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茜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梁庄系列”以社会调查和口述实录的方式进入乡村，尽可能客观地呈现了当代中国农村凋敝的荒野图景，并以此来投射中国。与虚构文学相比，显然，它与生活的关系更加贴近。“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与命名，而这对于文学来说，已经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1]

一、回梁庄——探索吾土吾民的生存图景

“非虚构”专栏的设立虽是意外之举，却旨在号召作家们离开二手经验，走出书斋，走向生活现场，走向吾土吾民的真实生活。《中国在梁庄》的出现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即对吾土吾民关怀的全新姿态。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侨寓者返乡‘早已成为一个恒定而富有诗意的叙事母题。”[2]带着当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关怀故乡的责任感，梁鸿勇敢走入梁庄。《中国在梁庄》以多重的视角去深入乡村的肌理，以多个声部去倾听乡人的声音，真实再现了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村难以言说的生存状况。当代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梁庄自然也是这样。可贵的是，作者满腹乡愁地回望故乡，却不局限于个人情感的范囿。当她回到故土，却惊异于冷漠的高速公路、污浊的河流、破败的房屋以及人烟稀少的乡村。“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她的温暖，她的营养的多少，她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3]无疑，地理空间环境的破坏无法给予生活在这座村庄的人们以更多的“营养”，然而更为可怖的是环境恶化的背后是乡村文化内蕴的溃败。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更多的农村人远赴城市打工，田间路头晃动着的只有孱弱的老人、稚嫩孩童的身影。荒草覆盖的村庄里，新房和锁头的数量同步增长。显然，整个村庄失去了它的内在活力，其中体现最为明显的是留守问题。昔日里光辉灿烂的梁庄小学墙壁上赫赫写着的“梁庄猪场，教书育人”，这无疑带有绝妙的讽刺意味。学校的破败一方面与乡村落后的教育资源有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乡人教育意识的逐渐淡漠。村子里的孩子大都不愿意读书，认为即使读完大学还是找不到工作，因此早早辍学外出打工，贫困代际轮回。而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必然造成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的大量出现。父母的关怀与教育的缺席，祖父母溺爱式的抚育，这都会让孩子得不到正常的成长引导。王家少年无疑是最为醒豁的荒野景观。他本是学校里的优等生，因偷看了哥哥新房里的成人影像，难以克制原始欲望，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太，走向了沉重的犯罪道路，更为沉重的是，并没有人因此反思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农村里的老人或操劳于孩子的生活或担忧于儿媳的谩骂或因孩子的意外而终日活在自责与愧疚中。同时，留守妇女也是作者关注的重心。当成年男性外出打工时，她们便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农活还要忍受心理和生理的情感需求。如果说王家少年毁灭于性欲的释放，那么春梅则是死于欲望的压抑。春梅的丈夫常年外出打工，她的思念无处化解反而受到婆婆的抱怨和他人的嘲笑，最终因为把农药洒到别人地里而喝农药自杀。

“与其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的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3]梁鸿以自己的方式回望故乡。作家以其细腻的观察、独特的视角、人文的情怀为我们剖开当代乡村的横切面，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以笔介入现实的参与姿态与社会良知。

二、出梁庄——追寻他乡吾民的心酸历程

《出梁庄记》是作者通过辗转西安、青岛、深圳、北京等多个城市采访在外打工的近三百个梁庄人，真诚地书写了外出打工的梁庄人的心酸历程。如果说老人与妇女孩子留守梁庄的身影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微妙缩影，那么走出梁庄的青壮年们，为了生存，在城市打拼却不被其所接纳。他们存在而不属于的尴尬处境则成为现代文明的哀痛之音。作家用脚步去丈量每一个梁庄人生存的角落，用亲身经历去体察他们走过的路，用心倾听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声音。

