语

后现代时期的西方语境中，政治经济形式的变化和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使监控形式发生了多种流变，隐形、分散、全方位包围和符号化是其重要的特征，如何在监控的重重封锁中找出一条突破口，是每一个人都应思考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听听德勒兹的建议，他认为当今社会已经由监控社会转变为控制社会，人们表面上似乎获得了信息资源和自由表达的可能，但数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高效结合使得西方已进入最严密的控制社会。

[1]戴维·莱恩.监视理论的阐释：历史与批评视角[J].刘建军,译.政法论丛,2012(1):74.

[2]保罗·维利里奥.视觉机器[M].张新木,魏舒,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和暴力[M].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党西民.视觉文化的权力运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