“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关系所构成的网络。”[4]走出梁庄的农民即走入城市的农民工，不一样的职业选择却是同样地令人心酸。改革开放后，城乡差距愈来愈大，土地已经无法满足农民的生存需求，农民只好被迫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然而，城市所给予他们的却只有无尽的冷落与嘲讽。对于未来预期，梁庄人却是惊人的一致“既无法回到农村，坐回地道的农民；又无法融入他们那即便生活了二三十年的城市”，[5]其在城市无所适从的处境正是彰显了其身份归属的虚妄性。“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户口也是空户口……农村人本来啥也没有，只要能挣钱糊个口就行，没想着啥。”[6]即使是在西安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虎子，其情感的归属地仍是梁庄。无论是西安的德仁寨、北京的河南村，出梁庄的人大都生活在潦草不堪的城中村、暗黑不见天日的工厂中，为了讨生活，他们无暇顾及尊严与情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网状的，因此“扯秧子”成为人们外出打工最为普遍的方式。“扯秧子，扯出那一地方的一群群老乡、亲戚，沿着最初老乡的居住地，向外扩散，租房子，或私搭私建，形成一个全新的、不被人命名却人人知道的聚集地。粗糙、肮脏、简便、毫无章法、内部却亲疏有别、充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6]通过“扯秧子”的方式将亲人们聚集到一起，从事大同小异的工作，从而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来抗拒本地人的欺侮。最早缔造出“出走神话”的是贤生，其兄弟姐妹在他的提携下得以谋生；在内蒙古做油泵生意的韩家人也是通过其家属“扯秧子”式的帮扶得以来到城市生活。然而，本意是为了团结壮大自己的力量的“扯秧子”，在后续的发展中却滋生出许多情感的裂隙。贤生的四弟贤仁结婚都没有告知大哥足可见其芥蒂之深；恒文与朝霞的互相埋怨也能够看出手足之间由于金钱关系而产生的多重微妙关系。然而，即便是这样抱团生活、出梁庄的人们仍然还是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或明或暗的挤压，赚最少的钱，吃最多的苦，却依旧无法赢得生存的尊严。与现实的暴力，物质的贫困相比，精神的折磨更加让人无语，即来自城市内部人们对于农民工的敌意与隔膜。德仁寨的围墙更像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界线。这矮矮的一道墙不仅是城市对于农民的拒绝，更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霸道的宣言。

三、梁庄——探索非虚构文学的价值与情怀

毫无疑问，在向壁虚构之风的盛行下，“梁庄系列”具有积极意义。与虚构文学相比，它毋庸置疑带有真实性与可靠性。然而，这种真实与可靠显然不等同于纪实文学或者报告文学。梁鸿饱含乡愁以梁庄女儿的身份重返家乡，追寻乡人，无论是对梁庄人细枝末节生活的展示还是对于城乡矛盾的深切关注，都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于底层抑或对于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有学者认为：“梁鸿的这两本著作既是‘阐释中国’焦虑的表征，也是‘呈现中国’的尝试。她从一座村庄打开了中国，同时，还打开了一种写作方式，一种人生态度。”[7]由此可见，“梁庄系列”的文本价值要大于它的文学价值。

梁鸿的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十分鲜明，即关注底层，要为农民发声。即便是在写作过程中，她不断质疑自己，不停反思自己写作立场，仍旧没有损害这种鲜明性。梁鸿抛开启蒙姿态，舍弃学者身份，直击当下，介入现实，竭力展示了一个当下的吾国吾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梁鸿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她的努力，她既带有当代知识分子回馈家乡的人文关怀，也带有当代学者对于乡村生活诚挚刻画的饱满敬意。“梁庄系列”的独特意义更在于它的人文性、真实性，以及作者探索文学实践的种种尝试。诚然，在理性的阅读中，我们不应该只局限于它的价值，更应该明确在一片叫好的情势下，非虚构文学的无力性。虚构的作品已经不包含真实的生活，那么非虚构的文字便可直接抵达生活的真相吗？显然不是。有学者认为其是“单向度的摄取”，[8]在访谈中，采访者会引导受访者言谈的方向，回答的角度，而后经过采访者的整理和选择，我们才能看到所谓的非虚构文本。前文已经提及，“梁庄系列”的内核是“侨寓者返乡”，时隔二十年，梁鸿的再次进入能否保持情感的克制尽可能地客观，而村人们对一个略显陌生的进入者，能否立刻在访谈中推心置腹地说出心里话。在我看来，这是值得质疑的地方。这不仅仅是这两部作品的问题，近乎所有的非虚构作品实则都经不起绝对真实性的拷问。同时，非虚构文本以社会调查的方式得以展开，这就不可避免造成写作者的旁观姿态，即只能观看而无法进入，只能通过记录过去的历史而不能展开共识性的期许，对于在现代性转型中的痛苦灵魂，只能抚摸而无法慰藉。这是“梁庄系列”的缺陷，同时也是非虚构文本的无奈。

作家梁鸿以自己的力量去烛照乡村生活，同时也为文字观照人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中国在梁庄》是梁鸿将目光投射到故乡所获得的生存描述；《出梁庄记》是作家将笔触聚焦到走出家乡的人们身上所体验的无奈与困惑。两者一内一外，互为犄角，共同塑造了一个动态的文学景观，呈现出别样的真实。